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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格诺移民”是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特有的历史现象，它的产生并非偶然，而是由一些因素合力促成的。关于这一点，可以从法国的宗教斗争、《南特敕令》的废除、勃兰登堡-普鲁士的政策几方面来分析近代早期“胡格诺移民”现象产生的背景。
法国宗教斗争与胡格诺移民的产生
15世纪末16世纪初，法国国内经济发展呈现繁荣景象，市场在逐渐扩大，资本主义萌芽产生。城市发展带来的社会问题也在日趋涌现。城市居民间的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在法国的上层社会人数占总人数的2%-4%。
而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广大劳动者和农民逐渐走向贫困或破产，而被法国人视为“美好而古老的过去”的路易十二时代，则呈现出“在富裕的农民旁边已经多了许多出卖体力的物产者”的景象。
同时，宗教的发展中无时不刻的产生着腐败和对旧势力的蛮横庇护。被这种横征暴敛的保护方式所导致的不仅是新教的生存艰难还有改革的进行，在上层社会与宗教领域千经万缕的联系中，他们的利益紧紧的绑在一起了，其它微小的改革都会使其大动干戈。
宗教改革时期所谓的正统宗教和新教之间的斗争此起彼伏，趋势也更加迅猛，法国的宗教斗争是中世纪后期兴起的宗教改革浪潮的继续和发展。
被启蒙思想席卷的16世纪，法国国内的皇室积极追崇君权的至高无上，把色厉内荏的天主教冷落一旁，社会被此改变的不仅是行为上，更是笼罩在文艺复兴思想下的精神面貌。
同时转变的不仅是法国社会自身，还有对新教的异常宽容和各不相碍，在此种环境的滋养下的新教毫无悬念的发展迅速。但发展的过程坎坷曲折，天主教总是以宗教信仰为借口对新教进行蛮横挑畔，新教沦落为众矢之的。
在1530年左右法国对新教开始进行一刀切的规劝和教改，天主教会认为顺利规劝的最好的形式就是暴力镇压。越来越激烈的顶峰就是1572年圣巴托罗缪大屠杀，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之后，法国整个国家陷入了恐怖阴影中，新教徒大量被屠杀，反抗浪潮此起彼伏。
在 1562 年到1598年崛起的胡格诺派的力量，以异常勇猛的态势和蛮横的天主教展开了以弱对强的奋勇对抗。被蛮横无理的政教斗争逼的无路可退的亨利四世，只能委曲求全毅然决然的皈依天主教，恢复天主教原有的特权的同时也大胆的颁布《南特赦令》以安抚新教派。
在17 世纪末，法国的君主为了确立其权威采取对新教的大肆镇压，新教的教堂和学校被迫关闭，胡格诺教徒又一次成为主要斗争的对象。虽然在南特敕令废除前法国和普鲁士就有定期的人口流动，但大规模的胡格诺移民外流是在镇压后产生的。
法国国王的本意不是让大量移民外流，然而结果却是恰好相反。另一方面他认为这些人对国家来说无一用处，只是陷于债务危机或者没有财产和特殊技能的人，因此可以离开。
中世纪末期的法国国是天主教居统治地位，国王和大臣贵族都信奉天主教。法国是欧洲封建君主专制主义权威确立的典型，宗教对政体的稳固很重要，后人把国王路易十四在位时期可分为两个部分:1661年到1685年的荣耀上升时期和1685年到1715年的没落下降时期。
荣耀时期的思想为政治提供了便利，还有道德上的满足，而下降时期的最大特征就是粗暴地将《南特敕令》废除。这导致专制权力的急剧膨胀，最终形成了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力主推行的唯他是尊的政治、唯天主教信仰的的宗教。
其他宗教的选择只有响应归顺，刚开始时路易十四是承认《南特救令》的，但要在政治上大权独揽独断专行需要在宗教上统一信仰。而条件就是确立天主教的绝对权威，摒弃其它宗教派别。
废除《南特救令》后，路易十四实开始积极推行一种宗教信仰和政策，详尽的原因可从权利、心理性格和社会需求看待:第一是对大权独揽独断专行的痴迷，绝对君主制的推行不仅可以满足其愿望还能分裂社会的反抗力量。
路易十四时期宗教政策的重要理论基础就是“王权高于教权”，其在追求政权稳固的情况下,开始谋求天主教在宗教上的绝对统一。
1685年,国王路易十四很自以为是的认定那些顽固不化的新教徒和胡格诺教徒都在蛮横的镇压下乖乖屈服，他们可能远没有他想象中的那样高风傲骨，很快便迫不及待的下令撤消《(南特救令》,把新教教堂变成天主教堂或挪为他用。
在教育和学校方面，也实行严格的教育禁令防止新教思想的死灰复燃。原本生活在新教中的未成年人则要选择临近的天主教家庭进行思想再教育。米什莱认为，1685年对镇压的恐惧,远胜1793年对革命的恐惧。
有学者估计，150万胡格诺教徒中将近有20万为寻求信仰自由和自身发展而逃离法国，时间大都集中在1685-1688年间。
对于法国来说虽是百分之一的人口，但对经济的伤害显然是巨大的。法国经济的衰退与胡格诺教徒的出走不无关系且相当密切。在17世纪末期对胡格诺的镇压和在18世纪早期对清教徒惩罚，都为法国在1717年后的经济的衰退埋下了伏笔。
普鲁士宽容的宗教环境和《波茨坦敕令》
16世纪末法国的蒙田就曾说道:从来没有哪一种仇恨像基督徒对新教徒的的仇恨那样根深蒂固。他们在通过仇恨、残酷、野心、贪婪、诽谤、反叛的斜坡上劲头冲劲十足，没有特例，除非出现奇迹或是本来就不是完全信仰，几乎没有人在善意、宽容、和克己的路途上行走。
普鲁士对宗教的态度虽然受天主教的影响，但由于德国本身的分裂，在南北方对宗教的态度也截然不同。受欧洲文艺复兴思想的影响，德国本土对新教的态度还是相对缓和的。德国没有形成统一的绝对的君主制因此很难形成统一的宗教信仰。
在1552 年德国的宗教战争中取得胜利的是新教派，并且在此之后与天主教派签订了一系列的条约，在条约中规定各自都享有宗教自由。
1555年，两大阵营分别代表新教和神圣罗马帝国的宗教正式签订了《奥格斯堡宗教和约》，和约明文规定，战后在宗教信仰上诸邦国有权决定该国的信仰无论新教还是天主教，都由各诸侯国的国君决定。
各国臣民必须接受统治者规定的宗教信仰和自由的，不听从者立即离开该诸侯国。“教随国定”的原则在轰轰烈烈的协定中落幕了，但是对加尔文教、再洗礼教派等没有承认。
显然，正面的意义是确立了新教在德意志的合法地位，或者更准确的说是主导地位，打破了德意志以前以神圣罗马帝国天主教为主的局面。新教的发展如雨后春笋般迅发展，而普鲁士的上层阶级受思潮的影响更加倾向新教。
普鲁士大部分地区和贵族带有一些新资本主义色彩，因此对新教更是青睐有加，宗教环境也更加显得宽容，对法国胡格诺教徒的到来则是以同类者的态度大积极欢迎。普鲁士的国王都信仰新教，对受迫害的胡格诺移民有同情心态。
国王十分注重国家的发展，求才若渴，而胡格诺移民大部分都拥有知识和技术。普鲁士的统治者在国家建设方面雄心壮志，因此在军队、经济和吸引移民方面成果丰硕。
勃兰登堡-普鲁士在当时仅仅只是那些许多国家，甚至是地区一起以形式上组成的神圣罗马帝国众多“邦国”中的一个，在面对外部的其它国家时甚至是只有语言中才被称为“普鲁士”。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