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是我国第一大河，在供水、航运、发电等领域均具有重要价值，堪称中华民族的“财富之河”。同时，长江还是一条古老的生命之河，上游的金沙江、岷-沱流域，中游的洞庭湖、鄱阳湖流域，下游的太湖流域被全数囊括，一张庞大的生态蓝图呼之欲出。
2022年10月，一篇为长江“把脉”的论文重磅发布，文章信息令人揪心：长江约有30%的鱼类处境堪忧，现存资源量仅相当于60年代的30.9%。被誉为“鱼类基因库”的长江究竟怎么了？生态禁渔能否挽救长江鱼类？相信很多网友对此抱有疑虑。
长江：中华民族的资源宝库
作为重要的生态宝库，长江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命奇迹，各类水生生物达4300余种，鱼类、虾蟹乃至高等的哺乳动物（如白鱀豚等）都在江中自然演化。据统计，长江流域栖息着440多种鱼类，居全国水系之首，其中特种鱼就有140种左右，丰富的资源为长江渔业奠定了深厚的根基。
以三峡江段为中心，长江和鱼群的关系可谓“血浓于水”。从重庆到宜昌，水程约650km，落差达120m，独特的水文条件成就了我国历史上最大的产卵场：青草鲢鳙、著名的长江鲥鱼、刀鱼、鯮鱼等均在此地洄游产卵。
鱼卵的产出时间和长江的季风气候相适应，大批受精卵在翻滚的水波中孵化，等漂流至水面宽阔的下游时，鱼卵刚好孵化成鱼苗。幼鱼停留在湖口、河湾等肥沃水域觅食，成熟后再次逆流而上，进入新一轮的生命循环。鱼群的繁殖周期完美耦合了长江的水文规律，溯源习性转变成基因印记，生动体现了进化之美。
然而，“母亲河”的处境并非纯天然、无干扰，人类活动是最大的变数。自古至今，长江中下游河湖纵横，平原广布，人们在此基础上围湖造田，创造了肥沃的耕地，建造了无数的楼宇。其结果则是湿地萎缩，栖息环境破坏，水体净化能力下降。
特别是1970年以来，长江沿线经济快速发展，人口密度增高，随之而来的是水体污染的加剧。监测数据显示，长江的富营养化湖泊从2008年的10个增加到了2018年的61个，太湖、滇池、巢湖蓝藻频发，国家投入数百亿治理费用仍未根除隐患，沿江河湖的水质问题日益突出。
长江的生物多样性
更令人惋惜的是，长江的生物多样性也出现了衰退，很多生存了数百万年的古老生物陷入了濒临灭绝的困局。白鱀豚和白鲟都是长江的“活化石”物种，也是位于长江食物链顶端的旗舰物种，它们的消失意味着长江患上了“生态病”，如果不改变现状，更多的珍稀物种或将遭受同样的厄运。
长江的危机：两次资源大调查，135种鱼销声匿迹
长江渔业资源的危机在两次大调查中一览无余。第一次大规模的专项调查在1973~1975年开展，鲥鱼、刀鱼、中华鲟、四大家鱼等因产量高、经济价值大而受到重视。这次调查的背景颇为微妙：长江的重点鱼类开始出现明显的小型化、低龄化趋势，中高营养级的优质鱼类比例大幅下降，一场危机正在酝酿。
根据部署，安徽省主要负责在安徽段的刀鱼、鲥鱼等资源的调查，研究者发现不只是成鱼的捕捞量有所下降，鱼苗的产量也在锐减。以望江县赛口渔业大队的生产为例，每张“绠网”的鱼苗产量在1959年还多达43万条，1973年骤降至6.3万条，减产幅度达85%，主要原因是青草鲢鳙等洄游性鱼类产卵规模骤减。
鱼苗的减少和成鱼体型的下降指向了同一个问题，那就是繁殖规模的衰减。但沿江各省并没有减轻捕捞力度，反而以增加数量的方式提高产量。为增产增收，渔民摸清了鱼群“七上八下”的活动规律，辅以改革渔具和渔法，渔获产量在80年代维持高位。
但有些鱼种的产量无法硬撑，鲥鱼就是最典型的缩影。通过研究长江鲥鱼的洄游路线，中下游渔民总结出了不少渔谚：江苏江阴是“谷雨时节见鲥鱼”，安徽段是“清明早，芒种迟，立夏小满正当时”，江西峡江则流行“端午吃鲥鱼”的说法，各地按时令作业，亲鱼和幼鱼都被列为捕捞对象。
鲥鱼渔业直到1987年才宣告终结，但主动保护终究是晚了一步，野生资源消失殆尽成了压垮鲥鱼的最后一根稻草。
鲥鱼绝迹之后，长江鱼类专项调查仍未展开，“长江中到底还剩多少鱼”成了待解之谜。但常年作业的老渔民都清楚，长江中的鱼明显变少了，而且衰减速度很快，但很难给出量化数据。
直到2017~2019年，我国终于重启了长江鱼类资源大调查，相关成果《长江水生生物资源与环境本底状况调查（2017—2021）》于2022年10月发布。新调查包含7个专题，在种类组成方面，2017年前的长江鱼类共有443种，但本次调查有135种鱼未采集到，占比高达30.47%，这意味着资源衰退非常严重。
长江有30%的鱼类销声匿迹，究竟是什么原因？
首先，基本可以排除自然因素，因为在数千万年的演化中，鱼类早已适应了长江的环境，形成了稳健的生存策略。相对而言，人为因素更加明显，比如：过度捕捞、拦河筑坝、污水排放、河湖采砂等等。有学者指出，长江的多样性危机有其主次纹理，节制闸和水电站应负主要责任，酷渔滥捕负次要责任，这一说法可谓一语中的。
长江资源衰退，禁渔恰逢其时？
调查显示，长江流域鱼类数量的估算值为8.86亿尾，资源储量约有12.48万吨，这一数量其实并不算高。要知道，长江在上世纪50年代的年捕捞量多达40多万吨，比目前总蕴藏量的3倍还要多！
客观来看，长江渔业资源的近况仍不容乐观，整体处于衰退状态，资源量相当于50年代的27.3%、80年代的58.7%。让人略感欣慰的是，当前的数据反映的是长江禁渔前的资源状态，禁渔制度的实施有望改变衰退的趋势。
长江在百年间经历了沧桑巨变，禁渔10年能否恢复如初？
从物种结构的角度看，生物群落始终处于动态变化之中，全盘恢复如初并不容易。1950~80年代，四大家鱼在长江中游，刀鱼、鲥鱼在长江下游均占有相当高的比例。如今，长江鲥鱼绝迹24年，刀鱼失去鱼汛规模，四大家鱼也大幅减产，鱼种结构已经不同以往。当然，我们仍期待远去的“长江精灵”能再次重现、繁荣。
长江鲥鱼：大者可长到6-7斤，一般为2-3斤
另一方面，禁渔提供了千载难逢的保护机会，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长江禁渔就已经捷报频传。研究人员发现，禁渔的效果“因鱼而异”，长江刀鱼等1~2年性成熟的鱼类恢复迅速，上海崇明段单网实测产量达200公斤，长江中游的咸宁也发现了洄游的成年刀鱼。至于3~5年性成熟的大型鱼，则需要更长时间才能看到效果。
在10年内，长江禁渔完全能取得肉眼可见的成效。根据数学模型预测，鄱阳湖、洞庭湖的渔业资源在3~5年内就能恢复，长江干流的恢复周期为8年左右，此时大部分鱼类都将繁殖2代以上，资源的增速将越来越快。
因此，只要禁渔时间充足，长江的生态一定能达成预期。“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长江禁渔的初心所在，就是“绿水青山”的希望所在。
总结
长江是中国淡水渔业的摇篮，长江生态事关国计民生，百姓福祉。回眸历史，长江的天然鱼产量曾占全国的70%，有必要为子孙后代保留这笔珍贵的生物资源。而长江禁渔就是保护资源的第一步，也是当下最重要的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