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史料】黑龙江逊克县俄罗斯族

参考资料

Отчёт о рекогносцировочном обследовании приамурских районов, рукопись, Архив Русского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РГО), ф. 41, оп. 1, д. 283.

【逊克俄罗斯族猎人将俄式陷井（капкан）改良为适合捕捉东北虎，而当地鄂伦春人则学会了用俄语单词"табак"（烟草）与俄商交易……】

俄国地理学会会员П.И. Глуховский在1892年的考察报告中，描述今逊克县地区："这里的江面宽度不足两俄里（约2.1公里），夏季渡船往来频繁，冬季冰面可通行马车，是连接外贝加尔与满洲腹地最便捷的通道。"这种战略价值早在《瑷珲条约》（1858年）签订后便凸显出来——俄国学者А.В. Кириллов在《远东殖民史》中指出，逊克虽划归清廷管辖，但已成为俄国哥萨克、毛皮商人与鄂伦春部落进行 clandestine trade（秘密贸易）的灰色地带。

中国史料《瑷珲县志》则记载了清廷在此设立的"卡伦"（边防哨所），其中逊克境内的库尔滨卡伦与俄国哥萨克哨站隔江相望。这种军事对峙下的民间交往，构成了俄国文献中所谓"边境共生"现象：1887年，俄国民族志学者记录到当地满族居民使用俄式钢斧砍伐木材，而哥萨克人则穿着用貂皮从汉商处换来的棉布内衣。

20世纪初的逊克县见证了两次大规模俄裔移民潮：第一次是1900年"庚子俄难"后，部分拒绝撤回俄国的旧教徒（старообрядцы）遁入逊克山林；第二次则是1929年中东路事件后，近千名白俄难民渡过结冰的黑龙江定居于此。

俄国人类学家С.М. Широкогоров（史禄国）在《北满通古斯族的社会组织》中记载："这些俄罗斯农民在逊克北部建立了东正教村落，他们保留着俄式木屋（изба）和圆形面包炉（печь），但开始向汉人学习种植大豆。"

中国俄罗斯族的口述史则呈现更复杂的文化适应：现年89岁的逊克县俄罗斯族老人李淑珍（俄文名Лидия Петровна）回忆，其祖父作为白俄军官与鄂伦春女子通婚，"家里既过圣诞节也过春节，用俄语祷告却用中文记账"。这种混融性在俄国档案中亦有印证——1923年赤塔边防军档案显示，逊克俄罗斯族普遍持有中俄双语"边民证"，常被双方当局视为"可疑的双重效忠者"。

俄国商业档案揭示，逊克俄罗斯族在20世纪前期成为中俄贸易的关键中介。1915年哈尔滨俄商商会报告称，逊克的俄裔商人"精通满语和汉语方言，能准确判断貂皮、鹿茸的中国市场价格"。他们发展出独特的"三语账簿"：用俄文记录成本、中文标注客户信息、满语符号表示货物等级。

这种商业智慧延伸至文化领域。俄国东方学家В.К. Арсеньев（阿尔谢尼耶夫）在《在乌苏里的莽林中》提到，逊克俄罗斯族猎人将俄式陷井（капкан）改良为适合捕捉中国东北虎的加大型号，而当地鄂伦春人则学会了用俄语单词"табак"（烟草）与俄商交易。这种技术-语言的双重转译，使逊克在1920-1930年代成为东北亚著名的毛皮集散中心。

1930年代后，逊克俄罗斯族的命运随中苏关系起伏。苏联档案显示，1936年NKVD（内务人民委员部）曾秘密调查逊克俄裔社区，认为其"已严重中国化"。而中国方面，1953年民族识别时将"俄罗斯族"正式纳入56个民族，逊克的俄裔居民开始经历从"白俄难民"到"中国少数民族"的身份转变。

俄国当代学者И.В. Ушаков在《远东流散族群》中指出，这种转变伴随着深刻的文化妥协："他们放弃了俄文姓氏的父称（отчество），但将东正教复活节彩蛋（писанки）的绘制技艺融入汉族剪纸艺术。"在逊克县民族博物馆中，一件1957年的展品生动诠释了这种融合——用红纸剪出的克里姆林宫轮廓内，装饰着"五谷丰登"的汉字字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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