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評介｜《山雀派》：告別沉重的記憶

文/王栩

（作品；《山雀派》，［美］雷蒙德·卡佛 著，湯偉 譯，收錄於《我打電話的地方——雷蒙德·卡佛短篇小說自選集》，人民文學出版社，2012年7月）

一個關於分手的經歷成為歷史，對人物“我”非常好的記憶力來講，無疑是一個負擔。小說《山雀派》即是“我”擺脫負擔的講述，講述負擔的由來與起因，以及相衍相生的始於“我”內心的困擾。

一切源於“我”的回憶。回憶那些粘在“我”腦子裡的事，並不是一個輕鬆的過程。“山雀派”是一個與童謠有關的典故，意思是講述記憶里的事就像背一首童謠一樣容易。可它顯而易見的負面效應，除了讓“我”感受到回憶帶來的沉重，心緒不會像背童謠那般愉快。

“那天晚上”，回憶在過去時態的時間面上開了頭。一封信，是回憶里的具體事物。這封“我”妻子寫的信，以一種不真實的面目帶給“我”與“現實世界”相悖的記憶。“我”對自己的記憶力相當自信。“我”所列舉出的種種歷史事件，意在表明，在和事實有關的事情上，一個非常好的記憶力對“我”起到了不小的幫助。妻子的信，“我”能一字不漏地複述出來，可“我”對信件真實性的懷疑，讓複述信件的內容成了靠不住的決定。

懷疑聚焦在對筆跡的認定上。從信的筆跡來看，“我”不相信，信是妻子寫的。信里對“我”的指控表露的情緒卻是她的。第一次，“我”對自己的記憶力產生了疑慮，“我”記得妻子的筆跡對判斷信件的真偽沒起上任何作用。為了求證妻子的信是否同事實有關，“我”用交代“我們的生活”的方式來鞏固自己對記憶力建立的自信。

交代過去的生活驗證了記憶力的可靠，心緒卻並不令人感到愉快。在“我”和妻子的這段歷史中，鄉間孤寂的生活讓這段歷史沉悶無趣。“我”能適應它，妻子則在依靠自己的力量融入鄉間的過程中產生了無助與絕望。這當中又牽扯到曾經的理想。理想豐滿到“我”和妻子垂涎於它給一對尋常夫妻帶來的虛幻的鼓舞——在鄉間擁有一棟房子，享有生活的寧靜。事實上，寧靜作為孤寂一詞的注釋，在時間進行到“現在”，於“我”的回憶中明白了當初和妻子去鄉間生活並不是個好主意。

對鄉間的這段回憶，有一個繞不過去的事件加速了妻子的衰老。在“我”記得的那些歷史事件里，總有一個因素決定了事件的形成，並導致其最終的走向。這一因素在“我”和妻子的生活史上，是孩子們顯而易見的冷漠讓妻子感到悲傷和不滿。儘管如此，來鄉間生活對妻子仍然是件很困難的事。“非常困難”。可歷史就是這樣，總是因素主導了事件，環環相扣的產生了“我”和妻子生活史上難以收拾的不快。

“搬來鄉下”的決定讓妻子的精神狀況變得很差，直到無法繼續忍受下去給“我”寫了那封處處皆是指控的信。這封信，“我”照正常的書寫順序複述出來，是妻子對目前生活狀況的道破。“我倆已有很長一段時間沒能好好談談了。我指的是真正的談話”。妻子的信，對“我”和她的生活史是一段有效的補充。它補充出，在那段鄉間生活中，“我”和妻子已處於交流的困境。“孩子們離開了家，我們談話的時間回來了。……但是能說的卻越來越少了”。妻子的信，作為一種歷史文本，和“我”的回憶共同構成了一對夫妻過往的生活史料。它不甚明晰，被太多的濃霧包裹着。信的筆跡，依舊是“我”對信的真偽所存留的疑點。

“我”也不能確認這封信一定是假的。其中“有些指控也許是真實的”。事實存在於語焉不詳的判斷里，這使得歷史的迷霧自有其聚積而起的條件。“我”的回憶里，妻子離開的那晚，起霧了。霧，給正在進行的一切蒙上了撲朔迷離的色彩。就是在這麼一個霧蒙蒙的晚上，一封信從“我”房間的門縫塞了進來。

信，是否妻子寫的，疑點猶如窗外的大霧，總是在對事實的躲閃下難以讓人探知到真相。真相往往只有一個，對它的難以觸及讓獲知真相的過程免不了耗費無窮的心力。“我”對妻子的信的再次閱讀，即是耗費心力的過程。這個過程，不是去對一段鄉間生活史的重新回顧，而是在“我”對信件內容東一句、西一句地閱讀下，讓構成那段鄉間生活史的全部事件失去時間上的順序。“這樣一來，也就削弱了它的打擊力”的同時，使得每一個單獨的事件都能以摘要的方式有着同真相關聯的可能性，並在“我”的記憶里成為歷史材料佔有同等重要的位置。

“我”從妻子的信里羅列出的摘要，諸如“滑石粉撒在廁所里，包括牆上和踏腳板上”、“一個彈殼”、“精神病院”、“均衡的觀點”、“墳墓”、“孤獨感”等等。它們有着歷史材料的文本特性，在各自對真相關聯的可能性上，成為“我”記憶力的沉重負擔。從這些摘要入手，探究妻子離“我”而去的真相猶如研究歷史那麼複雜而煩瑣。其中的精細程度不但要剖析每個材料的獨特性，更要撥開迷霧直面材料背後的終極意義。

小說對終極意義的表現，在於卡佛用出現在濃霧中的兩匹馬暗示出從鄉間搬離，是“我”和妻子仍然可以相依相伴的一種選擇。可那是歷史製造出的終極意義，絕非基於“我”的心性而產生出來的終極意義。

濃霧中的兩匹馬被聞訊而來的牧場工人趕上了拖車。“拖車裡的一匹馬嘶鳴起來，另一匹也跟着嘶鳴起來”。嘶鳴傳遞出不安的訊號，擠在一個拖車裡的兩匹馬不再擁有在草坪上隨意吃草的愜意，拖車所象徵的狹窄空間會擠壓成它們此後的生活。那不是“我”的生活。或者，想要什麼樣的生活，對“我”來說，不再重要。解釋生活的點點滴滴，是記憶留下的負擔。卸去這樣的負擔，重要的在於清除記下的那些歷史。這樣，不再有沉重的記憶，不再背負歷史前行。

“我在對歷史說再見。我親愛的，再見”。回憶到此為至。以之結尾，恰似“我”心緒的放鬆。妻子的離去，就像對一段歷史的告別。擺脫了記憶的糾纏，至少在“我”這裡，不會留下多年以後，某個人可資回想的記錄在解釋的層面進行塗抹和描畫。這是歷史饋贈後人的形式，在“我”明了一切的前提下，於“現在”的時間面上及時阻止了它的延續。

卡佛洞悉了歷史的詭異，也明白記憶一旦承載了歷史所獲得的沉重。這難以改變。可一個關於分手的故事能隱含卡佛想說的話，願意如何面對生活，沉重地還是輕鬆地，對卡佛來講，答案並非二選其一。

2023.9.8

——文中圖片均為網絡配圖，與正文內容無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