婉容被冷落的一个重要表象就是：从溥仪就任“执政”到他正式登基成为伪满洲国皇帝的两年里，她都很少参加政治活动。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是婉容身体欠佳？是溥仪、婉容感情破裂？还是日本人要求如此呢？
真相也许只有当事人知道，但从历史的旧纸堆里，我们仍然能窥见一二。
首先，婉容的身体状况足以参加各种政治活动。
1922年，溥仪和婉容大婚，婚后两人并没有夫妻生活，深宫大院形同软禁的生活，使婉容感觉空虚寂寞，读书、写字、画画并不能消除她心中的郁闷，因此染上了吸食鸦片的嗜好。在紫禁城时期，她每顿饭后都要吸食八个烟泡。
到1932年，婉容的烟瘾还没有这么重。
在短短不到4个月的时间里，她从偷渡东北、求见溥仪、跟溥仪会面到从汤岗子出发到长春，整个过程中身体状况总体上还不错。
随侍李国雄也回忆，"旅顺期间，以至伪满初年，(婉容)看上去没有病容”。
况且既然能经得起舟车劳顿，为什么就不能参加溥仪就任执政的相关活动呢？这么看来，婉容政治上的被冷落和其健康并没有直接关系。
其次，溥仪并没有完全冷落婉容的意图。
溥仪对婉容的冷淡和疏远，跟婉容吸食鸦片和溥仪的严重猜疑有关，但严格意义上说，始于1931年的“淑妃革命”，溥仪几乎是将与文绣离婚的仇恨全部加罪于婉容。
溥仪自已承认“自从她把文绣挤走后，我对她便有了反感，很少和她说话，也不大留心她的事情。”
而在溥仪首先完成的《我的前半生》灰皮本中，对于婉容态度的说法，则更加直接。
婉容固然是在当时，总算是得到了所谓的“胜利"，而拔去了她所认为的“眼中钉”，但是我对婉容的感情，反而一天坏似一天。
也就是说在伪满时期，随着时间的推移，溥仪和婉容两人感情总体上是趋于冷淡的。
但感情上的冷淡只是婉容政治上受冷落的一个次要原因。因为婉容与溥仪没有夫妻感情，更没有夫妻之实。
但是对于一个皇帝而言，婉容的存在仍有重大意义：
一是溥仪要证明自己还是一个正常的男人。
在紫禁城时期，关于溥仪不能行男女之事的传闻是个公开的秘密，说法五花八门。但是溥仪仍然要辟谣还要假装夫妻恩爱给下人看。
婉容的贴身太监孙耀庭就曾回忆，一次溥仪把婉容抱在炕上亲热，就让其在一旁看着。并说，“溥仪在极力敷衍她(婉容) ，到储秀宫来纯粹是出于对外的影响考虑。”
简而言之，溥仪作为末代皇帝、天津寓公需要婉容作为一个花瓶存在，作为伪满洲国执政、皇帝更有此需求。
二是溥仪需要婉容帮她实现传宗接代、延续血脉的需要。
溥仪就任伪满洲国执政，对于复辟大清仍抱有很大的幻想。1932 年3月11日，曾当着伪执政府秘书陈曾寿的面立下三愿，而最后一条誓愿就是“求上天降一皇子，以继承大清基业。"
伪满初期，溥仪身边的后妃只有婉容一人，并没有纳妃的打算，溥仪在打针吃药的同时，只能将延续血脉的希望寄托在婉容身上。
三是就任伪满执政前后，溥仪仍然在极力地敷衍婉容，对外维持帝妃夫妻恩爱的假相。
溥仪决定离开大连去东北，婉容是一个附带的动机，“(溥仪)希望通过生活环境的改变，使皇后秋鸿戒掉抽鸦片的习惯。”溥仪到东北后，立即写信给婉容，要求婉容也尽快来东北，并派罗振玉到大连港码头去恭候，整个过程安排得十分仔细。在大连短暂停留的几个月，溥仪和婉容还曾一起去海边捞海参、捡贝壳。建国后，溥仪还曾携婉容和两个妹妹开车到大同公园去玩。
这些证据表明溥仪和婉容夫妻关系尽管逐渐冷淡，但就溥仪来看，远没有到破裂的地步。
此外，日本方面并没有拒绝婉容出席活动的要求也是一个例证。
溥仪作为伪满洲国的傀儡皇帝，事事受到日本关东军的控制和约束，但是就日本方面而言，在政治活动的安排上，似乎并没有特殊要求婉容不参加、不露面，反而在很多重要场合特别看重婉容这个“皇后”身份的重要性。
日本的种种安排，具有政策上的连续性，甚至于宫廷秽闻曝光后，日本关东军司令菱刈隆不允许溥仪和婉容离婚，并将婉容赶出宫去。因此，婉容伪满初期在政治上的这种冷遇和日本人没有直接的关系。
从健康因素、溥仪和日本人的态度来看，都没有必要要在政治上冷落婉容，种种迹象都指明，婉容遭受的冷落，更多来自于她自己的性格和思想态度。
使婉容受冷落的独特思想与性格
婉容是一个出身于满族贵族家庭的名门闺秀，从小就受到了封建礼教的影响和束缚，同时在天津北京两地的长期生活，使婉容又接触到了西方的生活方式，并深受其影响。
婉容这种既中国又西方、既传统又开放的矛盾思想观念形成了她特殊的思想认识：
一是思想自由，个性相对独立。
在紫禁城生活时，她就显得很摩登，看电影骑自行车、吃西餐、弹钢琴、学英文、骑摩托车等等，勇于尝试西方的新鲜事物，表现出了非常明显的西化思想倾向。
援引美国人布拉克尼在《毕生做傀儡的可怜虫一溥仪》 一文对婉容的描述，“虽然出身贵族之家，她的父亲却改营商业。她是一个满洲美女，她和皇帝在思想上很对劲，而且也像他一样，受过西方的新式教育，也取了一个外国名字叫伊丽莎白”。
她在宫中用英文给溥仪写过大量的短信，对紫禁城十米高的宫墙的禁锢很是反感，这一点对于溥仪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溥仪后来回忆说：“这时我已渐渐对于那种宫廷小圈子生活感到厌倦，总想看一看紫禁城外的新鲜景色。”
二是婉容十分看重她的“皇后”身份。
爱新觉罗·恒香—郭布罗·婉容的生母
她虽然是一个深受西方文明教育和影响的女子，但是传统文化对她的影响很深，使她对这个封建“皇后”的身份格外看重，这在紫禁城时期、天津时期和伪满时期都有非常明显地表现。
溥仪大婚，按照旧例，淑妃文绣应该在皇后进宫时行跪迎之礼，但是溥仪降旨，免去了文绣跪迎之礼，这引起了婉容极大的不快。
结婚当晚，按照当时的报纸报道：“竞一怒之下实施闭关主义，拒宣统无得入闺房。"
婉容的不快，当然不排除她有反对册立文绣为妃的想法，但是结合婉容后来和文绣不和，比较霸道，事事要压文绣一头的实际情况来看，婉容还是十分看重这个皇后身份的。
此外，溥仪同样持有如此的看法，溥仪回忆说：“她宁愿做个挂名的妻子，也不愿意丢掉‘皇后’的身份。”即使她忽然想开了，也起了离婚的念头，她的处境也和文绣不同，文绣从亲友中还能找到一些支持的力量，而婉容的父亲、兄长、师傅都不但不会支持她，恐怕还要加以阻拦，甚至是施加压力。
另外，婉容对满洲国持有什么样的态度呢？并没有直接的史料能够证明，但从很多历史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出端倪：
婉容一开始对来到东北，来到溥仪身边没有恶感，只是在看清“满洲国”、伪满执政本质后，对“满洲国”傀儡皇后的身份不认同，很挣扎。
溥仪离开天津后，婉容顿觉孤苦无依，她哭着对随侍李国雄诉苦，“皇上也走了，王爷也不来，把我放这谁管呀？"因此在得知溥仪到东北以后，婉容也急切地想到东北，到溥仪身边。
第一件对婉容造成极大打击的事，就发生在她被川岛芳子护送去大连的途中，婉容的哥哥润麒因与日本军人极其熟悉，私下默许日本军官夜间在船舱中强奸了婉容，这使婉容精神上受到了极大的刺激。
到达大连后，婉容急切地盼望见到溥仪，但是关东军有命令，不允许婉容到旅顺见溥仪，她认为溥仪有可能遭到拘禁或者暗算，于是大哭大闹，非要去见溥仪不可，才得以见上一面，这些经历也让婉容认识到溥仪处在日本人的控制之下，行动不自由，言论不自由，婉容便隐瞒了被强奸这件事。
伪满建国后，婉容依然关心政治，书斋中还摆放着订阅的《盛京时报》、《大同报》等七八种报纸，加上在溥仪身边所经历的种种事件，使得婉容对“满洲国”的傀儡性质有了明确的认识，最使婉容不能容忍的是自由的丧失。
王敏彤—婉容表妹
一次，溥仪、婉容携两个妹妹到大同公园游玩，刚到公园门口便被日本宪兵队保卫，以安全为借口将他们劝了回去。
事实上，加在婉容头上的限制还有一重，这一重来自于溥仪的不信任，据长期在伪满皇宫工作的周君适回忆，溥仪派自己的二妹韫和长期监视婉容，婉容察觉到了这种监视，曾经对身边人以手指书空作“宫中黑暗"四字。
自对“满洲国"和自身处境有了明确的认识后，婉容想离开东北的念头便愈演愈烈，1932年5月，国联调查团到达大连，婉容派人化装成古董商密会中国代表顾维钧，要求顾维钧帮助她从东北逃走未遂。
1933年8月、9月间，当时满洲国立法院赵欣伯的妻子准备赴日，婉容便托她帮忙东渡，但此事被当时正在日本的三格格发现，她写信告知溥仪，结果逃跑又成为泡影。
从此婉容再也没有找到逃脱的机会。
逃跑未遂，婉容在伪满皇宫的生活一开始又存在一种“荒诞离奇”的氛围，“明明采取的是伪执政的制度，可是偏偏又有什么伪大同的年号,明明绝对不是复辟，可是偏偏在当时的敌伪之间，却有很多人偏偏将溥仪称为皇上”。同样，婉容也生活在“皇后”的荒诞生活中。
这种"皇后”的荒诞生活，又因为日本关东军对“执政夫人”、“伪满皇后”规定的缺失偶尔地表露出来。
1934 年3月，溥仪称帝，日本秩父宫雍仁亲王代表昭和天皇来新京长春祝贺，要求婉容一同会见。
这次婉容的出席，着装极不协调，在佩戴伪满徽章绶带的同时，按照清宫旧例，穿宫装凤冠锦袍，从她和下人的对话中，可以明显感受到她对大清皇后凤冠的珍惜与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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