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尔汉回忆录：与杨增新比，金树仁统治新疆的前因后果

编者按

民国时期，统治新疆有三位军阀，前者杨增新统治17年（1912—1928），中间金树仁统治5年（1928—1933），后者盛世才统治11年（1933—1943）。其中金树仁是存在感最弱的一位，一方面是因为他统治的时间较短，另一方面，由于他在位期间所做的贡献似乎也并不多。他被迫下台后，还遭到国民政府的审判，差点锒铛入狱！那么，他到底是怎样统治新疆的？他的统治给新疆到底带来了什么？

包尔汉先生曾经因在杨增新手下任职多年，所以金树仁时期遭受排挤，被送到国外考察、学习。今天让我们通过他的回忆，来了解金树仁，可能这并不全面，但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份精彩的资料。

金树仁是如何当上省主席的

就杨增新和金树仁这两个统治新疆的人物来说，我同后者的接触远不如同前者频繁，但是后者是个肤浅、贪婪之徒，比起前者他的面貌是比较容易认清的。

金树仁（1879—1941）

金树仁，字德庵，甘肃临夏人，清宣统己酉（1909年）科拔贡， 甘肃高等学堂毕业，同杨增新有师生之谊。当初他投奔新疆、只是为了谋个较舒适的啖饭地方，进而想从宦途上发财致富；在樊耀南政变以前他并没有主政新疆的意念。他由于长于笔札（指文章）和在杨面前表现得十分恭顺，受到杨的青睐，先后在阿克苏、疏附（今喀什市）、迪化等县作过县知事， 1926年被调升为政务厅长。

1928年7月7日，樊耀南政变时，金树仁正在民政厅（刚由政务厅改称）厅长任内。他的资历和人望，本来比不上刘文龙、阎毓善、徐谦等其他几个厅长，之所以能一跃而取得新疆军政大权，主要是由于几名军事首脑的推戴。

政变发生的当天，金树仁也参加了俄文法政专门学校（按新疆大学前身）的毕业典礼。据说是因为有公事，他中途退了席。有人根据他中途退席这一点，认为他事先也参与了樊耀南刺杀杨增新的阴谋，但这是不确实的。樊闯入督署三堂后，就写了个字条，邀他到督署议事，这时候他才知道樊的异谋（按反叛的图谋）。当时杜治国、张培元等都阻止他，不让他去，并且率队包围了督署，消灭了樊的仅有的一点武力。于是金树仁便成了给杨报仇的人，并在驻军首脑的推戴下，以临时主席和总司令自居了。

左一即杨增新（（1864—1928）

由于杨增新多年来抑制汉族官吏以乡土为纽带的帮派势力的发展，金上台后，两湖帮和其他帮派中的高级官吏们，虽然并不甘心，但是却没有力量同金抗衡，最多也不过在背后发些牢骚罢了。至于南北疆的镇道（按地方大员），如伊犁的牛时、塔城的李钟麟、阿克苏的朱瑞墀、喀什的马绍武、阿山的魏镇国等，他们在杨被刺以后，都担心地方将陷入战乱，所以只要有人出来维持局面，也就安心了。因为杨增新多年来把他的主要干部冶炼成"安分守常"的庸吏，他们大都有逆来顺受的"涵养"；即使樊耀南政变成功，也不会遭遇各地汉族官吏的反抗的。

金树仁表面上很健谈，并且模仿杨增新平易近人的作风，但是他的心地狭窄，眼光短浅，尤其是他的鸦片烟瘾很重、精力不足，所以不可能像杨增新那样把一切事权都集中到自己的手里。

金树仁在杨增新被刺的第二天，便以民政厅长兼临时主席、总司令的头衔出了布告，说有乱党戕害本省长官，占领省政府，经部队围剿，乱党已被擒获；并于同日致电南京政府报告经过，强调边情紧急，自己正在统率军民，极力维持，意在促使国民党政府尽日明令（明文宣布的命令）他执掌省政。他还通电各镇道说明政变经过，并且说他已经控制全局，促使各地文武官员承认他的政府。

在事变后的十几天内，他和推戴他的军人下令逮捕了一部分公教人员，有的被处决、有的被关入监狱。到7月24日在上帝庙给杨增新开吊（在出殡以前接待亲友来吊唁）的那天，金树仁的政权可以说基本上已经站住脚跟了。

他这时利用各省政府委员、南北疆高级官吏和将领以及蒙、哈、维、回等族王公和上层人物的名义电呈南京政府，拥护他出掌省政。南京政府当时虽有意囊括新疆，但是鞭长莫及，终于发表他为新疆省政府主席兼总司令，不久将总司令名衔改为边防督办。

金树仁是如何统治新疆的

金树仁登台后，第一件影响人民生活的事是抓兵。这是他同杨增新在统治新疆政策上的一个主要不同之点。

他所以要扩编军队，有几个原因。首先是拥戴他的甘肃籍军人想以扩军来加强他们的势力，而金树仁本人也认为扩军是巩固他的政权的要着（首要之事）。其次，当时省府接到从哈密和婼羌（今若羌）来的情报，说甘肃军队向旧阳关道移动，同时又有国民党政府命令甘肃当局调查新疆政变的传说，金树仁为了防止外力从东路来犯，因而增募军队，以加强防守力量。

再次，杨增新时期的省军官兵并不都是清一色的甘肃人和本地人，金树仁和他的左右对其他省籍的官兵存有戒心，想借招募新兵来增加甘肃人和本地人在军队中的比重，逐渐把他们认为不可靠的其他省籍的官兵淘汰掉。在这里我想顺便提一下，当年一般从统治阶级出身的甘肃人，对回族人抱有一种顽固的成见，认为他们难于统治。金树仁正是抱有这种成见的甘肃人，他登台后，一反杨增新依赖回族军官的作法，在扩军的过程中逐渐把一大部分回族官兵先后淘汰了。

那时，新疆缺乏劳动力，人们无论为农为工，收入都比入伍好一些，而且行动还比较自由。尤其是有家小的汉人，更不愿抛下自己的妻儿去为官老爷卖命，在这种情况下，金政府的所谓募兵，就必然是抓兵。这一来弄得闾阎（指老百姓）不安，陕甘省籍人民受扰尤甚。因为金政府对于汉人也不是全部信任的，比如两湖人和天津人他就不信任，不肯让他们当兵，因而抓兵很少轮到这几省人的头上。

民国新疆纸币1919年

抓兵和广编军队的直接后果，是纸币日趋贬值。

新疆在杨增新时期，流通在市面上的通货，主要是票银。关于票银我这里不想多讲，只简单地介绍一下。到1927年，新疆流通的票银有面值一钱的，正面书明：凭票发足红钱四十文（红钱就是内地的制钱，背面铸有维文）……有面值一两的，背面注明值湘平银一两（值红钱四百文），但是这些纸币都是不兑现的。当年新疆的制币厂、每日能印票银五、六千两。1927年票银与纹银的比价，约3.3∶1，也就是终杨增新统治时期，纸币贬值还只有3倍多。杨增新自己说，这是他不养兵的结果。他晚年常公开地说，他在新疆唱了十七年"空城计"，但是却取得了新疆内部的安定，也就是这个意思。当然，到1927年他也开始注意新疆东部的防守了，但是还没有发展到扩军和急剧增加军事开支的地步。

金树仁登台以后，情形就不同了。他既要抓兵扩军，而为了防止士兵开小差，又增加了兵饷。这些饷源只有仰赖印票机器每天加速转动和增加票银面额。所以他登台不久，票银同纹银的比价就成了3.9∶1。

纸币贬值的结果是物价上涨。以乌鲁木齐的日常生活必需品的价格来看，小麦、水磨白面、旱磨白面、大米、煤炭等物价骤涨，而且不再回落，是十几年来新疆所罕见的。（此段有省略）

除了滥发纸币，金树仁还从垄断对外和对内地的贸易上谋取厚利。他和他的党羽组设了羔羊皮公司，把这项土产的出口把持在自己手里。新疆的羔羊皮是驰名国内外的。所谓紫羔，尤称珍贵，是一种世界市场上的畅销货。"金家公司"凭借政权在握，强使新疆出产的羔羊皮以及溜胎羔皮都由它垄断运往平津销售或向苏联易货。它以低廉的官价买进，一转手间便取得高达近十倍的厚利。这项垄断措施，既影响了直接生产者，也打击了一般毛皮商人。惯于同官场打交道的巨商们，则通过行贿，也插手到这个垄断集团中来，分取部分暴利。结果受害的还是直接生产者，尤其是牧民。

金树仁上台后，给新疆社会经济带来了这样严重的影响，潜伏的各种矛盾就必然日益发展和加剧。有关的事实我将在后面谈到。现在我转来介绍一下这一时期的政治上的变化。

金树仁统治新疆的恶果

过去许多记述新疆这一段历史的人，大部认为金树仁沿袭场增新的故技，但智不如杨，所以才每下愈况。其实不然，金统治新疆的基本措施同杨恰恰相反。

首先，他把自己的政权寄托在他的乡士集团上。这一点是同杨大相径庭的。金上台后的一个时期， 乌鲁木齐民间便流行两句话，"早晨学会河州话，晚上便把洋刀持"，意思就是说，凡是甘肃河州人（金的同乡）都能够当上军官，作威作福。据我了解，这两句话最初虽然出自不满金树仁统治作风的两湖官吏，但是后来所以成为家喻户晓的民谣，的确是有事实根据的。

金树仁自登台之日起，就开始把他的家族中人、同乡亲友陆续安置在各方面的要津（按显要的地位）。他的五弟树信当了军务厅长，四弟树智后来被派到喀什，作了师长；尤其是"金老五"，贪财弄权，几乎一手遮住他的长兄，成了"二督办"。金树仁的马弁崔肇基（同乡，人称小崔"），后来被提拔当了团长。金老五和小崔成了金家政权的藏污纳垢的总汇。

拥护金树仁取得政权的杜治国被任作旅长，张培元被派往伊犁，作了屯垦使……全都是金的同乡。至于部队中的大小官佐，各县县长，都逐渐换了甘肃籍人或金的亲信。这种人事上的变动，使多年来比较稳定的新疆官场引起了不小的震荡。

如果说杨增新时期反杨的人主要是出于政见的不同，那么，到了金树仁时期，反金的人则主要是出于个人在宦场中的浮沉问题了。当然，我这里所指的人是当时在金政府里有一定地位的中级汉人官吏。比如后来成为反金主角的陶明樾、张馨等人，都是民国初年被分发到新疆来的，他们在杨增新时代虽未被重用，但是还有出任县知事发财致富的机会，而且他们也的确作过几任县知事，到了金树仁时期，这些人则只能在省城坐冷板凳了。

新疆回民军首领

杨增新是以使内地人互相牵制、使新疆人与内地人互相牵制等等手法来羁縻部属。而金树仁则企图以亲朋故旧来控制其他人，可是，他本人又不自觉地被他的几名亲信所左右。到后来，官场中的甘肃帮也互相倾轧排挤，很少步出督署三堂的金树仁本人，对自己的亲信也控制不住了。

甘肃籍的建设厅长阎毓善曾说过，金树仁自登台以后，便企图以乡人来巩固自己的地位，但是乡人们各有打算，他自己终于落得个众叛亲离的下场。阎毓善是个老官僚，熟悉当日新疆官场中的掌故。金树仁执政一年后，他私下里便常常指责金的作为，尤其是对金老五指责更甚。他说，如果不取得金老五的欢心，便休想谋求外任或取得发财的职位。省会公安局长李彦明、团长崔肇基等，同金老五狼狈为奸，把新疆的官场当作他们卖官鬻爵的所在。同时这些人又都扩张自己的权势，为所欲为。在这种局面之下，新疆的政治和经济的危机自然日益严重了。

总之，金树仁执政后的一些措施，使新疆的经济和政治陷于动荡不安的状态，加上国内的政治局势的影响，新疆便从此多事了。

资料来源：包尔汉《新疆五十年》，1984年文史资料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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