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华大学研究生评价体制改革的进程中，从2019年起有4份文件围绕一个主题密集出现：《清华大学关于完善学术评价制度的若干意见》发布，提出“克服学术评价中唯论文、唯帽子、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等倾向”的导向；修订的《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培养工作规定》和《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培养工作规定》提出，不把发表学术论文作为申请学位的前置条件；《清华大学研究生申请学位创新成果标准规定》《关于进一步加强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全过程管理的意见》等文件进一步细化了评价标准。
在2021年清华大学全校教职工大会上，时任清华大学校长邱勇对这场改革的注脚是，“大学不能把学术权力，交给期刊编辑和审稿人”。
这是一场当机立断的改革。身处其中的教授们认为，从“数论文”到“不数论文”的转变是干脆的、不拖泥带水的。这是一场“攻坚之战”，面向2035年初步建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生教育强国的目标，要扭转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擘画蓝图，破立并举，则要在动态发展中调整方法策略，找到符合时代要求的教育评价制度。
教育评价改革是一项世界性、历史性、实践性的难题。在这所高等学府密集改革的背后摆着一道时代难题。202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开篇即提出：“教育评价事关教育发展方向，有什么样的评价指挥棒，就有什么样的办学导向。”
作为新中国第一个关于教育评价系统性改革的文件，其明确要求“完善立德树人体制机制，扭转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坚决克服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顽瘴痼疾，提高教育治理能力和水平，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催生于时代、服务于时代的一场研究生评价体制改革正在清华园徐徐展开。
破数量：一场当机立断的改革
2019年，一份仅1332字、共12条内容的《清华大学关于完善学术评价制度的若干意见》将这场改革卷进舆论旋涡。
在此文件的指导下，“不把发表学术论文作为申请学位前置条件”的讯号在后续文件中陆续向外释放。一时之间，质疑如潮水般涌来：取消发表论文要求之后，是否意味着毕业门槛更低了？学生培养质量又如何保证？
敢领风气之先时，方显共识珍贵。改革者们需不为陈规所羁、不成陈见所束，为破局凝心聚力。
在随后多场工作推进会上，邱勇多次强调，这并不意味着完全不谈数量和规模，而是不去追求一般意义上的数据汇总。“我们要坚持学术评价制度中的质量优先。学术成果可以有不同表现形式，但一定要指向高质量方向。”
“一所好大学一定把学术看得很重，一定要把学术评价的权力抓在自己手上。‘数论文’就是把我们自己的学术评价权力交给期刊的编辑和审稿人。”
“如何进行学术评价，体现了学校的办学品位和学术追求。学术评价要做好，就必须建立清晰的学术评价标准。”邱勇说。
变局之中磨合开始在各大院系显现。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院长欧光朔和同事在2020年这一个春天里把落地方案设计了出来。探索中，学位分委员会成员争议的焦点是：“不唯论文和不要论文，如何在二者之中完美找到平衡点？”
学院小型座谈会、邀请外部专家的研讨会、学位分委员会的深度交流会在2020年的春天密集开始。“毕竟多年来，大家将发文章作为研究生毕业的前提条件是习以为常的事情。如今要破，必须想明白，发表文章在学生成长中起到了什么作用。”
一群人聚在办公室里一遍遍演化学生培养模型与能力塑造模型，向外部征求导师学生意见，最终得出一套方案，即学生必须在学位论文或其他文稿中体现英文学术表达与撰写能力、成果总结与概括能力等。学院的落地方案发布后，师生便有了可遵循的方向。
因这一场改革的春风，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开启一轮高水平文科人才培养模式的转向。根据《清华大学文史哲等人文学科研究生申请学位创新成果要求》的相关规定，人文学院鼓励导师成立指导小组，邀请交叉学科方向专家共同参与博士生培养环节，着重对博士生学位论文的形成和学术创新进行把关。
“要求博士生在毕业论文选题上聚焦重大问题，敢于‘啃硬骨头’，下‘硬功夫’，做‘真学问’。”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原副院长、原学位分委员会主席戚学民说。
在“破五唯”改革之前，戚学民慨叹：“对于人文社科的学生而言，在有限时间里发表多篇高质量的论文是极其困难的。”
这跟人文社科领域的学术规律有关：人文社科领域重要成果的研究周期长，学术评定的争议性多，发刊难度逐年加大。一位博士生要在读书期间稳定产出2-3篇论文，至少需要2-3年的时间，那么留给博士学位论文的研究时间往往只有一年。时间紧、任务重，大部分学生只能选择易操作的课题去应对。
“但我常跟学生们说，一个好学问一做就做10年。清华要培养厚积薄发的人才，要培养未来真正的大师。”改革的落脚点回到了人才培养方向的核心命题上。戚学民解释，“破除‘唯论文’的改革不是做‘减重’动作，而是在创新突破上做‘加法’引导。我们现在更看重博士论文的创新能力，更看重学术工作的战略性价值”。
如今，部分学生论文成稿带上答辩会，足足有一块砖头的重量，共计800多页内容。在一场校级的工作汇报会议上，戚学民列举了学院今年博士论文的选题，有“清代北方农牧交错带研究”“中古中国佛教时间观念研究”“托勒密《地理学》研究”……“重大话题、原创性的研究正在博士学位论文选题中出现，未来还会越来越多。”
“破‘数量’是打破了论文发表数量与毕业资格评定之间的挂钩关系，改变传统单一、量化的方式，让学生少一些浮躁、少一些急功近利，让学术的评价回归到学术共同体的学术判断上。”清华大学研究生院院长梁琼麟说。
2020年，在一场“去数字化”的改革中，清华大学36个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在3个月内完成全部41份研究生申请学位创新成果要求文件的制定工作，鼓励依据学位论文和多元化的学术创新成果评价博士生学术水平，激励博士生开展原创性、前沿性、跨学科研究。
实施第一年，2020届毕业生顺利完成线上答辩，无一人因为发表论文数量不够而无法参加答辩。
破主体：一流学术共同体的探索
破，是从形式入手淡化论文发表等数量指标，克服顽瘴痼疾，扭转教育功利化倾向。
立，则要分层分类施策，尽快建立更科学的评价模式，回答“教育强国、评价何为”的重大课题。
2020年，在完善学术评价制度工作协调推进会上，清华大学定下的基调是：破“五唯”不仅仅是要改变数论文这种习惯性做法，还要建立科学、合理、规范的评价程序来保障学术质量和学位质量。
一流学术共同体的探索，试图回应这一全局性的问题。
“在2020年改革之前，发表期刊论文的量化标准是将人才的评价权部分放在了期刊编辑和审稿人手中。破‘五唯’后，外部评审人员的影响相对下降，把关权回到了导师和学术共同体的肩上。”清华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杨帆说。
以学位申请流程为例，杨帆进一步解释，导师会对学生的学位论文进行第一轮把关，送审前进行第二轮把关，在确认学生具备答辩资格时展开第三轮把关。若遇到学术判断上的争议时，导师和其他同行专家组成学术共同体，协同完成学生的论文水平判断。
“当没有量化标准后，导师提出的个性化标准反而对学生提出更高能力要求。”压实导师责任后，杨帆观察到，要求学生从事原创性、突破性的科研标准越来越多，鼓励学生坐长周期、冷板凳的评价标准越来越明显，“看似是一个没有量化的标准，实则却是一个学术共识托举的更高标准”。
“放权”，是校学位委员会一个有魄力的举措。
校学位评定委员会不再对研究生学位论文进行实质性的审议，只展开程序上把关，将送审评审等权力下放到各个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充分尊重学术共同体的学术判断。
其背后的思考是，“隔行如隔山”，在学术评价上要让最专业的人拿到“指挥棒”。杨帆认为：“在判断原创性学术成果时，大同行的评价反而会埋没最有特色的创新点，小同行的认可和评价更符合学术评价的规律。”
与“放权”并行，一系列托底的制度设计在缓冲着这场改革的风波。
《关于进一步加强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全过程管理的意见》明确要求，学位论文的公开评阅人名单、答辩委员会成员名单及答辩决议书要编入研究生学位论文，以促进评阅人和答辩委员会更好地发挥作用，与研究生指导教师一道，共同在学生培养的关键环节把好质量关。
梁琼麟在化学系任职期间发现，在过去公开送审的流程中，考虑人情、面子等诸多社会因素，专家给出的批评性建议较含蓄。改革之后，送审意见更具体、更辛辣了。
“一旦公开，意味着专家的评审也会受到社会监督。这对于确保学术评价的客观、严谨起到了一定的激励作用。”除了这项举措，梁琼麟还列举了多项制度性设计，如强化对授予学位之后的论文质量抽检，并对抽检不过关的院系给予惩罚警告。
改革没有统一模式和标准，一招一式均在摸索中形成。
“学术共同体不是一个简单的评价体系，而是一个培养体系。”自2020年加入研究生评价体制改革工作后，欧光朔和同事们用5年时光描绘出学术共同体的“雏形”。
在生命科学学院，导师和两位同一领域的教授组成了博士生指导委员会，即小型学术共同体，对博士生的论文内容及进展给出综合性的评价。学术共同体成员均具有学术建议和投票权，协同完成人才培养。进入预答辩环节后，每个学科方向由约五位导师和两位论文指导委员会成员组成新的学术共同体，对论文展开讨论。直至送审环节，会有新的校内外专家展开匿名评审，给出评价意见。
这项落地制度的逻辑思路是，学术共同体是一个能最大程度提供学术资源的小组织，给方向、给建议，在同行交流中激发学生潜力。
“创新性研究生人才的培养不是课堂教出来的，也不是工业化流程中批量生产出来的，而是在一对一、多对一的小范围交流中激发出来的。”欧光朔说。
立成果：一场全过程培养的优化
仅从一系列文件发布、学术权力下放来看，清华大学破除“唯论文”的改革行动已然是一个力道十足的部署。但从评价和教育的辩证关系来看，所有的教育评价都不是最终目的，而是促进人才培养的一种手段，绝不能超越教育本身。
大学之大在于汇聚大学者、研究大学问、培养“大写的人”。研究生教育肩负着高层次人才培养和创新创造的重要使命。在迈向2035年初步建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生教育强国的战略目标上，这所114年历史的高校，承担着孕育学术大师、兴业英才的时代重任。
学者，成为研究生评价体制改革中最为关键的因素。
从事研究生评价体制改革工作多年，欧光朔最深刻的体会是，“比制度更重要的是，做好教师思想动员工作，在学术氛围下功夫”。
从学院工作转战到研究生院主持工作，梁琼麟愈发认可“一批人的重要性”，“要有学术共同体自律的意识，形成一流的学术生态和文化”。
身处评价指挥棒改革的历史进程之中，清华大学精密仪器系2019级博士生刘少峰在入学时，听到导师说出的第一句话是：“希望你做出有原创性、突破性的科研。”这句话影响了他从攻读博士到博士后的5年多科研时光。
2021年，在纳米材料激光3d打印的研究中，历经10个月，刘少峰屡次调整实验方案均以失败告终。直到2022年，刘少峰和团队一起首次实现了量子点纳米晶的激光直接3d打印，并进一步将3d打印的材料范围从有机聚合物扩展到半导体、金属、氧化物等无机材料，实现技术瓶颈的突破。
这位2023年研究生“学术新秀”获得者并不是一天炼成的。从博士入学起，全过程培养体系便已启动，从资格考试、博士开题、预答辩等环节，刘少峰会向不同学术共同体学者们汇报进展，吸取建议。就像升级打怪一般，每一次汇报和讨论都会给他带来灵光乍现的启发。
在无形的托举之中，刘少峰少了些许毕业压力，更关注如何提升实验的创新性，如何突破科研的瓶颈。
“在这场破除‘唯论文’的改革中，不仅出口的评价方式变了，而且过程性的培养管理体系都紧跟着强化了。”清华大学研究生院培养办主任孙傅说，从入学到学位论文送审、答辩等多个环节，院系学术共同体正在压实培养责任。《关于进一步加强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全过程管理的意见》出台，将把关评价过程前置，强化研究生培养过程考核，加大分流力度。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副院长、专业学位分委员会主席岳东北将全过程管理看作是一场场阶段性的把关动作。“一则让学生有意识地明白不同阶段要具备的能力素质，二则提供学习和培训机会。”
在环境学院的博士生资格考试中，学院给学生一道题、10天破题时间，要求深度调研该主题现有研究进展、识别存在的问题，给出可进一步展开研究的方向，以便提前训练和考查学生的学术调研、问题识别与分析能力。学院会组织培训，系统讲解学术思维和学术规范等内容。经过一两年的跟踪培养，很少有学生在课题调研或科研范式等问题上再犯难。
再如，到了学位论文质量把关环节，在进行向外隐名送审之前，学院组织大同行学术共同体对学生论文进行集体评审和指导。针对多次不通过的学生，学院单独成立小同行专家小组，提供具体的修改意见，展开有针对性的帮助。
“在整个全过程培养环节中，既有能力和素质的严格把关，又有针对性地帮助和扶持。”在岳东北看来，“通过前期的素质能力培养，高质量学术论文的产出只是培养结果的自然呈现”。
“育人是一项长周期、系统性工程，离不开良好育人生态的支持和丰厚文化土壤的滋养。”清华大学校长李路明提到，要继续深化研究生申请学位创新成果评价改革，鼓励支持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生勇闯“无人区”。
破除“唯论文”的改革坚持了5年，一系列的成绩单展开：2024年，清华大学牵头的9个项目获国家科技三大奖，其中一等奖两项，居全国高校首位；这一年，以第一作者单位清华大学发表了25篇《自然》《科学》正刊论文，位列全国高校首位、全球大学第六位；全球首款基于原语的类脑互补视觉芯片“天眸芯”、国际上首款大规模通用智能光计算芯片“太极”相继研发成功，交出了科技自立自强的新答卷；《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校释》系列丛书出版，为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作出清华贡献。
改革犹如逆水行舟，行至中流，越接近深水区，越需直面路径依赖的“惯性”，既要冲破传统模式的顽固之处，又要坚守改革创新的稳劲。
“学道须当猛烈，始终确守初心。纤毫物欲不相侵。”在一次内部会议上，邱勇说，“学位评定、培养人的问题，学风建设、学术评价标准问题，都需要下决心、守初心，同时要不受其他因素干扰”。
改革仍在继续，时代命题仍需破解。“深化高校人才评价改革，破除人才‘帽子’制约，突出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导向，科学认定标志性成果。”继《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之后，2024年，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这一重磅文件中，再次明确地强调了改革要求。
“唯论文”破题者们深知，在讲人情、找关系的大环境阻力之下，在学术批评空间不足、不深的生态阻力之下，要进一步强化学术共同体的自律，发挥学术指挥棒的作用，形成重真才实学、重质量贡献的评价导向，还有漫长的一段路需要走，还有不少难题需破解。
水木清华，钟灵毓秀。4月23日，清华大学114周年校庆献词道出了这所大学面对改革的魄力。献词写道：“惟改革者进，惟创新者强，惟改革创新者胜。”
来源：中国青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