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大个子从地主手中搞到5000元，毛主席来电：立刻送4000元给中央

“报告王政委！富县那边的大户囤着粮食不卖，弟兄们饿着肚子咋行军？”1937年初春的陕北窑洞里，战士小李的抱怨让王平皱起眉头。这位身高一米八五的汉子摸着腰间空瘪的粮袋，突然转身抓起桌上的斗笠：“走，咱们找那个吊桥地主说道说道！”这段看似寻常的对话，却成为我军历史上最精彩的“智取经费”事件的开端——当王平最终从地主手里搞到5000元时，连毛主席都忍不住拍案叫绝。

这个被毛主席亲昵称作“王大个子”的湖北汉子，早年经历就透着股机灵劲儿。原名叫王惟允的他，在红三军团当战士时没少为名字犯愁。广东籍连长操着浓重乡音点名，总把“王惟允”喊成“王翁翁”，惹得队列里总有人憋笑。后来改叫“王明”倒是顺口了，偏巧又和当时党内那位大人物撞了名。“王政委，您这名儿跟莫斯科回来的那位…”炊事班长老张半开玩笑的话，让王平当即拍板：改！这才有了后来毛主席在瓦窑堡窑洞里，用毛笔在纸上写下的“平”字。

要说王平最让毛主席印象深刻的，还得数三渡赤水那回。1935年3月的黔北山区，军委直属队在山道上被敌人咬得死紧。当时刚改名的王平带着红十一团正想抄近路，迎面撞见拄着木棍的毛主席。“王大个子来得巧！”主席甩开警卫员搀扶的手，指着东南方向的山坳：“那边藏着个整编师，你带人给我钉在那里！”三天三夜的阻击战，硬是让这个高个子政委带着千把人扛住上万敌军。当红五军团接防的军号响起时，王平才发现绑腿早被荆棘扯成了布条。

抗战初期的经费危机，倒逼出王平骨子里的急智。1937年深秋，改编后的红二十七军要开赴正宁换防，可全军的钱袋子比脸还干净。王平攥着盖有朱红大印的调令犯愁：三天急行军要过国统区，没现钱买粮可不行。他连夜给延安写信要经费，得到的回电却让人哭笑不得。毛主席在电报里写道：“我一块钱也没啊！你一个人想不到办法，就两个人想，两个人想不到就三个人想…”末尾还画了个咧嘴的笑脸。

这封电报倒激起了王平的倔劲。他带着侦察兵把驻地周边摸了个遍，还真在三十里外的土围子里发现了“财神爷”。那个姓刘的联保主任仗着国共合作，居然在自家门前修起吊桥搞起“粮食专卖”。王平眯着眼打量那座两丈高的土楼，忽然对警卫员小周耳语：“明早你穿便装去买粮…”当吊桥那头传来枪响时，蹲在玉米地里的王平猛地起身：“走！咱们找县长讨说法去！”

这场“智斗”的戏码演得滴水不漏。富县县长看着红军送来的“鸣枪证据”，额头直冒冷汗。王平故意把驳壳枪拍在八仙桌上：“抗日队伍挨了黑枪，传出去贵县脸上可不光彩。”三寸不烂之舌说得县长连连作揖，当场把联保主任押来问罪。最后白纸黑字写着“罚款五千元、粮食五百担”，乐得炊事班连夜架起十口大锅烙饼子。

消息传到延安，毛主席笑得直拍膝盖：“这个王大个子，倒学会敲地主的竹杠了！”笑归笑，主席的电报来得飞快：“速送四千元来中央”。王平捏着刚捂热的钱箱直嘬牙花子，硬着头皮讨价还价：“好歹留两千给弟兄们置办冬衣…”这场“讨价还价”的结果，是主席特批多留一千，剩下的三千元解了中央的燃眉之急。

要说王平的机灵劲，可不光用在搞钱上。1947年晋察冀战场上，他带着部队和傅作义周旋，愣是用“草人计”骗过敌人侦察机。建国后某次军委会议上，有人提起当年智取经费的往事，王平摆摆手：“那时候穷得叮当响，逼出来的土办法…”话没说完就被陈毅打断：“你个王大个子，当年要是多敲地主几次竹杠，咱们还能多造两门山炮！”满屋子开国将帅哄堂大笑，连向来严肃的彭老总都难得露出笑容。

从鄂东南走出的放牛娃到开国上将，王平的人生轨迹里藏着太多这样的“急智时刻”。但最让人感慨的，还是他与毛主席那种特殊的默契——无论是赤水河畔的临危受命，还是抗战初期的“讨价还价”，那份肝胆相照的信任，早已超越普通的上下级关系。当九十年代有人问起“王大个子”这个称呼的由来，王平总会摸着胸前的勋章笑道：“主席当年喊我大个子，是提醒咱们干革命既要抬头看路，也要脚踏实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