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中东战略是美国全球战略的风向标，其在中东的战略困境折射出当下美国全球霸权的衰落。仔细看，美国当下在中东陷入战略困境的因素十分复杂，既有客观层面百年变局的推动，又有主观层面长期以来美国中东政策所积累的恶果以及当下美国战略研判所出现的失误，这种困局并非一朝一夕形成，也非单一事件所致，而是具有着历史的必然性。主要可概括为以下原因。
美国对自身战略利益认知出现重要偏差
自奥巴马政府起，美国开始了在中东的战略收缩。特朗普时期美国提出“印太战略”，美国在中东的战略收缩更为明显，更加聚焦大国博弈，尤其是在亚太地区对中国进行战略围堵与遏制。2022年10月，拜登政府发布了任内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与《美国国防战略》，报告将中国视为“美国最重要的战略竞争对手”，称“中国是美国在印太地区的首要威胁”，认为中国的崛起威胁到了“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与“全球战略稳定”。两份报告通篇充斥着对华的战略焦虑，显示出美国迫不及待地要将更多战略资源用于与中国的战略竞争。而对于美国的中东战略，两份报告涉及很少，且更多可视为是对大国战略博弈的逻辑延伸。具体看，美国拜登政府的中东战略利益认知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一是进一步强化与中国以及俄罗斯在中东地区的战略竞争；二是全力打压遏制伊朗（包括什叶派抵抗轴心的非国家行为体武装组织）；三是加强与海合会国家特别是沙特与阿联酋的军事合作，并推动以色列与海合会国家关系的正常化，重点推动区域防空反导合作；四是加强对以色列的军事支持。
事实上，美国未能理性、全面、长远地评估自身在中东的战略利益。美国在中东的战略利益并不以美国的战略认知为转移。目前美国对中东的战略利益认知与实际情况已存在严重偏差。中东地区的地缘位置联系着欧亚非大陆，基辛格在其著作《美国的全球战略》中充分论证了中东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重要地位，他明确指出，“尽管冷战已经结束，但中东地区依然对美国的繁荣与安全产生着巨大而直接的影响”。基辛格将中东地区视为美国的核心战略利益区并用最优秀的外交与安全团队处理中东事务，这与近年来美政府对中东的战略认知形成了鲜明对比。美国在中东至少存在以下三点重要利益：一是维系美国在中东的盟友体系；二是维系“石油—美元”体系；三是维系以色列的安全。上述三点属于美国的核心战略利益，直接在政治、军事、金融与能源等多领域影响美国的战略安全。在当下百年变局的催化下，又长期受美国短视的中东政策所拖累，它们已显得岌岌可危，而任何一点的崩溃将直接关乎美国国家核心利益以及全球霸权。
新一轮巴以冲突后，伊朗国内反美情绪空前高涨
美国的战略利益认知偏差的三个具体失误
盲目聚焦大国竞争，认为只要在中东能够遏制中国与俄罗斯的影响力，就能够维系美国的主导地位。美国以冷战思维将自己的战略利益强压在地区国家之上，从而忽视了中东地区国家自身的发展利益与安全诉求。而当下的美国又无法为中东提供足够的安全产品，也无法帮助中东国家实现产业升级。更多的域内国家如土耳其、沙特、阿联酋与卡塔尔等也逐渐认识到美国只是中东地区安全的“破坏者”而非是“建设者”。2023年，中国成功斡旋了沙特与伊朗的复交，2024年又成功斡旋了巴勒斯坦各政治派别签署“北京宣言”，中国在中东地区的战略影响力正与日俱增。当下，俄罗斯欲在中东积极破局，打破当下深陷乌克兰危机泥潭的不利局面，表现了其重视在中东的战略投入。中俄在中东影响力的提升也迎合了地区国家希望拥抱战略自主与多元化地区格局的愿望。
认为只要遏制伊朗就能保护美国的地区安全利益。为此，美国忽视了中东地区国家在经历了“阿拉伯之春”的动乱后，迫切希望和平与发展的历史夙愿与时代潮流。近年来，以沙特与伊朗恢复外交关系为代表，土耳其、沙特与埃及，沙特与叙利亚等都在积极改善双边关系。与之相对，美国却一直抱有冷战思维，希望打造与什叶派之弧相对抗的“中东版北约”，但地区国家响应寥寥。事实上，美国的政策不仅未能有效遏制伊朗，反而加剧了地区的安全困境并损害自身安全利益。
美国中东政策刻意将“巴以问题”边缘化，忽视了其对美国中东安全利益链条的重要影响。长期以来，巴以问题是中东的根本性问题，巴以冲突也是中东的核心冲突。围绕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中东和平进程也成为了美国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中东政策的核心。但“阿拉伯之春”后，美国却错误地认为巴以问题已不再重要，加之美国对以色列的一味偏袒，以致于当下美国已无法在巴以问题中发挥建设性作用，也必将在未来中东安全机制建设中进一步被边缘化。2024年年中，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罕见地批评美国近年来的中东政策“虚伪而矛盾”。对外政策反映国内政治，美国中东政策的虚伪与矛盾折射出当下美国国内政治的对立与极化，尤其是美国民主党与共和党在中东政策上的认识鸿沟与立场分歧。
近年来，美国国内民主党与共和党的对立极化愈发严重，对美国政治的影响也更加深刻。当下美国国内以民主党为代表的左翼自由主义与共和党为代表的右翼保守主义间的意识形态尖锐对立。与之相伴，美国国内社会撕裂、种族矛盾激化、经济不平等加剧、政治精英决裂等已日益明显。在此大背景下，民主与共和两党的政治分歧愈加严重，政治共识逐渐减少，两党在国内几乎所有政治问题上都难以达成一致。这种政治意识形态对立已经蔓延到美国的外交政策。如拜登政府时期，其出台的几乎任何政治议题，无论是否基于理性判断，只要没有回应不同群体的意识形态诉求，就会受到共和党及其他利益团体的阻挠，这种情况在刚刚过去的美国大选中十分明显。在外交议程上，拜登政府面临着来自共和党的巨大压力，这客观上限制了拜登政府中东政策的灵活性与务实性。两党的政客在政策制定时更加注重本党派或是利益群体的短期收益，而非是美国的整体国家利益或是长期战略利益。美国在中东地区拥有众多利益，在中东乱局中会产生新的利益，既得利益的优先级也会发生变化，美国很难通过持续、全面、灵活的政策有效地维护这些利益。
此外，美国的中东政策制定十分复杂，牵涉到诸多因素与不同利益团体，需要较高的政治默契。自从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拜登政府的中东政策始终饱受诟病。2023年年末，美国两党围绕对以色列与乌克兰的军事援助拨款展开了激烈博弈。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共和党人迈克·约翰逊指责拜登政府的军援议案“夹带政治私货”。2024年5月，部分共和党议员因其认为当下拜登政府对以色列武器援助力度不够，扬言要对拜登进行弹劾。与之相对，国会参议院议长民主党人查克·舒默则批评共和党人将“国家安全政治化”，并将会否定共和党人的军援议案。与此同时，2024年年初，美国民调公司“进步数据”的一项调查显示，约7成的美国选民对拜登政府当下的中东政策不满，并认为拜登政府应该推动巴以停火。而随着战争的演进尤其是加沙地带人道主义危机的加剧，美国民主党内部甚至罕见出现严重分歧，自由派尤其是年轻民主党党员对拜登政府一味偏袒以色列颇为不满。2024年年中，85名民主党国会议员致信拜登要求其停止对以色列的武器供应。鉴于犹太院外集团对美国政治的巨大影响，民主党与共和党都欲争取更多来自犹太院外集团的支持，因此在“巴以问题”上，两党都竞相展示出对“以色列的支持力度”与对伊朗的强硬态度。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7月访美期间，不仅与拜登进行了会面，也与特朗普以及众多共和党人进行了接触，以至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称，“当下的以色列是被美国宠坏的孩子”。特朗普大选胜利后，内塔尼亚胡第一时间发文祝贺称“这是一次巨大的胜利，也为以色列和美国之间的伟大联盟提供了强有力的再承诺”。
2024年7月，内塔尼亚胡访问美国并与美总统拜登会面
美军在叙利亚的军事基地
美国当下中东战略目标的混乱与矛盾
新一轮巴以冲突中美国的态度瞻前顾后，一面急于“灭火”，一面却又在不断“浇油”，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美国中东战略目标的混乱与矛盾。
首先从美国的全球战略层面看，现阶段美国希望在中东进行战略收缩从而将更多战略资源用于遏制中国与俄罗斯，但当下美国的国家利益却要求美国要在中东地区进行更多战略投入与军事扩张。2021年自从美国仓皇从阿富汗撤军后，美国国内战略界就美国是否应该继续施行在中东的战略收缩展开过争论，部分学者认为当下美国应当加大对中东的战略投入而非是继续战略收缩。如美国学者霍华德·沙茨、兰德公司资深政策分析师雪莉·卡尔伯森等均认为，历史一再证明中东地区对美国全球利益的重要性，美国不应忽视美国在中东全球战略中的作用，中东问题将对世界其他地区产生溢出效应。近些年来美国的中东战略缺乏政策统一性，使美军以及美国外交官疲于奔命，其政策甚至可能会在实施过程中偏离预定目标，当下美国应当重塑自身的中东战略框架。更进一步地，就如何实现战略目标美国战略界亦有分歧，多数观点认为，美国应该更多使用外交手段来解决中东的复杂问题，其代表人物就是美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该观点认为，“9·11”事件后，美国在中东陷入了“介入—撤军—介入”的历史死循环，周而复始，无穷无尽。大到战争，小到不计其数的军事行动，美国可以凭借军事力量实现政权更迭，却又会在国家重建中一步步迷失方向。与之相对，另一种观点认为，美国应加大对中东地区的军事投入。对美国而言，中东地区是全球唯一缺少安全联盟的重要板块，美国应当推动构建“地区战略安全联盟”，唯有如此方可应对该地区日益激烈的大国竞争。近年来北约在中东的拓展以及特朗普与拜登政府均力图拼凑的“中东版北约”也是出于这种战略构想。
具体来看，新一轮巴以冲突后，美国务院按优先等级提出了以下目标：“提升以色列的自卫能力”“阻止更大范围的区域战争”“解救人质、保卫战火中的平民以及开展人道主义救援”与“加强与区域国家合作并就加沙战后重建达成共识”等。但正如2024年7月美国资深外交政策学者布莱恩·卡图里斯在其研究报告中所指出的，当下美国除了第一个目标（提升以色列的自卫能力）完成尚可外，距离其余目标实现越来越远，在实现过程中这些目标表现出混乱性与矛盾性。美国战略目标的矛盾性令其中东政策举步维艰，饱受诟病。以美国对以色列的政策与对胡塞武装的政策为例。美国大规模军援以色列，多次在联合国安理会使用否决权力挺以色列，但美国却又欲对部分以色列军队（耶胡达胜利营）进行制裁。目前美国已无法有效约束以色列右翼势力的军事冒险，地区逐渐陷入螺旋式的安全困境，进而会引发更加严重的区域冲突风险与人道主义危机。美国对胡塞武装的态度也颇为矛盾。面对红海危机的升级，尤其是胡塞武装频频袭击美国军舰与商船，美国发动了“繁荣卫士”的护航行动并多次对胡塞武装进行军事威慑，但因为担心卷入更大范围的区域冲突，美国对其打击始终是象征与恫吓意味大于实际效果。基于美国目前国内政治环境以及特朗普本人与其外交与安全团队的政治主张，特朗普政府的中东政策大概率会提升以色列的军事威慑能力并将进一步削减对巴勒斯坦难民的援助力度，中东地区秩序将会进一步失衡。
“石油—美元”体系是美国全球金融霸权的重要标志
美国的霸权成本
历时地看，美国的中东战略是失败的，冷战后，美国以对自身国力的极度自信与对霸权的极度迷恋使其开始了在中东的战略大扩张，企图实现“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近年来，美国试图减少对中东的战略投入，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甘心放弃中东的霸权。“美国治下的和平”并不能为地区治理提供有效可靠的安全产品，且从根本上它需要美国军事力量与战略资源的维系，而一旦美国开始战略收缩，尤其是军事力量缩减，新的“威胁”会自然出现，美国又不得不重新“回归中东”。也不管美国采取孤立主义或是干涉主义政策，美国的中东战略始终处在“出错—反思—纠正—再出错”的恶性历史循环中。近10年来，全球范围内在中东地区阵亡的美军士兵人数是最多的，美国在伊拉克、叙利亚、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支出迄今已累计高达惊人的6.4万亿美元，但中东却如同一个无底洞仍在不断吞耗着美国的战略资源。
共时地看，随着新一轮巴以冲突的延宕与升级，美国似乎又在重蹈历史覆辙，陷入到一个“新”的战略困境。目前，美国即将进入特朗普2.0时代，其内阁带有着浓郁的右翼新保守主义色彩，特朗普本人更是毫不避讳地自诩为“美国当代史上最力挺以色列的总统”。据多家美国智库研判，新一届特朗普政府将会给予以色列内塔尼亚胡政府更大的经济与军事支持力度，美国将会出售给以色列更多先进武器，包括在以部署萨德反导系统，“允许以色列彻底解决哈马斯武装与真主党武装”与“对伊朗进行空前极限施压以图实现彻底的政权更迭”已列入特朗普政府的中东政策选项，甚至不排除美军亲自下场参与以色列的重大军事行动。此外，新一届特朗普政府将加大对海合会国家的拉拢与施压，以“新冷战思维”在中东地区推进与俄罗斯和中国进行战略博弈。上述措施无疑需要美国进一步加大在中东地区的战略投入。
鉴于中东地区在欧亚大陆世界岛中独特的地缘地位、中东丰富的能源资源，以及其对美国“石油—美元”体系的深远影响，如果美国仍然要维系其全球霸权并主导中东地区秩序，仍然要维系其全球金融霸权，那么美国仍将无法走出在中东“失血”的魔咒，随着百年变局的深度演进以及中东地区国家追求战略自主的趋势，地区格局的多极化态势将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可以预见，美国未来将在中东付出更大的战略代价，这是美国的霸权成本，也会成为美国霸权衰落的标志。美国中东战略的结构性矛盾不会因为美国中东政策的短期改变或是美国的政党轮替而解决。简言之，中东战略将会长期成为美国全球战略的阿喀琉斯之踵。
责任编辑：刘靖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