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福祥血洗青海西宁镇压回民暴动

同治年间，西宁地区回民武装在马桂源、马本源兄弟领导下形成割据势力，控制青海东部农业区与部分牧区。其武装力量以宗教组织为纽带，结合地方团练与流散兵勇，形成兼具军事防御与资源掠夺能力的集团。清廷虽于 1866 年派西宁办事大臣玉通主持军务，但官军久攻不下面临饷械匮乏困境，至 1871 年仍未突破回民武装的外围防线。

董福祥时为甘肃提督，所部甘军经左宗棠整编后成为西北战场机动主力。该部以甘肃环县子弟为基干，吸纳陕甘民团与降军，鼎盛时兵力达二十营万余人，配备抬枪、劈山炮等火器，兼具山地作战与长途奔袭能力。1872 年春，左宗棠采纳 "先剿河州，再图西宁" 策略，命董福祥率甘军自狄道（今临洮）北上，与湘军刘锦棠部形成对西宁的钳形攻势。

甘军进入河湟地区后，采取 "步步为营，清野断粮" 战术。1872 年 4 月，先头部队进至平戎驿（今平安驿），遭回民武装伏击，损失前营管带以下三百余人。董福祥随即改变策略，征发民夫修筑堡寨，每推进十里即建立补给据点，同时派遣骑兵绕后切断西宁与河州的粮道。据《甘宁青史略》记载，至 6 月中旬，甘军已控制湟水南岸的多巴、康家寨等要地，形成对西宁的南面包围。

回民武装为打破封锁，于 7 月组织万余人反击多巴营地。董福祥预先在阵地前沿挖掘壕沟，配置连环抬枪队，待对方骑兵接近时发动密集火力打击。战斗持续两日，回民武装因缺乏重武器，在清军炮火轰击下伤亡惨重，被迫退回西宁城。此役甘军缴获战马千余匹、粮食万石，初步确立战场优势。

1872 年 9 月，董福祥决定拔除回民武装在西宁外围的重要据点哆吧堡（今多巴镇）。该堡位于湟水支流沙尔湾河畔，地势高峻且囤积大量军械粮草，由回民将领黄文秀、马大头三三率五千人驻守。甘军采取 "围三缺一" 战术，以主力猛攻东西二门，同时在南侧设伏等待突围部队。

9 月 15 日凌晨，甘军以炮火摧毁堡墙北段，步兵携带云梯强行登城。守军依托街巷工事展开巷战，双方在堡内展开逐屋争夺。战至中午，董福祥投入预备队从南门佯攻，守军主力南调时，预先埋伏的骑兵从东北侧突入，切断守军退路。黄文秀在巷战中中炮阵亡，马大头三三率残部突围时遭伏兵截杀，堡内千余非战斗人员被清军俘获。战后，甘军对俘获人员实施甄别，凡参与战斗者就地正法，史载 "哆吧堡内，男丁无遗，妇孺充作营妓"。

此役后，董福祥下达 "搜剿逆党" 命令，甘军所到之处实行连坐法，凡与回民武装有联系的村寨均遭血洗。据兰州道陶模事后奏报："自平戎至西宁百里间，炊烟断绝，积尸盈沟，老弱妇孺亦多不免。" 这种无差别镇压政策导致回民武装放弃阵地战，转而化整为零进入山区开展游击战。

1873 年初，回民武装余部在马本源带领下退入青海湖周边草原，与当地蒙古、藏族部落结成同盟，试图利用牧区广阔纵深消耗清军。董福祥则采取 "分路追击，焚荒断牧" 策略，将甘军分为三路：中路沿青海湖南岸追击，东路封锁大通河谷，西路切断通往柴达木的通道。

3 月，中路军在哈喇库图尔（今共和县）遭遇蒙古骑兵伏击，后勤辎重被劫。董福祥亲率精锐骑兵驰援，在青海湖畔展开遭遇战。清军凭借火器优势击溃蒙古骑兵，随后对周边游牧部落实施报复，焚烧帐房千余顶，斩杀牧民数百人。此行动导致原本中立的蒙古王公倒向回民武装。

清廷内部对董福祥的高压政策出现不同意见。陕甘总督左宗棠虽肯定其军事效率，但也指出 "剿抚兼施方为长久之计"，建议在军事打击同时展开招抚。然而董福祥认为 "西北民性彪悍，非威不伏"，继续推行 "杀降夺地" 政策。1873 年 5 月，副将何得彪在柴达木边缘截获一支准备归附的回民商队，为邀战功将三百余人全部屠杀，仅留数人传信。此举引发甘军内部争议，部分将领认为 "杀降必遭天谴"，但董福祥以 "临阵专擅" 为由压制反对声音，继续推进清剿。

1873 年 8 月，甘军完成对西宁城的合围。回民武装因长期断粮，城内出现人相食景象，马桂源被迫开城投降。董福祥违背此前 "献城免死" 的承诺，将马桂源、马本源等首领凌迟处死，并纵兵三日洗劫城区。据《西宁府续志》记载："城破之日，火光烛天，府库官署悉遭焚毁，富户巨室被掠一空，积尸遍于街巷。"

攻克西宁后，董福祥实施 "徙民实边" 政策，将回民武装控制区的成年男性分批迁往甘肃、新疆偏远地区，妇女儿童则分配给官军为奴。同时设立 "善后局"，强制收缴民间兵器，推行保甲制度。但甘军纪律败坏问题在此阶段集中爆发，士兵公开抢劫民财、强占民宅，导致地方官府与民众对清军的抵触情绪加剧。兰州道陶模在给军机处的密信中直言："董军所过，比之贼匪尤甚，百姓畏军如虎，避之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