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羡万羡西江水，曾向竟陵城下来。
王锋，1979年生，湖北天门净潭乡白湖村人，武汉东西湖作协会员，对文学有很深的爱好。干一高中毕业后，在武汉求学、工作。从小喜欢写各种题材作品，学生时代曾写就诗集一册，在校刊和地方杂志发表。现从事酒店管理及工程施工等方面工作。
父亲的摆摊生活
前几天看了一篇写摆摊的小说，内心涌起热流，感叹生活不易！不由得想起父亲刚到武汉的那些年摆摊生活，被人骗，被城管收东西，到处赶，被刁蛮的顾客折腾。
六十出头，因我生子，需要母亲照顾，父亲一人也无法在天门农村务农。所以他也一同来到武汉。
刚来的时候，他就在我住的地方转来转去，想找点事做。
在朋友介绍下去了一家做咸菜的厂里，帮忙切、洗蔬菜，运盐、撒盐等工作；半年后，因里面味道大、湿气重，身体有些吃不消而放弃。
而后去了附近的黄金堂农贸批发市场晃悠，几天后，他回来后对我们说，准备卖煮熟的玉米。
很快，一套家伙什就在舵落口市场整备齐了：一辆脚踏式三轮车，一个三芯煤炭炉子，一个大铝锅，几包塑料袋，加上一些调料。最后就找到了几家玉米批发商。
父亲每天上午在楼下空地上生炉子，煮好开水；蹬着三轮车出发了。走街串巷，一路吆喝。
那时武汉街头、巷子没有这么多的汽车，新的小区也少，到处都是城中村，老社区，烟火气十足。更有一些厂区星罗棋布在一些生活区附近，如长丰那边的服装厂一条街，汉西三路附近的木材、石料加工厂，古田五路里面的一些工厂。附近的各类学校也是他的客源。
经过几天沿街的叫卖尝试、几条线路的调整，还有叫卖的话术的总结，小摊生意也开始好起来。
父亲年轻的时候读了一些书，而且平时也喜欢看书。在农村务农时，和村民夸白聊天也是一把好手，所以善于在售卖中作一些顺口溜吸引人注意、或者总结一些玉米的卖点，得到更多成交的机会。
而且他的字写得特别工整漂亮，有时将顺口溜弄个小纸牌写好，挂在三轮车上，也能吸引一些对知识有敬仰之心的人过来购买。
那时候，每天中午两三点，一天的营业时间就结束了，回来数钱是他最开心的事。
那时候，每天营业收入比一般年轻人打工收入还要高。
所以他自得其乐。
虽然在走街串巷中有很多困难，遇到很多辛酸事。
三轮车坏了就很麻烦，有轮胎扎钉子时，轴承裂了时，链条断了。
满满一车，有待烧的十来个蜂窝煤，一两箱玉米，还有几壶水。
父亲得把所有的货物卸下来，放到一个熟客那儿，再将车推到修理铺。
几年下来，他对所辖销售范围内修理铺位置以及老板为人乱熟于心。
很多时候，在售卖的当口，会偶遇城管，前些年还处于野蛮执法阶段，甚至有钓鱼执法。
所以老父亲为此烦恼不已。
父亲讲给我听过，他好几次自己遭遇城管的事儿。
一天上午，在生活区门口，好几个婆婆等着在买父亲的玉米。
他专注于装袋、收钱、找钱的时候。城管队的几个年轻小伙上去，抱起没煮的玉米、还有正在煮的大铝锅，朝执法车走过去。
父亲突然懵圈了，完全没注意他们横空杀出。几个老婆婆也懵了，钱给了，玉米被城管拿了。
父亲赶紧上前理论，脸上写满愤怒夹杂着些许慌乱，步伐有些凌乱，本来挺直的腰也因为紧张而有些弯曲，头上倔强的短发也好像要竖起来。
他快步追赶并拦住城管执法车不让离去。
从副驾驶上下来一个小头头，衣服和帽子都穿戴整齐，走下车来后，还不忘拉拉自己的裤腰带。
父亲便与他大声争辩，好似有理有据。
这时，刚才付过钱的，还有没付钱的老婆婆们都来帮助父亲讨要东西。
有一个老婆婆说:“这个老头就是和我们住一个地方的，闲着没事做点买卖，你们不让在这摆，别人不摆就行了。别人以前还是人民教师，把别个搞的黑死人，多不好。你们以后也经常在这边晃，碰到了也不好。”
父亲经常表现得很有文化，也有修养，所以一些人常把他当做退休老教师看待。
她们你一言，我一语，把几个城管的弄得不说话了，小头头发话:“东西还给你，再不要在路边摆了。”
然后爬上副驾驶，吩咐司机开车走人。
还有一次，估计是上级突然检查工作，他们对一条街上的流动摊贩集体行动。
所有那条街上的小摊贩或多或少被收了东西，父亲被收了一把很好很漂亮的秤和一箱玉米。
特别是那把秤，我记得很清楚，下面装东西的撮箕部分非常精致和结实。父亲经常端详它，抚摸它。
被城管收走后他气急败坏，和几个同样的小摊贩老板一起堵住了城管的门，要求见城管领导。
可能一个城管小伙子（可能又是临时工），推搡了父亲还有另外一个小老板，所以他们闹得最厉害。
最后东西好像也没拿回来。
父亲一时半会咽不下这口气，接下来几天经常唠叨。母亲和我劝慰，好多天后才好了些。
这个社会有很多像那些老婆婆们的好人，也有连路边摊贩老人也骗的坏人。
有天中午临近两点多，此刻太阳正大，父亲踩着三轮车在回家的路上。任凭豆大的汗珠肆无忌惮地滴下来，由于要稳住把手，来不及用搭在肩头的毛巾擦汗。黝黑面颊上的眼睛也因为汗水眯起来了。
还有几个煮熟的玉米没卖出去。左侧一台黑色的小轿车停下，按了按喇叭，然后从副驾驶探出头，传出声音:“老头，还有玉米不？”
“有。”父亲刚好还有几个没卖出去犯愁呢。
“五个十块，全给你。”
父亲麻利地装好玉米，看到一百元红票票伸了出来，然后他飞快数了九十块连同装好的玉米递给了车里人。
刚一拿到红票票，黑色车子随着一声嘶吼，疾驰而去。
父亲的手即将把钱放进口袋时，他感觉到了红票票的不对劲，忙拿出来一看，假的。望着远处黑色车子的尾灯，他说有了冲上去狠狠揍死那副驾的心。
不仅白送几个煮熟的玉米，还损失九十块，一看，就是一场预谋。
那些年，父亲每年都会收一千来块的假钱。有些骗子专拿老人下手，也确是些缺德玩意。开始的时候他还义愤填膺的，后来也慢慢习以为常、淡定了很多。
后来的几年，父亲又在春夏之交的当儿，在黄金堂农贸市场租了固定的摊儿，和谈得来的几位走街串巷的摊贩一起做起了玉米批发生意。这样就不用穿街串巷，也不用担惊受怕。虽然单个利润低，但是走量大，绝对利润也高。
父亲跟我聊起来，这里面也有大有学问。有时，他一看农户的车子、农户的相貌、以及车里的堆头，基本可以判定质量。有时还拿不准，就从堆头里面拉些玉米出来。
对于估价也是经验十足，一看，一摸，一咬（咬玉米）基本可以给出一个价格了。
做的时间长了，也认识一些农户，他们之间会达成默契，多少钱成交，差不多就行了。
有时，他们三五个人就把整个市场的所有单品垄断，进来一个农户就收一个。然后再批发给走街串巷的小摊贩。
做的时间长了，遇到的坑多了，才会有经验，才会胆子大。
随着父亲年龄增长，市内市场外迁，以及自己住所变化。父亲就开始给附近的物业做些事情，把工资积攒起来，以备一些人情客往和自己身体不适所需。
跟随他多年的三轮车和煤炭炉子也躺在小区的角落，静静地，全身落满灰尘。有时，他闲暇之余，去擦擦灰，清理下车上的赃物。
父亲在武汉如今已十多年了，他基本适应了这里的生活。
这就是父亲的一系列摊儿，一个六十多岁从乡村泥地标准农民转型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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