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新政——是封建的固守，还是革新的希望？治大国若烹小鲜

老子曾说治大国若烹小鲜。国家大政任何一点细微的变化就像一滴水滴到平静的水面上。所泛起的涟漪，会感染一大片水塘。而如果有多个水滴在不同处，同时滴下。整个水塘，水面之混乱可想而知。

任何一个王朝都是如此。清朝末年所经历的种种苦楚，作为后来者，我们根本无法切身体会。虽说我们给出的历史定义是清末保守派极力维护自己的封建统治，但我们同时也承认封建保守派自始至终都知晓国家政权与自身权利存续之间的紧密联系。那么既然知晓，统治者又为什么要一味固守有传统而拒绝革新呢？

清末新政前的王朝政治逻辑，徐徐图之不可取，疾风骤雨不敢想！

虽然我们的历史定义是如此，但是革新就真的从一开始，就能够挽救这一濒临灭亡的王朝吗？清朝末年，混乱的政治环境就像一个从多点滴入水滴的水塘。看似平静，但表面余波从未停止。按照中国传统的保守政治哲学而言，最应该做的是休养生息，而非奋起变法。但是清朝末年，所经历的世界局势可并非如此。在中国历史上，除了春秋战国，极具变法革新气息的年代。

在其余数千年恐怕我们都深深地被一种保守政治哲学所感染。主张休养生息，与民让利。也正是如此，清政府近代鸦片战争爆发以来的20年里，在国政方针上都一直奉行着休养生息之策。但是却总被国内的农民起义和国外的一次又一次侵略战争所打断。革命者，维新者，登上历史舞台，纷纷阐述治国之策。但这想要真正付诸实施，恐怕没那么容易。

虽有古话治大国若烹小鲜，但并不意味着小鲜的烹饪不需要技术，也并不意味着在烹饪时可以铁板爆炒。而随着国内和国外局势的进一步蔓延，恐怕小火慢炖的治国方式已经无法进行。政治上的休养生息根本无法进行，清政府只有选择了封建改革。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之中，虽并非拔得头筹，但至少在总体上，可以与当时刚刚维新变法的日本相持平。

在当时，西方猛然惊醒。为这条东方的巨龙，极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成为世界当之无愧的东方列强，也极有可能成为自己最大的威胁。但恐怕令西方也没有想到的是，清政府并没有成为他们所要认为的那个东方列强。反而最不被他们看好的日本，成为了日后的帝国主义国家之一。

而这一变化发生在19世纪末，也正是这一场中日海战，彻底打断了清政府自以为天朝上国的政治传统。此后爆发的义和团运动以及因此而起的八国联军侵华，使清政府尤其是慈禧感到了统治危机。国政方针可能真的不能够慢炖，至少应该来一句猛药。在之前的维新变法中，书生们不切实际。虽然从现在看来，他们的改革内容是好的。但是在旧有框架之下，慈禧之所以反对，恐怕并不仅仅是封建顽固统治者对于自身权利维护这一点能说的清楚的。

艰难改革何者为先？良药终非苦口，病症一如既往！

但是到了20世纪初，清政府确实承认不得不进行一场近代化的政治改革。在当时，不论是政治界还是学术界都成为共识。而任何一个国家的改革，不论古今中外，其最核心的一点就是对法律进行改革。借用文章开篇水滴和水塘的关系也可以说明法律的重要性。不论是将水塘理解为，国家政治、体制、还是社会、还是经济文化？

当那一个水滴，也就是法律进入整个水塘的时候。不要看这一水滴并不大，其所能引起的国家政治体制，社会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的改变。都远非一个统治者，改革者以及普通民众所能预料到的。自以为法律的改变很容易，就是几个实权人物重新写一部宪法而已。但对于国家和整个社会民族来讲，这恐怕比一场战争都要难。

但当时的清政府确实有改革的动力和基础。经历了30余年的洋务运动，民族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包括一些近代社会下的基础工人都已经诞生。有了这一些人的支持，清政府的改革，在当时广受期待。而当时的列强也希望清政府能够做出一定改变，扩大自身的经济开放性，为列强进一步占有市场腾挪空间。

所以在当时清政府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支持。在国内，除了孙中山所领导的革命派以外，民族资产阶级维新派，官僚，还有列强都站在了清政府的一边，以希望清政府能够通过改革达到各自所认为的改革目标。但也正是因为各自的目标不同，斗争方向不同。最终也导致了这一改革无疾而终。但这场改革真的没有任何意义吗？恐怕并不是这一场改革最核心之处，也就是法律的改革。如果可以的话算在辛亥革命之内也无不可，这一问题容后再谈。

系统性的法治建设和制度设计，清政府为何不起作用？

在清政府的范围内，慈禧和保守派此时也都纷纷赞成变法，因为他们明显看到了清政府的岌岌可危。除了能够镇压农民起义之外，国外打不过，革命党也一直活跃，社会各界对于当时清政府的压力都非一点儿半点儿。这一切都可以转化聚集成统治危机。谁也不愿意在自己当作知识，成为众矢之的。

而清末新政的积极推动者，当属张之洞这个官僚资本主义的代表者。他们是封疆大吏，也是洋务运动的主要官员，对于西方文明有所了解也很推崇，同时又深受传统文化的熏陶。他们一直希望通过中体西用的方式，保大清国运，扭转国家颓势。也正因此，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曾多次联名，鼓吹中体西用的革新思想。

也正是在内外部的压力下，清政府真正开启了变法。其实清政府的改革步骤是对的，但如果能够提前40年，效果会大为不同。清政府最先搞清楚的就是以法律改革为主。在国家顶层设计层面开始入手，再将改革拓展到社会和国家的各个层面。这一场系统而极富逻辑的新政由此开始。

但在当时，核心统治阶层并没有一个伟大的改革家。虽然方向是对的，但这场变法改革所受到的阻力也很大。这一阻力与之前不同，之前是很多保守派极力反对，此时是因为没有先例可供探寻。传统的政治体制和经济模式之下，要容纳一个全新的生产方式。而全新生产方式的掌握者却又不是在权力层中掌握核心地位的人。

而且刚才说过，封建统治者，资产阶级官僚，民族资产阶级，维新变法者都有各自不同的目的和目标。虽然本意都想让国家昌盛，但是实质上却在改革的过程当中有很多羁绊相互矛盾。

除此之外，两千多年来的封建法律体系和阶级性质，内容形式都与近代资产阶级的法律体系，内容形式有很大不同。并不是常人所问为的，开个会就能够改变解决的。

西方的近代法学思想的出发点是规则，这一规则处于社会之上，有约束社会范围内的整体权利，统治者的权利也是如此。法律至高无上，分权制衡，公民权利。这都与传统的体制格格不入，甚至最高统治者闻所未闻。曾经春秋战国时代，法家的变法确实是法律凌驾于一切之上。但是，没有分权制衡的法律，最终也只能成为皇权专制的工具与儒家道德一样，发挥同等作用。

而近代资产阶级法律体系之核心便是宪法，宪法是任何一个国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产物。清末新政并没有经历资产阶级革命，所以对于宪法的设立也有很大争议。最大的争议其实并不是宪法的制定与否，而是如何制定？在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以后，清政府认识到了仿行立宪的三大好处，巩固皇位，消除外患，平息内乱。

虽然仿行立宪可以带来这三大好处，但并不意味着只要立宪这三大好处就可以真的到来。尤其革命者是绝对不会让仿行立宪成为事实的。在五大臣出洋考察之前以及之后都制造了各地的暴动，包括袭击五大臣。这曾经被慈禧认为是清政府的路数走对了。否则，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派也不会如此疯狂。

但是，对于一个政治经济文化等全面落后的腐朽框架而言，不论是设立宪法还是设定议会。恐怕都已难以满足各个派系的政治需求。尤其是在慈禧死后，这些封建顽固派再一次抬头绝不允许议会成为真正的民主议会。留给变法者的政治空间被收紧，而面临着其他社会各界的步步紧逼。这个落后的王朝真的陷入绝路。

为什么之前我说清末新政，其中的一些成果并入到辛亥革命也是可以的呢？

不能说全部都可以进入辛亥革命的定义，但至少法律改革可以。在1905年，清政府对法律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改革。将刑事与民事分开，不再按照六部的概念进行法律的分设。这是除商鞅变法以外中国第二次完全系统的法制改革。这一法律在清政府存续期间一直饱受诟病，虽然大家普遍承认这是法制史上的进步。

但是似乎没有人承认这一法制能够满足自身所认为的民主共和的要求。自然，在这期间，清政府借鉴了很多外国的法律，还批准建立了修订法律的法律院。系统的翻译和学习各国的法律文本。在这一点上，清政府是由衷的希望可以通过法律的修订，厘定整个社会的新秩序的。

虽然清政府在1905年的法制体系改革并不被很多人，尤其是革命者承认。但不得不说的事实是，在辛亥革命成功以后的1912年，孙中山宣布在法律体系上继承前朝清政府已有的改革成果。不再说它是一个骗局和虚伪的法制改革。只是将清政府法律体系改革以后，涉及到皇帝和皇权的内容去掉。其他地方基本原封不动，颇有近代史上的汉承秦制意味。

清末新政的改革和孙中山的基本确认，刑法，民法，商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和辛亥革命成功以后，清政府颁定的19条完整的继承下来公布实行。持续两千多年的封建法制体系至此真正结束。辛亥革命也因清政府末期的改革和革命者的最终奋斗而变得更加丰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