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初年，今日的济南尚被称为齐州。彼时，地方行政区划基本遵循两级制，府、州、军、监构成一级行政单位，县为另一级，而位于它们之上的大区“路”，实为监察区域，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行政区。尽管州与府在行政层级上平级，但州的地位稍逊于府。
据《宋会要》记载，“齐州，国朝初为防御州”。在宋代，州主官的官阶分为节度使、防御使、团练使、刺史四级，齐州便处于防御使这一层级。北宋有着明确且严格的规定：州若要升为府，必须先升为节度州，毕竟“未有称府不为节度者”。所以，彼时的齐州受限于这一规定，无法直接跃升为府。
命运的转折出现在治平二年(1065)，这一年，齐州设置了兴德军节度，济南由此获得了升府的契机。这里的“军”，乃是宋代独特的行政区划，通常统辖一州或一县，兴德军所节度的正是齐州。在济南设立兴德军，绝非偶然事件，它与北宋第五位皇帝英宗赵曙继承大统有着千丝万缕的直接联系。
北宋第四位皇帝仁宗赵祯一生子嗣艰难，杨王赵昉、雍王赵昕、荆王赵曦皆早早夭折。无奈之下，仁宗将濮王赵允让的十三子、太宗赵炅的曾孙赵宗实过继为继承人。嘉祐七年(1062)农历八月初四，赵宗实被正式立为皇子，初九日便改名为赵曙。同年九月，赵曙被封为齐州防御使、巨鹿郡公。尽管这只是一个名义上的荣誉头衔，无需他实际前往齐州履职，但齐州自此便与他结下了难以割舍的特殊缘分。
时光匆匆，没过几个月，嘉祐八年(1063)农历三月，仁宗驾崩。同年四月，赵曙顺利继位，是为宋英宗。由于英宗赵曙在继承皇位前担任齐州防御使，齐州便成为了他的潜藩之地。按照宋代制度，“潜藩皆升为节镇，建军、府名”，新升的藩镇大多遵循这一惯例。于是，治平二年(1065)十一月，宋英宗册立皇后之际，朝廷正式下诏，将潜藩(发迹之地)齐州升格为兴德军节度。这一举措意味着齐州从此跻身最高级别的“节度州”行列，其长官为节度使(通常也仅为荣誉头衔)。
此时的济南，名称颇为复杂，既被称作兴德军、齐州，又保留着济南郡的称呼。顾祖禹在《二十一史方舆纪要》中便记载着：“宋因之，亦曰济南郡兴德军节度”。在宋代，每个州都有一个郡名，没有郡名的州可谓凤毛麟角。不过，宋代的“郡”主要用作王公的封号，并无实际的行政编制。
成为节度州(兴德军节度)后，齐州便具备了升格为“府”的资格。然而，这最后一步并未立即实现，而是又等待了50多年。直至宋徽宗政和六年(1116)，鉴于齐州受兴德军节制，且是英宗“龙潜”之地，齐州终于直接升为济南府。从此，“济南府”这个名称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并在后续的金、元、明、清各朝直至1929年正式设市(期间虽曾一度改成“路”或“道”)一直沿用，成为山东省内举足轻重的行政中心、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
从“齐州”到“济南府”的升格，跨越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历程。这一转变不仅使济南的城市地位得到显著提升，更为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对后世济南的发展产生了深远而持久的影响。它见证了济南从一座普通州城向重要府城的华丽蜕变，也成为了济南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座重要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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