在我國廣闊的土地上，分布着近萬座寺廟，其中不少古廟都已歷經千年風雨。
河南嵩山太室山的南麓，便有着一座千年古剎——法王寺，相傳它最早建於公元71年，距今已經近兩千年之久。
2000年，由於法王寺遭到一夥盜墓賊的毒手，使得廟裡的僧人發現了法王寺地下隱藏千年的秘密。
在專家的陪同下，人們發現了被塵封一千多年的法王寺地宮。
當眾人進入地宮後，被眼前的一幕驚呆了：一具乾屍枯坐在石台上，身邊放着一個精美的盒子。
從乾屍的體態來看，這是一位僧人，在身旁的盒子中，專家發現了一枚佛舍利，一時間諸多疑雲圍繞在眾人心頭，這位高僧是誰？他為何會獨自枯坐在此？
這座法王寺是我國最早的寺廟之一，它只比我國第一座寺廟白馬寺的建成時間晚了三年，是佛教傳入我國後，最早興建的寺廟之一。
相傳，法王寺是漢明帝劉庄為印度高僧“攝摩騰”和“竺法蘭”譯經傳教而下令建造的。
在建成後的近兩千年時間裡，法王寺多次改名，經歷了無數波折，最終在宋仁宗時期定名“嵩山大法王寺”，此後沿用至今。
1987年，法王寺經歷了一次大規模的修繕，這次修繕中並未發現地宮的存在，這也給十三年後法王寺被盜墓團伙盯上埋下了伏筆。
2000年春的一天，法王寺的僧人在送走了所有的香客和遊客後，照例進行打掃，僧人們輕輕拭去佛像上的灰塵，隨後在方丈的安排下，在殿堂里誦經禮佛。
入夜後，僧人們紛紛就寢，只留下幾名守夜僧靜坐在殿堂中，此時他們不知道的是，一個盜墓團伙已經無聲無息地潛入到了法王寺內，他們的目標，正是法王寺地宮。
這個盜墓團伙在作案前可謂是做足了功課，他們查閱了大量關於法王寺的資料，畢竟這是一座千年古寺，其中不知埋藏了多少不為人知的珍寶。
半夜時分，趁着僧人熟睡，盜墓團伙帶着工具，來到了法王寺，在確定沒有被人發現後，盜墓賊拿着工具開始挖掘。
不一會兒，一個一尺見方的洞穴就被挖好，幾個盜墓賊翻身入洞，打着手電摸索着前行。
行進了一會後，盜墓賊除了黃土之外毫無發現，正當一伙人準備掉頭離開時，一扇石門在手電的照射下，出現在了眾人的眼前。
團伙里有經驗的成員，一眼就看出這是地宮的石門，並且斷定這扇石門背後就是法王寺的地宮，他們此行要尋找的珍寶，很可能就藏匿在石門之後。
在石門周圍找了一圈後，盜墓賊並沒有發現任何機關，為了避免夜長夢多，幾個盜墓賊掄起工具，試圖強行破壞石門進入地宮。
但盜墓賊破壞石門發出的聲音，引起了幾名守夜僧人的注意，幾名僧人迅速朝着聲音的方向跑來，與在外把風的盜墓賊撞了個面。
負責把風的盜墓賊眼見已經敗露，趕忙朝着洞內大喊，不到一分鐘的時間，洞里的盜墓賊匆匆忙忙鑽出地面，帶着工具逃離現場。
由於盜墓團伙人數較多，守夜僧人根本無力阻攔，只能眼睜睜地看着盜墓賊們逃之夭夭。
守夜僧人連忙叫醒了方丈和其他僧人，隨後在方丈的帶領下，幾名僧人下到了洞穴里。
不一會兒，方丈一行就發現了那扇石門，看着這扇門，就連方丈也呆住了，因為他在寺里這麼多年，也從未聽說過寺廟地下還有着一座地宮。
擔心貿然打開石門會引發未知的機關，方丈並沒有着急打開，而是等到翌日天亮後，選擇了報警並且通知了有關文物部門。
這天上午，專家和民警趕到現場後，在和方丈商討後決定打開地宮。
眾人來到石門前，經過專家的反覆確認後，在專業工具的幫助下，這扇石門被順利打開。
石門背後，是一條長達數米的狹長甬道，寬度還不到一米，勉強能夠讓兩個人並肩而行，一行人打着燈一步步向前摸索着前進。
穿過甬道後，眾人來到了地宮的大廳，在大廳之中有一座石台，上面盤坐着一具乾屍，在乾屍的身旁還放着一個精美的盒子，除此之外，大廳里別無他物，並沒有什麼珍寶。
專家一行人圍繞乾屍觀察了許久，方丈結合乾屍的體態以及身上殘破的衣物推斷出，這具乾屍應該是一位高僧，不過暫時無法得知他的身份。
方丈將目光轉到石盒上，他猜測這應該是用來存放佛舍利的工具，果不其然，在打開石盒後，方丈在盒中發現了一枚骨狀物，經過仔細辨別，這正是佛舍利。
雖然不知道這顆佛舍利具體是哪個部位的，但無論如何這都是一件令人興奮的消息，因為在此之前的幾百年里，法王寺還沒有發現過佛舍利，而作為擁有千年歷史、我國最早的佛教寺廟之一，這一點着實有些遺憾。
這一發現被迅速報告給了相關部門並引起高度重視，經過研究後，有關部門決定對法王寺地宮進行發掘，防止再度被盜墓團伙盯上。
經過為期月余的清理髮掘，法王寺地宮的全貌終於展現在世人面前。
這座地宮由大廳和幾個甬室組成，專家經過仔細的清理，共發現了20多件器皿，包括銅器、玉器、陶製品等等。
雖然僅僅發現了20餘件文物，但每一件都有着上千年的歷史，件件都是珍品，當然，在地宮發現的所有文物中，佛舍利絕對是最令人興奮的，更是珍品中的珍品。
清點完所有的文物後，專家隨即將視線放在了那具乾屍上，為了探究乾屍的身份，專家們進行了多番探討。
對於乾屍的身份，眾人說法不一，但在探究乾屍為何會和佛舍利一同出現在地宮中時，幾位專家的看法不謀而合。
專家推測，這位高僧應該是在生前時，法王寺遭遇變故，為了保護佛舍利，高僧不得不選擇帶着舍利，潛入地宮內，最終在地宮內坐化，後來地宮被掩埋於地下，法王寺為此沉寂多年，當法王寺再度興盛時，舍利之事早已不為人知。
為了徹底弄清乾屍的身份和地宮沉寂千年的緣由，專家再次對法王寺地宮展開了仔細的發掘，這一次，專家在地宮石門之外，發現了一方石碑。
這方石碑之上，密密麻麻地刻着一些文字，專家認為這方石碑是解開地宮乾屍之謎的重要線索，隨即對石碑進行研究。
經過專家的辨認，這方石碑上總計刻着88個字，碑文的最上方是“釋迦舍利藏志”，這就說明，這方石碑是記載佛舍利入藏法王寺一事的石碑。
碑文正文記錄了佛舍利是在隋朝仁壽年間入藏法王寺的，“仁壽”是隋文帝楊堅於601-604年使用的年號，碑文的落款是“圓仁，天如”時間為“大唐會昌五年”。
按照碑文的記載，專家查閱了相關的史料，根據史書記載，“圓仁”並非我國本土高僧，而是從日本遠渡而來，“天如”則是那個時期法王寺的一位高僧。
公元838年，45歲的圓仁以“請益僧”的身份，隨遣唐使來到大唐，隨後來到揚州開元寺學習梵語，其後幾經輾轉於大華嚴寺、資聖寺、大興善寺、大法王寺等地。
有了這方石碑，專家初步判斷這具乾屍的身份為圓仁，至於為何圓仁會帶着佛舍利在地宮內坐化，專家從石碑上所刻的“大唐會昌五年”中，找到了答案。
大唐會昌五年，即公元845年，此時在位的唐朝皇帝是唐武宗李炎，他在位時期實行了滅佛政策，史學家將這一事件稱為“武宗滅佛”或“會昌毀佛”。
唐武宗之所以發動滅佛行動，是因為在唐朝時期，寺廟和僧人享有特權的。
首先，寺廟不用繳稅，其次，僧人也可以免除賦役，在這樣的背景下，寺院經濟瘋狂擴張，到了唐武宗時期，其規模甚為龐大，已經嚴重影響了國家財政，且威脅到了統治集團的利益。
到了會昌年間，朝廷因討伐澤潞（今山西霍山以東以及河北涉縣等地），急需財政支持，再加上唐武宗李炎本人又崇信道教，在李德裕的支持下，唐武宗發動了滅佛行動。
在滅佛行動下，全國各地的寺廟均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打擊，輕則被裁撤人員，重則被直接拆毀，僧人也受到了殘酷對待，大量僧侶被殺，僥倖存活的僧人也被迫還俗，僧人的數量急轉直下，佛教遭遇到了重創。
據數據統計，武宗滅佛行動在全國拆毀了近5000座寺廟，為唐朝皇室收回了多達千萬公頃的土地，數十萬僧人被殺，被迫還俗的僧人共計26萬有餘，是佛教傳入我國後，遭遇的最嚴重的重創之一。
石碑中的“會昌五年”，更是時值武宗滅佛的高潮。此時的圓仁，正在法王寺傳播佛法，在聲勢浩大的滅佛行動下，法王寺和圓仁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打擊。
在官府的窮追猛打下，法王寺的諸多門殿悉數被毀，寺內的佛像也被破壞，僧人有的被殺，有的被迫選擇還俗，一場滅頂之災已經降臨在法王寺。
在這緊急關頭，為了保護佛舍利，避免它落入官兵之手，圓仁法師果斷地站了出來。
圓仁自知根本無力與官兵對抗，便選擇帶着佛舍利，在天如法師的帶領下，獨自潛入了地宮之中避難，在將圓仁送入地宮後，天如轉身離去，繼續和官兵對抗。
等到外界的喧囂平息時，圓仁已經在地宮內度過了數天，好在地宮內儲備有供寺廟日常所需的食物，圓仁得以堅持下來。
數日之後，圓仁聽覺外界已經平靜，本計劃帶着佛舍利走出地宮，但轉念一想，官府為了斬草除根，勢必會派遣士兵在寺廟守株待兔，圓仁思緒良久，最終放棄了逃生的機會，選擇留在了地宮中。
幾日後，圓仁靜靜地在石台上坐化，佛舍利被他放在身邊，由於當時法王寺眾多僧人被殺，還俗的僧人在高危的時局下，也不敢回到法王寺，這座地宮也逐漸被人遺忘。
不過人間自有真情在，當初將圓仁帶入地宮的天如，在一段時間後，回到了法王寺。
天如回到法王寺後便直奔地宮而去，當他打開地宮的石門後，卻發現圓仁早已坐化。
天如法師知道，圓仁是為了保護佛舍利而獻出了生命，他決定將此事記錄下來，遂找到工匠刻了一方石碑，豎立在地宮石門外。
其實，天如法師本有機會可以將佛舍利帶出地宮，但可能是礙於當時的時局，天如法師沒有選擇這樣做，而且佛舍利藏在地宮裡，這本就是最好的保護。
會昌六年唐武宗李炎去世後，繼位的唐宣宗李忱重新尊崇佛法，使得滅佛行動宣告結束，從此，圓仁法師便和這枚佛舍利一起，被封藏在了法王寺地宮之內，這一封就是一千多年。
直到2000年，那個盜墓團伙意外挖到了地宮石門，這才使得法王寺地宮重見天日，圓仁和佛舍利也終於不再蒙塵，時隔千年回歸到社會視野中。
此後，法王寺多次舉辦展覽，圓仁法師的屍身和佛舍利作為鎮廟之寶也參與了展出，不過隨着法王寺地宮故事的傳播，一些學者對這具乾屍的身份提出了質疑。
因為有史料記載，唐宣宗大中元年，即公元847年，圓仁法師攜帶佛經、法器等物東渡回國，並且受到了當時的天皇接見，後來他在比睿山建立寺院弘傳佛法。
公元854年，圓仁出任延曆寺第三代座主，秉承日本高僧最澄遺志，繼續弘揚大乘戒律，十年後病逝於日本。
按照這個記載，圓仁最後是回到了日本，那麼法王寺地宮內的乾屍就不可能是圓仁，至於他到底是誰，至今仍沒有一個令人徹底信服的說法。
不過筆者猜測，這具乾屍應該是時任法王寺的住持，因為當時的圓仁只是恰巧在法王寺，他並非法王寺的僧人，況且佛舍利如此重要的信物，不太可能交由一個外來僧人保存。
其次，那方石碑的落款是“圓仁，天如”，這是兩個名字，而石碑的落款一般都是碑文的撰寫者，有時也會有石碑的鐫刻者，這就說明這方石碑的碑文，是由圓仁和天如兩個人共同撰寫的。
如果那具乾屍是圓仁，那這方碑文就是天如為他撰寫的，那麼落款就應該只有“天如”，他又怎麼會將碑文記載的對象寫在落款里？何況此時圓仁已經坐化？這不就好比墓碑的落款是墓主人？
所以事實或許是這樣的：時任法王寺住持為了躲避官府的追捕，也為了保護佛舍利，帶着佛舍利在圓仁和天如的見證下躲進了地宮。
後來外界平息後，圓仁和天如找到機會回到這裡，當他們打開地宮石門時卻發現住持已經坐化，在悼念的同時，兩人一起撰寫了碑文。
待石碑刻好後，兩人又找機會將石碑豎在了石門外，這樣一來，就可以解釋碑文的落款為何是圓仁和天如兩人了，後面的圓仁回國也就合乎情理。
遺憾的是，我們或許永遠無法得知這具乾屍的真實身份，他是圓仁也好，不是也罷，但他是為了保護佛舍利而獻身的，這一點毋庸置疑。
因為他的心中，作為一個僧侶，佛舍利就是他的信仰，為了信仰獻身，自己死而無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