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克兰战争极大地改变了世界格局，并深刻地影响着国家的外交和安全战略。毕竟，这是冷战结束30年以来，首次发生的一个主权国家跟另一个主权国家之间，大规模的军事冲突。战争结束后，主要国家尤其是美国，将如何制定自己的国家战略，尤其是安全战略，将取决于战争何时结束以及如何结束。
尽管如此，我们可以估计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在这场战争中，积极干预，并一直在推动战争的演变，其利益和价值观，毫无疑问，将面临窒命地挑战。
在这场冲突中，美国至少有三个切身利益：与中国和俄罗斯的大国关系，气候变化和流行病等跨国威胁，以及维持有利于美国所谓的的基于规则的秩序。对未来的估计往往被不可预测的事件削弱，尽管如此，当政策制定者驾驭未知事物时，有助于获得普遍的方向感。也正是基于这一意义，我们可以提早预测，美国在俄乌冲突之后，将如何调整战略。
自2017年以来，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一直专注于与中国和俄罗斯的大国竞争。中俄伙伴关系，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而欧洲主要的安全架构北约，看起来似乎不再“脑死亡”（用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早些时候的话说）。而俄罗斯经济疲软，军事声誉受损，现在看起来越来越像初级伙伴。考虑如何将战后的俄罗斯重新融入国际体系，是美国等西方国家外交政策，试图做出的一项尝试，尽管这项尝试看起来可笑。
甚至在俄乌冲突之前，美国的大国竞争战略就有两个问题。首先，它将非常不同类型的国家混为一谈——一个衰落的国家和一个正在崛起的国家。正如世界在1914年和今年不幸发现的那样，衰落的大国往往更容易接受风险。俄罗斯正处于人口和经济衰退之中，但保留了巨大资源，从核武器和网络武器到中东或威胁其邻国的一切破坏者。美国需要一个新的俄罗斯战略，不希望俄罗斯跟中国走的太近。
关注大国竞争战略的第二个问题是，对生态全球化对美国国家利益的新型威胁的关注不足。全球气候变化将耗资数万亿美元，并可能造成战争规模的破坏。COVID-19大流行已经造成100万美国人死亡 - 超过自内战以来我们所有战争的总和。
一些政客称当前局势为“新冷战”，并敦促采取孤立和遏制政策。但这个历史隐喻，歪曲了美国面临的战略挑战。在真正的冷战中，美国和苏联几乎没有双边商业或社会接触，遏制是有道理的。然而，今天，中国现在是比美国更多的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美国应该在技术的某些方面将安全风险脱钩，但试图限制与中国的所有贸易，肯定要付出代价太高。与与中国脱钩相比，美国目前对俄罗斯的制裁对世界经济的实际代价，都将相形见绌。
此外，即使经济全球化的分裂是可能或可取的，美国也不能将遵循生物学和物理学定律，而不是政治规律的生态相互依存关系脱钩。乌克兰战争并没有改变这些事实。一个好的战略，要求美国在作为战略对手竞争的同时，与中国合作。正如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所说，与中国进行大国竞争的目标，不是彻底战胜生存威胁，而是“有管理的战略竞争”。
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一些分析师认为，中国GDP（按市场汇率计算）可能会在2030年代超过美国。但中国面临着许多经济、人口和政治问题。中国的增长率正在放缓，全要素生产率低，劳动力在2015年达到顶峰。即使有俄罗斯，它也只占世界经济的五分之一，而美国、日本和欧洲只占一半。换句话说，即使乌克兰战争将俄罗斯与中国联系起来，直到普京时代之后，西方国家也试图组织一个能影响中国行为的，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维持这些联盟仍将是美国后乌克兰战略的核心。
美国关心稳定和秩序。当美国谈到国际秩序时，经常提到两件事：潜在的权力分配或平衡，以及影响国家间关系的一套规范和做法。通过削弱俄罗斯的软硬实力以及中国软实力，乌克兰战争稍微改变了美国所认为的战略平衡。关于规范秩序，美国认为俄乌冲突破坏了1945年后《联合国宪章》中所载的规则，大多数成员国仍保留着主权和领土完整原则利益。自1968年以来，对减缓核武器扩散的不扩散制度准则造成多大损害，还有待观察。
简言之，乌克兰战争结束后，美国可能要进一步调整美俄关系，尤其是改变对主要大国的对外战略。然而，我们也要注意到，历史总是充满着惊喜和意外。许多事件可能迅速摧毁这些有利美国的环境：例如，俄罗斯正通过战术打击，来强化国家安全。美国不断在中国台湾问题上，采取边缘化试探政策，如果局势失控，将可能导致世界经济的大规模脱钩。作为霸权国美国，其内部分歧正在不断地削弱了美国内部的软实力，并影响其在对外战略上达成共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