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人物》杂志一篇题为《互联网大厂的厕所难题》的报道，让“如厕自由”这个“隐痛”再次进入人们的视线。早在三个月前，拼多多男员工因厕所坑位不足、在小便池拉屎这一事件，就曾登上热搜，引发热烈地讨论。而在《人物》的报道中，员工无法自由如厕的公司远不止拼多多，限制如厕的条件也远不止坑位少，还有按秒监测如厕时间、在洗手间安装信号屏蔽器、使用不符合人体力学的坐便器‧‧‧‧‧‧
这些关于互联网公司如厕问题的讨论或许存在着过度“妖魔化”的情况，但其背后还有更值得关注的问题。如厕自由，可能是所有自由中最理所应当也最微不足道的一种，因其特殊性，也显得更难以启齿。可是，当互联网公司为其员工提供几十万乃至上百万的年薪时，作为交换暗藏的代价却是他们全部的时间、精力，包括如厕自由。
“带薪拉屎”，是员工的正当权利吗？厕所，真的是效率的敌人吗？如厕自由，对 “打工人”而言何以如此重要？
撰文丨肖舒妍
01
被剥夺的如厕自由
“带薪拉屎”的“微观经济学理论”最早由日本网友提出：每天在上班时间拉屎10分钟，一年即可累计40小时的拉屎时间，四舍五入相当于5天的带薪年假，蹲着就能把钱赚了。这套理论很快就风靡网络，被众多“打工人”奉为圭臬：在开会、加班不断挤占个人空间时，尽可能忙里偷闲在厕所多待一会儿，成为了对资本压迫的最大反抗。
但互联网大厂的员工们很快就发现，“带薪拉屎”并没有想象得那么容易。
首先横亘在眼前的是僧多粥少、人多坑少的硬件问题。尽管财力雄厚的互联网公司基本都有自己的厂区或办公大楼，租用的写字楼配套设施也不会太差。例如拼多多的总部位于上海金虹桥国际中心，世界500强企业有8家都在这栋大楼办公。但再好的配套设施也赶不上互联网公司的极速扩张。2017入驻金虹桥国际中心时，拼多多约有1000名员工，但短短三年之内，它的员工数量增长了6倍，达到了6000人，洗手间的数量却没有办法同时扩张。于是，同一个坑位平均需要服务的人数也就扩大了6倍。
与此同时，伴随着互联网加班文化的盛行，员工在公司办公的时间也从标准的8小时延长到了12小时、甚至16小时，期间需要使用卫生间的次数也随之成倍增长。
加班时间一长，一些只能在私人空间完成的事项也不得不转移到厕所隔间。卫生间便升级成为了可以补妆、放空、打游戏和痛哭一场的特殊场所。当你强忍着便意在厕所外排着长队，却隐约听到队伍尽头的隔间里传来小声的啜泣或肆无忌惮的游戏效果音，心里怕是五味杂陈并有无数草泥马奔腾而过。
根据世界厕所组织统计，每人每天平均需要上厕所6-8次，除去睡眠时间，这就意味着你每天要在公司去3-5次洗手间，排3-5次的长队，为“如厕自由”崩溃3-5次。
360公司开发的「去哪蹲」小程序。
崇尚效率的互联网公司管理者当然注意到了这一点。为了有效缩短洗手间门口的队伍长度、减少员工单次如厕时间（以尽可能增加员工工作时长），各大互联网公司也是各显神通：快手的厕所隔间顶部加装了计时器，屏幕直接显示使用者的如厕时间，精确到秒；字节跳动的洗手间安装了信号屏蔽器，防止员工一边如厕一边玩手机；360和搜狐公司都开发了专门的小程序或App，可以随时查询各楼层厕所使用情况以及预计排队等位时间；英国一家公司甚至专门发明了一种马桶，相较于普通马桶有一个11-13°的倾斜角，使人不适，难以久坐……网络流传的相关讨论或许存在着“妖魔化”的倾向，但其背后的问题指向值得我们深思。
“你好！办公室里工厂般劳作的新日程！你用铅笔写的字，你归置档案的习惯，你去洗手间的时间、或者你是否真的去了洗手间，你在饮水间逗留的时常和你浪费的分钟数，都会被手持秒表的男人记录下来！”尼基尔·萨瓦尔在《隔间：办公室进化史》一书中描绘的1920年办公室日常，在100年后的今年，还在如期上演，并借由科技的手段，呈现出更精确也更恐怖的一面。
让最为正常的生理需求，也成为争分夺秒的竞争，这一切可能要归咎于（或归功于）现代科学管理之父弗雷德里克·泰勒。他一手参与了福特汽车第一条流水线的创建，他的《科学管理原理》是现代化生产的扛鼎之作。为了保证所有员工都能以最高效率最快工作，他把每一项工作都分解到最小工序，并拿秒表计时，为每道工序计算出“标准速度”，以此作为员工的工作准则。当然，如厕的时间也要计算在内。如此一来，工作不再依赖于人，而是人，成为一个庞大运转系统的一部分。
《隔间：办公室进化史》，[美] 尼基尔‧萨瓦尔著，吕宇珺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5月
在泰勒的引领之下，1900年，一群热衷于效率的管理人抓住了时代的精髓，创办了一本名为《系统》（system）的杂志，在“系统成就伟业”这一板块，杂志每期都会引用各大事业有成的高管的言论，来确认商业机构中“系统”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不仅是外卖骑手，无论你是出入高端酒会的优雅白领还是年薪百万的超级极客，全部困在这个系统之下，无法逃离。（《系统》杂志于1930年更名为《商业周刊》，现为美国最著名的财政企业杂志之一。）
02
厕所：“打工人”最后的隐私和反抗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尽管管理者想到了种种方式来缩短员工使用洗手间的时间，但人们还是能通过一切科技手段找到有微弱信号的坑位，或干脆借公司厕所排队太长的理由到附近商场放空。
为什么厕所对“打工人”而言如此重要？
因为这是“打工人”仅存的隐私空间。
在19世纪办公室诞生之初，每位员工都有权享有自己独立的房间，至少工位之间存在一定距离。但随着白领阶层的人数不断增多，独立办公室的面积也越来越小，逼仄的空间使人压抑也降低了工作交接的效率。于是一位设计师一拍脑袋，拆除了所有小小格子间的隔断，将白领们带入了“开放式办公区域”的时代。员工的视野随之开阔，同事之间的关系也随之亲密，彼此之间不再有厚厚的围墙或者沉重的大门，只有一张薄薄的隔板，抑或几盆绿色植物。
但“开放式办公”的问题随之而来。没有了独立办公室的保护，员工们的一举一动都暴露在同事们的众目睽睽之中，再加上巨大玻璃落地窗的推波助澜，人们的隐私荡然无存。一声突然想起的电话铃或是进门时高跟鞋的踢踏声，就能吸引整个办公室的目光。
在办公室，人们有权利保留一定的隐私吗？即使在工作时间，也有不想让同事看到自己午餐爱吃什么的时候，也有因为难缠的客户情绪失控的时候，也有身体不适想要休息的时候，而休完产假的女性员工，更需要一个私密空间来解决生理问题。但开放式办公空间却剥夺了这些个人最后的小小权利。
办公楼仅剩的独立隔间，只剩下洗手间。于是厕所承担了本不属于它的功能。它是化妆间，也是更衣室，是游戏厅，也是母婴哺乳间，能让人逃离办公室的嘈杂静下心来思考，也能让人真正卸下防备大哭一场。在残酷的职场要求每位员工都做一个“情绪稳定的成年人”时，只有厕所能收下他们无处安放的负面情绪。
厕所，不仅是人体生理废料的处理厂，也是人们情绪废料的垃圾桶。
字节跳动厕所里的贴纸。
此外，躲进厕所也是职场人面对日益盛行的加班文化最后的反抗。尽管8小时工作制已经成为国家明文规定，但“996是一种福报”才是职场心照不宣的潜规则。
《人物》在报道中提到，一位拼多多员工“整个月工作时间只有280个小时，排名整组倒数，为此专门被找去谈话，挨了一顿批，”此后，他再也不敢第一个下班，保证每个月的工作时间不少于300小时。300小时意味着即使全月无休，每天也要工作10个小时，而按照国家标准工作时长，一个月只需工作160个小时。
加班时间长未必等同于工作效率高、完成任务多，（在管理者看来）却至少意味着对公司忠诚度高、对工作奉献精神强。没有人“有胆量”第一个下班，直接导致了所有人即使在完成既定工作的情况下也要留在办公室“摸鱼”。恶性无效加班所侵占的私人时间，只能选择躲进厕所来补回。
03
论“带薪拉屎”的正当性
在人人为“带薪拉屎”拍手叫好时，没有人意识到，所谓“带薪拉屎”就是建立在员工的每分每秒都属于工作、属于公司的默认前提之上的——老板用一份薪水买下了我所有的时间，或者干脆买下了“我”这个人，因此我在这段时间花一分钟喝水、花三分钟去洗手间、为自己做任何一件事，都是赚到了。
正如乔治·奥威尔《自由之盼》一书中，主人公波林先生所感慨的，“我得到了工作……而工作也得到了我……”
但事实上，即使上百万的年薪，也只能买到一个人的工作产出，而远远不够买下这个人作为人的全部，但作为“打工人”，他们却没有勇气向工作对生活的侵占说“不”。自由职业者真正让人羡慕的，就是他们只出售自己的工作成果，却不出售自我。
由此来看，如厕作为一项正常而正当的生理需求，本就应该包括在工作之中，“带薪拉屎”不是捡了便宜，而是行使一种正当权利。
阿里的男女厕所分别被命名为“观瀑亭”和“听雨轩“。
而从企业管理者的角度出发，厕所也未必天然就是效率的敌人。也许可以让互联网公司尝试一下，允许员工在“带薪拉屎”时放空走神，正是为灵感的诞生提供了空间。
有价值的想法未必诞生于工位之上。被剥夺了如厕自由、困在系统中的员工不仅失去了正当权利也丧失了创造力，又和一颗螺丝钉何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