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规格的消费提振行动来了。
3月16日晚，全国两会结束不到一周，中办、国办印发的《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公布，部署8个方面30项重点任务。
以最高层名义出台消费政策，并不多见。最近一次是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关于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 进一步激发居民消费潜力的若干意见》，也是改革开放以来首个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针对消费出台的文件。
当次文件，聚焦破除消费领域体制机制障碍，强调通过制度创新释放消费潜力，提出供给侧改革引领需求侧升级的思路。
七年之后，提振消费面临的压力不同以往，对消费的认识，亦进一步强调系统把握、源头施策。
此前，《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大力提振消费，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并明确将“制定提升消费能力、增加优质供给、改善消费环境专项措施，释放多样化、差异化消费潜力，推动消费提质升级”。
再之前，去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将提振消费作为今年经济第一要务；2月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专门研究提振消费有关工作，围绕提升消费能力、深挖消费潜力、营造放心消费环境等多方面作出部署。
向消费型社会转型的信号，已经空前凸显。
这意味着，必须在更大的视野中考量消费问题，寻找消费动力不足的深层症结。
此前，各地已经针对促消费出台大量政策，但不少政策尚未跳出“就消费谈消费”的窠臼，增量举措不少，效应并不明显。
中办、国办《行动方案》明确提出，要“针对性解决制约消费突出矛盾问题”。什么是最突出矛盾？首先，当然是消费能力。
中国的人均gdp水平已超过1.3万美元，逐步接近高收入国家，但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却明显低于发达国家——中国约为37.0%，而日本、美国、英国分别为55.6%、68.8%、61.9%。
在人均gdp从5000美元提高到2万美元的过程中，美国平均消费倾向（消费支出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从87%上升到89%，日本从72%上升到81%，澳大利亚从73%上升到87%，法国从81%上升到88%，韩国从73%上升到89%。中国的这一数字，比上述发达国家低了约20个百分点。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核心是两条：第一，可支配收入增长相对经济增长仍显滞后；第二，教育、医疗、养老等未来支出压力过高导致储蓄率高企。
本质上，这是一个信心和预期问题——人们并不是“不会消费”，而是“不敢消费”“不愿消费”“无力消费”。要破题，就必须从“消费能力”着手，解决预期不足、信心不振。这是本轮提振消费的要害。
《行动方案》提出的七大行动，排名前两位的分别是“城乡居民增收促进行动”“消费能力保障支持行动”。促进工资性收入合理增长、拓宽财产性收入渠道、加大生育养育保障力度、强化教育支撑、提高医疗养老保障能力等等，都是或直接、或间接为个人居民“增收”之举。
而舆论热议的落实带薪休假、强调“不得违法延长劳动者工作时间”等条款，是将本应属于劳动者的权利、福利还到劳动者手中。公众对相关问题痛之久矣，如果落实到位，本质上也可产生“增收”之效。
同时，成型于快速工业化阶段的、相对重投资的资源投入方式及其连带的宏观经济政策，要逐渐把重心转向最终消费；无论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都需着眼居民个人、着眼广义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更多发力，以实打实的资源投入来激活消费潜能。
政府工作报告强调并引发热议的“投资于人”，背后正是这套逻辑。《行动方案》中“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大宗消费更新升级行动”等，关键都在“惠民”二字。这显然不只是原则性倡导。
各地促消费政策频出之后，投入是实是虚，补贴解不解渴，是否击中需求侧的痛点，效果一目了然。往深里看，这实质上是资源更多由谁掌握的问题——政府侧舍得向“人”投入资源，并将更多补贴从生产、出口转向消费民众消费，往往会带来市场信心和活跃度的激增，并由民众的“增利”，最终实现全局的“增利”。
对此，去年“9·26”政治局会议以来房地产领域的变化，最能说明问题。此番《行动方案》对此再作部署，包括允许专项债券支持城市政府收购存量商品房用作保障性住房、适时降低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扩大住房公积金使用范围等等，都意在进一步突破政策瓶颈，在不同形式“让利”过程中稳住市场。
《行动方案》所展现的庞大政策工具箱，归纳起来，都体现上述取向。
值得注意的是，《行动方案》特别针对各类“限制措施”尤其是来自地方政府的限制措施、准入壁垒，提出清理优化行动。“及时清理多消费的不合理限制”“鼓励各地区对促销活动、社区集市、户外展示、招牌设施设置等简化审批流程”“对大众消费场所无事不扰”等，都很容易找到现实对应的问题。消费者、经营者读来，想必都会会心一笑。
而着重强调清理限制措施，为的正是通过规范政府行为、理顺政府市场关系，来稳定市场预期、提振市场信心。这是“促消费”的本义所在——消费问题，本质上是信心问题；提信心，除了恰到好处的“加法”，更重要的是坚决果断、刀刃向内的“减法”。
不当限制少了、不确定性少了，信心自然会起来，消费自然会上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