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要学习美术史？从蔡元培到王逊——现代中国的美育理想

2025年是我国著名学者、新中国美术史学奠基人王逊先生诞辰110周年。为纪念这位开创了中国现代形态美术史学科的一代宗师，3月1日，以“从蔡元培到王逊——现代中国的美育理想”为主题的讲座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学津堂举行。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教授王浩现场讲述了自20世纪初现代意义的美术史学传入中国、在蔡元培先生“以美育代宗教”思想引领下，经过几代学人努力，逐步发展为我国自主知识体系和独立学科的艰辛历程，揭示了作为现代中国美育理想的美术史学的发展脉络和深远影响，以及在今天回望这一历史的重要意义。

“从蔡元培到王逊——现代中国的美育理想”活动现场（主办方供图）。

王逊是著名美术史家、美术理论家，中国现代高等美术史教育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他在社会激变中转益多师，选择经由文学、哲学、美学、历史，直至专治中国美术史的学术道路。然而因政治磨难与历史遮蔽，其贡献长期被忽视，甚至对于许多美术史学子来说，王逊都是位“熟悉的陌生人”。今年1月，由王涵口述、中央美术学院青年教师段牛斗与王瑀整理的学术评传《上水船：王逊与现代中国的艺术理想》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这部作品以30余年的史料辑佚为基础，全面展现了新中国美术史学从初创到体系化构建的过程，通过王逊的学术人生，折射出20世纪现代中国艺术理想的宝贵遗产。

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

活动现场，王浩从蔡元培的“以美育代宗教”思想讲起。作为新中国美术史学的奠基人，新文化运动和现代美术史学的引路人，蔡元培的美育主张，首先主张人是一个有机整体，不能偏废育，但他觉得美育有特别的意义，被忽略了，所以特别提出来。对他来说，美育属于“超逸政治之教育”。教育手段、方法和实施属于两个领域，一个隶属于政治，一个是超逸政治的。美育不是一个简单的词，不能搞成思政教育，超逸政治以及相关的意识形态，这点是值得注意的基本认知。

《觉醒年代》（2021）剧照。

王浩表示，蔡元培的以美育代宗教，跟他对宗教的理解也是密切相关的。在蔡元培看来，与其让感情在宗教的活动当中受到迷信因素的导引，产生不好的结果，不如让感情本身得到自己应有的发展。“应有的发展是什么样？在哪儿发展？在艺术里头，在审美活动中，这就是美育要干的事。美育的出现是一个趋势，美育一旦出现以后，加上原来的科学，包括人对道德根基的反思和反省，宗教被取代了。宗教不单单是被美育取代，而是被整个人类的文化、文明抛弃，这是蔡元培的看法。”而这正是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的由来。

那么，美育如何实施呢？怎么作用于人？王浩进一步解释，一个人从生到死都要受教育，包括受美育。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三方面，蔡元培说得很具体，“从胎教开始，从幼儿家庭教育熏陶开始，到进幼儿园、进普通教育、基础教育、小学、中学……他特别强调，美育不单单跟美术、文学、舞蹈、唱歌有关。所有其他的教育，都可以渗透进美育的精神。美育的精神是一种什么精神？其实就是让大家产生兴趣……知识不是板板正正、死记硬背、灌输……从家庭到学校到社会教育，专门的人专门从事文学、音乐、舞蹈、美术，不从事这个专业，受熏陶对你这个人也有利，这是在学校里的。离开学校这个人谋生就业，在社会上还要继续接受美育的作用，这些作用要通过一些机构：美术馆、博物馆、展览、剧院，甚至动物园、植物园，人居住的环境的美化。最后真的是讲到死，到坟墓，坟地怎么设置、规划，从生讲到死，这是关于美育的实施。”

《先生》（2012）剧照。

跟美育有关的学术支撑，主要是美学、艺术史或者美术史。在这里，王浩讲到了西方美术学的引入。“现代意义的美术史从西方来，被译介过来，参照这些译介，让中国人书写自己的艺术史。”王浩提到，在上世纪上半叶，“中国人自己写的美术史，一类吸收了一些西方的因素，但旧的书画学因素还很重；第二类是尽量脱离书学、画学的框架，在研究方法上应用风格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方法，包括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来研究中国艺术史。……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美术史的研究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蔡元培、叶瀚、黄宾虹，有新有旧，或者以新为主，以旧为主；第二代人像滕固、胡蛮、郑昶，这些人自觉用西方的框架整合自己传统的美术资源，写中国的美术史。王逊属于第三代……王逊的中国美术史研究至少是在前两代人的基础上生发出来的。”

“王逊的美术史明确从玉石开始，然后是彩陶、青铜器，讲美术的起源，玉石是最早的工艺。今天谈的主题是美育理想，王逊的美育理想在这儿也有明确的表述，一切艺术趋向美育。同时代人，尤其是新儒家学者，特别关注所谓中国艺术精神，其实就是讲中国艺术的境界，宗白华、徐复观、方东美都讨论这些话题，王逊的主张受他们影响，也是一种回应。玉在这里不是一种东西，其实代表着一种境界——美玉的境界也是中国其他门类艺术追求的境界，既优美又崇高，光润温良如玉；也是一种道德理想。”王浩说，“艺术与道德在中国古代是相关的，这也是回应康德。王逊的文章显然有中国儒家影响的痕迹，也有康德影响的痕迹。”

我们为什么要学习美术史？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工艺美术承担着双重使命：既服务经济建设，又修复战争创伤、塑造文化认同。1950年代初，王逊在推动景泰蓝工艺改造过程中总结出“好看、好用、省工、省料”的设计原则，将传统工艺从“乾隆式繁琐”转向简洁实用，既保留民族风格，又赋予其现代生命力。这一实践不仅创造了外汇收入，更成为新中国工艺美术发展的范本。

《上水船：王逊与现代中国的艺术理想》一书中特别还原了1953年“全国民间美术工艺品展览会”的历史细节，这一展览因前期调查发现了大量濒临失传的技艺、对民间工艺生态实现了全面摸底，并通过展览前后将这些技艺整合为“文化生产力”，而被视为新中国工艺美术事业的关键起点。王逊作为展览筹备与宣传的核心成员，参与了工艺调查、展品挑选、编订展品目录及说明书等。这些实践不仅推动了新中国工艺美术的发展，也成为他学术思想体系的重要源泉。

《上水船：王逊与现代中国的艺术理想》，王涵 口述，段牛斗 王瑀 整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5年1月版。

也正因为此，《上水船：王逊与现代中国的艺术理想》的出版本身便始于一场“抢救性”行动。这场史料抢救背后，是王涵三十余年的辑佚孤旅。自1980年代起，他从王逊身后“片纸无存”的绝境出发，于旧书市、档案馆、故纸堆，泛黄报刊、残缺手稿、会议记录中辑佚出约三百万字王逊遗著，编纂成《王逊文集》《王逊年谱》等六部著作，近乎“美术史的考古学”。

中国美术的两大传统，士大夫美术和工匠美术在今天看来好像没什么，但王浩表示，回归到历史之中，如果有中国传统美术史，一定是书学、画学。但王逊认为，书画不足以代表中国美术的全部，只是士大夫美术的传统，还有工匠美术——即今天我们所谓工艺美术、民间美术。

进入到上世纪六十年代，王逊生命最后的时刻不断在修订教材，“清华的展览可以见到他的手稿。正式出版的有两种：一种是《中国美术史》，（上世纪）80年代出版的，前些年王逊先生的学生薄松年做了校注，1950年的讲义。还有以（上世纪）60年代的讲义为基础，王涵先生整理的。王涵是《上水船：王逊与现代中国的艺术理想》的作者，也是王逊的侄子。这两个本子代表了王逊教材建设的成就。”

回归到美育理想这一主题，王浩认为，这个理想是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几代人的理想，具体到每个人身上的表述不一样，每个人也有自己的一些特别理念。而对于王逊来说，这个理想就是创造新美术。这种新美术是晚清民国以来新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王逊在教育手稿中一再提到的，我们为什么要学习美术史？

“这个问题很重要。做美术史的人要反复问自己为什么要做这个。对王逊先生的师长辈的人来说，这是很自觉的问题，摆在首要位置。我要干什么？建立、创造新美术，新文化……新文化运动是一场启蒙运动，要建立一个新文化，要让人成为一个新人，要服务于新中国……对王逊来说，建立新文化当中的一部分，就是创造新美术。新美术对他个人来说，就是呼应启蒙以及新启蒙。”对此，王浩总结说，从蔡元培到王逊这一批人，他们有共同的创造——新文化……王逊建立新美术，他的老师冯友兰要建立一种新哲学……从学理研究结合现实搞美育，王逊是代表人物，往前追，至少可以追到新文化运动蔡元培这儿。这个理想是王逊个人的，也有历史性和共同性，是他个人的学术理想和人生理想，也是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理想……我认为，今天还应该继续做他们还没有做的更多工作。”

记者/何安安

编辑/罗东

校对/柳宝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