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3月30日，蒋介石召见了时任外交部长的王世杰，他说：在现行宪法之下，我如果担任总统，将会受到很大的束缚，“戡乱”工作将会受到很大影响。蒋介石要王世杰向胡适传话，说他“极愿退位”，不参加总统竞选，提议胡适来当总统，自己愿意当行政院长，“负责辅佐”。
王世杰于是找到了胡适，向他说明了蒋介石的看法，鼓励胡适要“拿出勇气来”，当仁不让。胡适听后表示：“这是一个很聪明、很伟大的见解，可以一新国内外的耳目。我也承认蒋公是很诚恳的。”
经过两天的谈话，胡适接受了蒋介石的提议。但很快他就反悔，对王世杰说：我“仔细想过，最后还是决定不干……昨天是责任心逼我接受，今天还是责任心逼我取消昨天的接受”。
胡适接受提议的当天，蒋介石就带话给国民党元老戴季陶、吴稚晖、张群等人，劝他们不要反对此事：“此乃党国最大事件，余之决定必多人反对，但自信非贯彻此一主张无法建国，而且剿匪、革命亦难成功。”其中戴季陶反对最为厉害，蒋介石和他谈话一小时，最终将他说服。
蒋介石在历史上向来以贪权专断著称，他为什么要把总统的宝座让给毫无势力的胡适？他既然让出了总统，为什么不久后又当上了总统？本文将在下面回答这两个问题，若能耐心读完一定大有收获。
“总统制”还是“内阁制”？
1946年1月，国共双方及各民主党派在重庆召开政协会议，签订了涉及政府、建国、国民大会、宪法草案、军事问题的五项协议。
此次政协会议非常成功，尤其是所通过的《宪草修改原则》，大大削弱和限制了蒋介石专断的可能。梁漱溟评价说：“这样一个宪法是最不利于蒋介石……在野各方面莫不欣然色喜，尤其是周恩来简直是佩服之至，如获至宝。”
2月1日，中央发出经过毛泽东修改的《关于目前形势和任务的指示》，指出：政协会议“已获得重大成果”，“从此中国即走上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目前已由武装斗争转变为非武装的群众的议会斗争”。
2月2日，中央甚至给陈毅发去了电报，要他巩固华中根据地，以备将来中央机关可能会从延安搬到淮阴去办公。（《毛泽东年谱》）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46年政协会议通过的《宪草修改原则》改变了36年5月5日国民党制定的《五五宪草》的“总统制”原则，改用“内阁制”。《五五宪草》继承的是孙中山《建国大纲》的思想，规定总统为国家元帅，有统帅军队、公布法律，任命行政院、司法院、考试院正副部长等官员的权力。而新的《宪草修改原则》将总统虚位高置，而没有统率五院的权力，国家的大权主要集中于行政院，而行政院只对立法院负责，而不对总统负责。
府院之争（总统府和行政院或国务院）从民国初年就一直存在。最早的时候，孙中山主张总统制，即总统掌握实权；而宋教仁主张内阁制，即行政院掌握实权。民国五年，民国大总统黎元洪和国务院总理段祺瑞之间的府院之争，实质上也是在争总统制和内阁制。
我们知道，今天的德国实行的就是内阁制，德国总统虽然是国家元首，但仅有象征性的权力，实权都在德国总理手中。而法国实行的则是总统制，法国总统掌握实权，拥有任免总理，主持内阁等权力。
了解了这个重大的区别，我们就能知道为什么蒋介石要把总统的位置让给胡适去干了，因为他没有兴趣当一个没有实权的总统，他更感兴趣的是拥有实权的行政院长一职。胡适当总统，自己当行政院长，所以蒋介石称之为“负责辅佐”。
梁漱溟和很多人都认为，以蒋介石当时的地位和声望，他只能被放在最高的位置当虚位总统，而不能做行政院长。就算他自甘降格，当了行政院长，也随时有倒阁的风险，很不稳，因为按照《宪草修改原则》，行政院是要对立法院负责的，立法院有权推翻内阁，另组新阁。
也难怪蒋介石在得知《宪草修改原则》大惊失色，称自己“不禁骇异莫名”，“本周最大之苦痛乃为协商会宪草组宪草原则之擅自规定”。
这份《宪草修改原则》是孙中山的儿子孙科等人负责起草的，蒋介石当初派孙科代表国民党参加这项工作，本意是要他坚持《五五宪草》（孙中山《建国大纲》）的“总统制”原则，但没有想到孙科却表示，“先总理”的话不一定都对，不必句句照办，直接改成了“内阁制”。
蒋介石在日记中大骂孙科“荒唐糊涂，受人欺诈”，“竟订定此一违反总理革命之原则，真使人啼笑皆非，欲哭无泪矣，为之奈何！”
还有一个疑问就是，孙科写完《宪草修改原则》后，蒋介石不知情吗？为什么他不及时制止呢？说起来历史就是有很多偶然，当时孙科确实把《宪草修改原则》提前送到了蒋介石那里，但蒋介石很忙没有留意，以为孙科不会出问题，等到了政协会议闭幕的当天，蒋介石才翻看起来，一看吓了一跳，但这个时候已经来不及叫停了，《宪草修改原则》已经通过了。
蒋介石的失败尝试
《宪草修改原则》通过之后，受到了蒋介石和国民党内很多人的反对，国民党的大员们在事后“顿足嚎叫，大哭大闹”（梁漱溟语），说国民党完蛋了，什么都没有了，投降给共产党了，五五宪草被破坏无遗了……
蒋介石对此颇为无奈，安慰众人说：“我也不满意，但事已至此无法推翻，只有姑且通过。”他说好在这只是一个草案，是几个党派之间的协议，没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性。我们知道，当时国民政府名义上的最高权力机构是国民大会（相当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国大”这个词在电影《建国大业》中被多次提到过。所以蒋介石就说：“等开国民大会时再说吧！””
此后，国民党反对政协决议的一批人就制造了沧白堂事件、校场口血案。一些国民党人士提出，要把政协的协议根本推翻，于是，蒋介石顺水推舟，在1946年3月16日，国民党的六届二中全会上做出了修改《宪草修改原则》的决定。
政协协议是各党派包括国民党一致决定的，岂能容许国民党单方面推翻？共产党和民盟为此提出了坚决的抗议，周恩来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说：“政协一切决议不容篡改，宪法原则决议必须100%实现。”
毫无疑问，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彻底毁掉了了原本可能发生的“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把历史推向了内战的边缘。
蒋介石计划在国民大会上彻底推翻《宪草修改原则》，恢复《五五宪草》的原则，因此中共和民盟纷纷表示不会参加国大。所以，在历史上，我们把1946年11月召开的“制宪国民大会”称为“一党国大”，或者“伪国大”。
46年召开“制宪国民大会”，顾名思义就是制定宪法的国大，国民党的本意是按照其六届二中全会的决议，恢复《五五宪草》的基本原则。但事实上，他们的这个尝试没能成功。其中的一大原因就是美国的干涉。
1946年8月1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给蒋介石发来密电，批评蒋介石推翻政协协定，称“此种情势，实为美国国民所深厌恶……殊感失望”，并威胁间隔即使，如果短期内不能改进，“则美国舆论对中国之宽宏慷慨态度，势难继续，且本人必须将美国立场重新审定。”直白地说就是，蒋介石如果坚持要修改政协协定，美国就会停止对他的援助，事实上，这封电报发出3天后，杜鲁门就下令禁止美国向国民政府出售剩余的军火。
蒋介石对杜鲁门的态度自然非常生气，他在日记中称，杜鲁门“语意之侮辱压迫，殊难忍受”，但是出于现实的考虑，他还是回复杜鲁门，必将迅速改进，使中国进入和平民主的步骤。在美国的“侮辱压迫”下，蒋介石最终接受了《宪草修改原则》。11月，制宪国大召开，最终通过了以《宪草修改原则》为原则的《中华民国宪法》。
尽管蒋介石做出了改变，在在他改变的过程中，内战早已爆发，已成无可挽回的局面。
法外之法
转眼就到了1948年，按照规定，这一年国民政府将召开“行宪国民大会”，实施宪法， 选举总统。蒋介石要不要参加这个总统选举呢？参加吧，一定当选，当选了就是“虚位总统”，失去实权。蒋介石陷入了犹豫之中。
经验丰富的阎锡山看出了蒋介石的犹豫，48年4月4日，他给蒋介石写信，建议他可以担任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掌握行政权和军事权，蒋介石看后大为赞赏，称其为“至理名言，先获我心，感佩何似！”蒋经国的提议则更早，他在3月26日就对蒋介石建议，“谦辞总统，退任行政院长”最为适宜，虽然当不了总统，但仍有总统集权的实效。
蒋介石也有此心，经过反复思考斟酌，3月30日，他召见外交部长王世杰，让其劝说胡适出来竞选总统，自己“负责辅佐”。
为什么选择没有势力的胡适呢？答案就是胡适没有实力，便于掌控，如果是李宗仁、程潜这些军方人物来干，搞不好蒋介石当了行政院长，还会再爆发一次“府院之争”。
4月3日，蒋介石找到李宗仁，以自己不参加总统竞选为由，要求李宗仁也不要参加副总统竞选，结果李宗仁不同意，两人撕破脸皮大吵一架，最后不欢而散，吵架的详情在《李宗仁回忆录》中有详细记载。
4月4日，国民党召开临时中执委全会，讨论总统、副总统的提名问题。在这次会议上，蒋介石宣布自己不参加总统竞选，建议由国民党提出一个党外人士作为候选人（此时胡适已经拒绝参选）。结果，国民党的中央执行委员除了吴稚晖和罗家伦，其余全部反对。
国民党的大员们基本都要蒋介石出来参选，比如张道藩声泪俱下地说：“任何事情，我们都要坚决服从总裁指示，只有这件事情不能服从。”邹鲁则提议大家以起立的方式表示对蒋介石竞选总统的拥戴……
在他们看来，国民党的总裁无法当选总统，这意味着国民党的败亡。但他们也知道，当这个“虚位总统”也实在没有什么意思。国民党元老张群发言指出了这一点：“总裁并不是不想当总统，而是依据宪法的规定，总统并没有任何实际权力。它只是国家元首，而不是行政首长。他自然不愿任此有名无实的职位。”
张群提议：“如果常会（国民党中常会）能提出一种办法，赋予总统以一种特权，则总裁还是愿意当选总统候选人的。”
怎么能想出一种办法，既不违宪，又能让蒋当实权总统呢？办法是有的，就是起草一份《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规定“虚位总统”在“动员戡乱时期”能够掌握超出限制权力。简单来说就是和今天的美国一样，宣布国家进入了“紧急状态”，于是总统就能绕开两院直接下达一些权限之外的命令了。
《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从1948年5月10日公布实施，后来国民党败退到了台湾，到1991年5月10日才宣告废止，前后实施了43年。
也正是因为这个条款，我们所说的“解放战争”，在国民党那边叫做“动员戡乱战争”或者“戡乱战争”。
本文主要参考了杨天石先生的《1946年的政协会议为何功败垂成？——围绕<宪法修改原则>的争论考察》和《蒋介石推荐胡适竞选总统前后》，若想进一步了解此事详细情况，可以翻阅这两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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