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家三日（二）

等待侄媳下婚车场面

弟弟招待宾朋的地点，安排在盼盼饭店。

几年前，弟弟买了天山集团楼下的一间门面房，现在装饰成了经营烟酒的批发部，生意还行。门面的右手边，就是占了五间宽的盼盼饭店。饭店前面有一个阔大的停车场，对过是几百亩的花园，景色宜人，空气清新。

弟弟安排在这里，自然有互相帮衬的意思。饭店和烟酒是共生关系，就像羊汤馆前的烧饼摊，学校门口的书店，洗澡堂边的照相馆。

十几年前的“三年大变样”，让进城务工的村民受益不少，很多人迷恋上打工，自家耕地荒芜的现象时有发生。尽管老辈人不忍放弃养命的土地，但农产品价格一直很低，在土坷垃里刨出新媳妇，是绝无可能。

弟弟也不甘心一辈子窝在农村，和人结伙在市里开了一家饭店。但在大城市开饭店，可不像有钱有人缘就能红火那么简单，单是按下葫芦起了瓢的杂事就让人心疲力竭。不长时间就赔了几十万元。后来干过合作社，又经过三年疫情，谈不上好，但也不是很惨。

父母在的时候，经常告诫我们兄弟：小窄路遇顶头人，要侧侧身，让对方过去，自己才走得安稳。我想这应该是弟弟这些年，屡经挫折还能挺立不倒的关键。人心都是肉长的，你在关键时刻帮了别人，自然也会被雪中送炭。

在农村，儿子结婚是大事。弟弟安排在饭店，是有些铺张，我也没有反对。家里添人进口最是喜庆，喝点好酒，讲点排场，也没什么不好。好酒好烟给亲朋乡亲们享用，总比请客送礼四处求人心里踏实。

我被安排在礼账桌上。主笔是我上小学时的张老师，共和国的同龄人，头发略微发白，眼睛依然炯炯有神。我记得有次我偷偷跳坑（就是在村边的池塘玩水），到校晚了，张老师让我们站成一排，用指甲在我们胳膊上划道。结果有了白痕，让张老师大发雷霆，打断了手中的木棍。村边坑里的水不是很清澈，风吹干皮肤后会留下一层泥土，这是鉴别是不是玩水的直接证据，我们也无从反驳。

张老师教了一辈子书，三乡五里来的宾朋几乎都是他的学生，而且张老师还能记住大部分人的姓名，我不得不佩服。我问张老师某个人，说教过他的父亲，也教过他的姨夫，还对他上学时的点滴如数家珍。

说到我的故事时，我却没了什么印象，也没觉得上学时怎么用功。说到我后来在城里参加工作后，他去找过我，我隐隐约约能想起来，至于什么事，是不是帮了张老师忙，怎么也想不起来。但也不便细问，只好哼哼哈哈躲过。

我也是靠自己努力从农村打到县城的人，乡亲们谁去找我，总是竭尽全力去帮，因此在村里还有些人缘。幸亏自己这辈子没做过大官，也就没有了当了官怎么不认乡亲们的诟病。

礼账桌负责收红包的是增爷。相比较张老师的瘦小身材，增爷算得上是高大魁梧，然后就是连续不断开张老师的玩笑。张老师不恼，我不好意思接口，只能讪讪而笑。

因为多年的婚姻关系，村里人的辈分很乱，年龄小的骂年龄大的娘，年龄大的开年龄小的媳妇的玩笑，很是常见。大家都不在意，哈哈大笑之后，反而自然随和，更融洽了在场气氛。

相比较官场上那些应付公事地握手，今天天气很好的敷衍话，脸上堆满笑心里却恨不得插上对方一刀的大场面，乡亲们之间骂上几句嘴，抓对方的短处开个玩笑，甚至搂头打上一巴掌，才是感情的真实流露和曾经亲密关系的彰显。

弟弟充其量是个买卖人，礼金不用躲躲藏藏，都是你给我初一，我还你十五的人情往来。有人问是否把礼账抄一份贴在墙上，弟弟嫌麻烦，明确反对。

中午陪弟弟每桌敬了酒，下午就没有再喝，整天酒醉会让弟弟妹妹担心。晚上八点多后，还有朋友陆续来，我却困得不行。仔细的生叔看到后，问我回不回家时，我坐上了生叔的车。

生叔比我大九岁，是我初中时的老师，尽管时间不长，交往却很深。生叔那时是代课教师，教我们初二英语。他不是科班出身，晚上学，白天教，倒也让课堂有声有色。

印象最深刻的是一次上学时，在老家土墙头南边的马路上，我和生叔结伴步行。母亲为我新作了条裤子，为了显摆，我把上衣扎进系了皮带的裤子里。生叔发现我裤子的皱褶挤在了皮带扣的两侧，便让我站好，蹲下身子，双手帮我把皱褶向两边拉平。

这个动作虽不大，但让我既舒适又惶恐。我以后不仅注意到了仪表，而且后来当了老师时，需要在学生面前蹲下身子时，我从来没有一丝的犹豫。

秋雨淅沥沥下了一天，生叔执意把我送到弟弟的房子门口，我只有站在雨中，挥手跟叔再见。

家里有很多人，打了遍招呼，敬了几杯茶水，聊了些天。等只剩下自己家人时，便也不再客气，回屋就进入了梦乡，脚也没有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