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开始，来到1987-1990中国经济的第八次波动周期，首先介绍当时改革继续向前（共3686字，阅读需11分钟）。
01
1987大政方针
从“翻两番”到“三步走”
新中国成立以后，经济几经曲折，每当经济情况向好，而接下来就是经济“过热”。总体而言，经济一方面快速发展，另一方面又始终没有摆脱“过热—紧缩—过热”的循环。
经济过热，多是因为增长目标设定不切实际，面对“治热”循环，要走自己的路，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远景规划？
（1）十三大“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1987年，十三大报告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并提出了三步走经济发展目标：
第一步，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
第二步，20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
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
十三大不仅明确了发展方向，也明确了步子的大小，同时对经济重点也进行了部署。
报告要求按照所有权、经营权分离的原则，搞活全民所有制企业，促进横向经济联合。
在改革方向上，明确加快建立、培育社会主义市场体系，健全以间接管理为主的宏观经济调节，公有制为主体前提下继续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
（2）“两头在外、大进大出”
在具体发展策略上，结合当时世界产业结构调整契机。发达国家及新兴工业国家，产业结构不断升级，逐步将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劳动成本低廉的发展中国家转移。
而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20%，出口总额仅占世界的1％，这与当时劳动力资源丰富、劳动成本低廉的现状，是极不相称的。
为此，1987年底中央提出实施沿海地区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利用沿海地区劳动力资源，以“三来一补”等形式，引进外资、先进技术、原材料，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
“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生产经营的原材料采购、产品销售，都放在国际市场，为我国建设换回更多外汇，积累更多的资金。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得到了沿海地区各省积极响应。
广东省把原来珠江三角洲“小三角”，扩大为“大三角”。
山东省将胶东半岛的青岛、烟台、威海等6市确定为经济开放区。
广西壮族自治区，将沿海经济开放区由200多平方公里扩大到18000多平方公里。同时在厂房、资金、技术等多方面进行支持。
上海、天津等许多沿海城市，也在积极改善环境，发展外向型经济。
至此，沿海开放地区范围有293个市县、42.6万平方公里面积、2.2亿人口，进一步推动“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内地”战略发展格局。
（3）一封关于发展方向的来信
1988年，一封来自美国的信，引起中央高层注意。主题是“要正视沿海发展开放型经济中的一个薄弱环节”。
作者陈棣（在美工作）从日本、韩国、台湾这些年经济发展经验教训，提出发展高附加值产品，关系到对外经济未来坚挺的关键，否则外向型经济始终是被动的，有被人牵着走危险。
台湾在六七十年代经济“起飞”时，大力发展投资少、见效快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尽管遍地都是台湾货，但没有真正有知名度品牌。后来向附加值高领域转换时，面临制造生产、研发、自创名牌等，都需要花费巨款，这时候已不是小企业能够承受得了。
中国这么大，完全可以实行双轨，附加值低、固定成本低，变动成本高的产品，放手让下边发展，加以宏观控制。一些附加值高、固定成本高的行业，中央要制定计划，在不同的层次集中指挥。认真地抓几个企业集团走出去，如没有世界级的公司，大国在世界经济上也难以立足。
并建议先抓电子产品发展，因为电子产品不同于汽车，可以跳级发展，抓最新产品技术，并建议可以先开发移动电话、计算机、电视机。
此后，“附加值”一词，正式进入中国的经济计划和商品生产领域。
总体上中外关系的发展有了一种全新提升。中国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建交国家的数量及分布、与邻国和周边地区关系、在世界经济中的位置作用，都有全新气象与进步。
02
城市发展
区域发展的重点
（1）“搞一个更大的特区”
1987年6月，邓小平向一位来访的外国贵宾透露：“我们正在搞一个更大的特区，这就是海南岛经济特区。”
1987年12月，国务院在海口市召开了由海南建省筹备组、国务院所属16个部门、广东省、新华社香港分社和香港中资集团负责人参加的专门会议，讨论海南建省和建设海南岛经济特区的有关方针和政策问题。会议形成了五点共识：
一是立足岛内资源，大力发展生产，逐步建立特色外向型经济。
二是建议国家允许外商投资者在海南成片开发土地，对矿产资源和自然资源实行有偿开发，国营、集体企业可进行承包、参股、投标购买。
三是建议国家扩大海南经济管理权限、外商投资项目的审批限额。
四是允许海南和国内其他地区的群众以个人集资或合股的方式兴办工业生产企业、零售商业、社会服务业。
五是考虑到海南底子薄，建议国家在财政、信贷、税收等方面，在五年内给予支持。
海南建省并成为特区，立刻受到海外投资者关注。就在建省当年，就吸收了489项外商投资项目，比建省前8年投资项目的总和还多106项。
（2）洋浦风波
海南建省、划为特区后不久，就迎头遇上“洋浦风波”。
1988年海南岛，面对的仍是一条布满荆棘的道路，产业薄弱，基础设施严重不足。“三来一补”条件不及珠江三角洲，又没有深圳邻靠香港的地理优势；在利用外资方面，不但要和国内的沿海地区竞争，还要和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地区角逐。
为快速发展海南，“洋浦模式”应运而生：即在维护国家主权的前提下，让外商成片承包，有偿给予相应的土地使用权，以项目带土地，并以低地价换取高投资、高效益。
洋浦开始寻找国外投资者。日本熊谷组（香港）有限公司表示出浓厚兴趣，双方商洽后达成协议：海南省批租洋浦港紧邻的30平方公里土地给香港熊谷组，租金为每亩2000元人民币，租期70年。
就在这时，风波乍起。1989年，5位政协委员联合发言，认为洋浦租地的做法欠妥；随后又有200多名政协委员递交提案，反对海南省的做法。
一些人深表“震惊和愤怒”：这么好的港口，怎么忍心让外国人来建？为什么我们自己不能建？既然决定开发，就拿钱来投资开发嘛！
面对山一般沉重的舆论压力，海南的决策者们感到委屈和迷惘。
当时组织了一个5人调查组到洋浦实地调查。调查组看到的，整个洋浦地区土层很薄，半岛周围都是保持原始自然景象的海岸地带，年降水量只有1000毫米，而蒸发量却超过1800毫米，土地干裂，除了生命力极强的仙人掌外，几乎没有别的植物生长。
根据估算，租借的土地，仅基础设施投资就要60亿～75亿元人民币，而海南省1989年全省的财政收入才4.2亿元。光基础设施投资，相当于海南全省十几年的财政收入。
至于地租，洋浦的租金为每亩2000元，和北京、海口相比确实非常低，但整个洋浦尚未开发，要吸引外资就得拿出优惠的条件。据测算，熊谷组开发这片土地，每亩地要投资220多万元，这笔投资约有3/4通过劳务、原料、税收而留在海南，这是低地价引来高投资、高效益。
长远来看，洋浦开发成功后，周围数百平方公里地价就会成倍提高，可安排20万～30万人就业。因此，洋浦当地一位干部说：“洋浦要是能够开发成深圳那样，不要说人家给两千块，就是一分钱不给也欢迎人家来开发。”
调查组对当地干部说：我们原以为海南所有土地都是宝，可以种橡胶、种咖啡，没想到洋浦这块土地只能搞开发。因此亦表态支持洋浦开发。
然而，香港熊谷组却步了。原准备当年动工兴建的发电站，进行了勘察工作后就再无下文，年初万马喧腾的洋浦一下子寂静下来。
10月底，海南省领导会见熊谷组香港有限公司总经理于元平，强调海南成片开发政策不变；于元平亦表示将继续开发洋浦。
1992年3月，洋浦开发区经国务院批准正式设立为国家级经济开发区。
断断续续经历了3年，洋浦终于又“动”起来了。
（3）开发浦东
1990年，改革开放面临着非常严峻的局面。治理整顿制止了经济过热现象，但同时也出现了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GDP增速放缓，同时面临西方“制裁”风潮。
改革到了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邓小平就严肃指出：“改革开放政策不变，几十年不变，一直要讲到底。”
1990年初，邓小平视察上海，对浦东开发的准备工作表示了极大的关切。他在总结改革开放的经验教训时说，如果说开放还有不足的话，就是开发浦东犹豫了，动作慢了。
其实，上海开放得晚一些，主要是对上海特殊地位的考虑。上海和深圳毕竟不同，在开发前，深圳不过是一个小渔村，以它为试点，即使遇到重大困难，甚至失败了，对于整个国民经济来讲，影响甚小。而上海则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情况，一旦失败，整个国民经济都会受到严重影响。
1992年，十四大报告中专门提到了浦东开发，以上海浦东开发开放为龙头，进一步开放长江沿岸城市，尽快把上海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带动长江三角洲和整个长江流域地区经济的新飞跃。
预告：下一篇章，1987-1990第八次波动，市场经济的必经之路—价格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