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不假年叹淮州

纪念寻淮洲英勇牺牲九十周年

【摘要】1934年12月16日，因在谭家桥战斗负重伤后没有得到及时治疗，红军最年轻的将领寻淮洲的心脏停止了跳动——牺牲时年仅二十二岁！

依据明确的文献史料记载，刚满十五岁的寻淮洲参加秋收起义后，一步一个脚印仅用六年时间，就从普通战士晋升为红七军团军团长，升迁速度之快在中央红军中无出其右者！

可惜的是由于牺牲较早，留下的资料又比较少，多年后在一些文章和著述里，竟然蒙受不白之冤：一种说法是他的军事才能一般，因毛泽东的青睐才升至高位的。而另一种说法更离奇，居然将谭家桥战斗的失利归罪于他！

历史的真相究竟如何？这可循着寻淮洲参加革命后的脚步，一窥烈士光辉灿烂的人生。

关键词：寻淮洲 秋收起义 活捉张辉瓒 师长军长军团长 两次二等红星奖章获得者 谭家桥战斗 方志敏 刘畴西 刘英 粟裕 红十九师 北上抗日先遣队

九十年前的今天——1934年12月16日，年仅二十二岁红军将领寻淮洲因伤重没有得到及时治疗，心脏终于停止了跳动！由于军情紧迫，随行的警卫人员只好含泪将寻淮洲的遗体，草草安葬在茂林镇潘村东南侧蚂蚁山的约事岗。

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寻淮洲牺牲的较早，加之档案资料的散遗，以及未对谭家桥战斗进行总结等原因，近些年出现两种致使寻淮洲烈士蒙冤的说法：一种是说寻淮洲的军事指挥乏善可陈，只是因得到毛泽东的青睐，方得以迅速提升到军团长的高位；更离奇的是另一种说法，谭家桥战斗的失利，是因寻淮洲不听指挥、独打一方所致！

第一种说法不值得一驳：秋收起义余部上井冈山的七百多人中，超过一半来自武汉警卫团内中还有数十名正规军校毕业生，毛泽东如何能注意到身材矮小、貌不惊人且只读过小学的寻淮洲呢！？更不消说，寻淮洲升任军长和军团长时，毛泽东已靠边站了。

至于第二种说法，同样系不实之词：早在1935年1月20日项英上报中央的电文中，就明确说“谭家桥之役因战术错误为解决战斗，寻因伤牺牲”——这显然源自方志敏和刘畴西的报告。如果寻淮洲不听指挥、擅自发起发起攻击、独打一方呢，方志敏与刘畴西岂会欺瞒中央不报，反而替寻淮洲“背锅”呢！？

毋庸置疑，仅凭上述这几句简单的话语难以服众，是以有必要循着寻淮洲短暂而辉煌的人生足迹，了解他到底是如何从普通士兵升任到高级军事指挥员的。

（一）少年英才屡功晋升

依据目前可见的史料记载，寻淮洲系湖南浏阳的农家子弟，出生于1912年8月29日，幼时体弱多病，四岁时仍不能站立行走。1927年初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7月加入浏阳工农义勇军，9月随军参加秋收起义。

说起寻淮洲参加浏阳义勇军，还有一段插曲：由于寻淮洲年纪小个子矮，部队本不予收留。后经其老乡欧阳楚强说情，才得到时任义勇军党代表潘心源的批准。据寻淮洲任红一百团团长时的勤务兵陈目海回忆：寻淮洲个头很矮，只有一米四多点儿。他很会爬树，人又精，因此部队里人送外号叫“猴子”！

秋收起义失败后部队上井冈山的途中，被任命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三营九连副班长——这是寻淮洲人生经历中唯一担任过的副职，未几被任命为班长。时至1928年1月初，寻淮洲被任命为三营九连第一排排长。随后在2月攻打宁冈新城战斗中，因寻淮洲率全排第一个冲进城，战后被吸收为中共正式党员。

1928年4月朱毛红军会师后，对所辖部队进行整编。因在作战中表现出色，寻淮洲被直接被提升为红三十一团三营第八连连长。1929年1月红四军下井冈，寻淮洲带领八连在大柏地一战中表现出色——在手臂负伤、子弹打光的情况下，捡起一段被子弹打断的树干，率先带队冲下山与敌军进行肉搏！

1930年6月，红四军第三纵队扩建为红十二军，与红四和红六军共同组成红一军团（始城第一路军），寻淮洲由原第七支队支队长转任该军第一纵队第一支队支队长。10月7日，军团决定将纵队、支队、大队、中队，分别改称为师、团、连、排，寻淮洲转任红十二军第三十四师第一百团团长。

寻淮洲担任红一百团团长后第一仗，就拔了头筹——在年底进行的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战争中的龙冈之役，寻淮洲率领红一百团率先赶到万功山，阻断敌第十八师由此逃往东固的退路。战斗中，寻淮洲沉着指挥，连续击退敌卫队的冲锋。战后打扫战场时，在山半腰的一片茶树林中，活捉敌十八师师长张辉瓒！

图片取自网络

1931年5月，寻淮洲因战功升任红三十五师师长。在中央苏区第二次反“围剿”期间，奉命率领红三十五师进抵高兴圩一带，通过阻击、袭扰国民党第十九路军，“由于淮州的指挥天才，卒以少数部队使蒋蔡困守堡垒中不敢离开寸步，使红军能集中力量胜利地粉碎了二，三两次围剿，……。”（注1）配合主力部队十五天横扫七百余里，连打五个大胜仗，痛快淋漓地粉碎国民党军发动的第二次“围剿”！

第三次反“围剿”期间，寻淮洲奉命率红三十五师在部分地方武装配合下，与红三十五军分别将敌第二、第一路进击军及第四军团引向赣江边的万安、良口一带，掩护主力红军寻歼向莲塘前进的敌第三路进击军。随着莲塘、良村、黄陂等三次战斗胜利，红军主力先后歼灭国民党军第四十七师第二旅又一个营、第五十四师大部以及第八师四个团，夺取了第三次反“围剿”作战的主动权，随后粉碎了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第三次围剿。

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寻淮洲的声名大噪！据杨得志回忆：“一九三二年初，我从红十一师炮兵连调到红四十五师作管理科长。”（注2）“四十五师的首长我都不认识。只知道师长叫寻淮洲，湖南浏阳人。人们说他脑子很聪明，在战场上特别清醒，……。”（注3）“政委听我讲完，对仍然低着头在纸上乱画的同志说：‘你谈几句吧，师长！’听政委喊他师长，我吃惊地站起来愣住了——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寻淮洲同志吗？”（注4）

杨得志所说的这个四十五师，原为由红三十五师与红六十四师合编的新三十五师，之后改番号为红十三师。1932年2月，原属红五军团的第十五军划归红一军团，红十三师改番号为红四十五师归属红十五军。随后，红一军团与红五军团等部组成中路军，跟随毛泽东入闽作战，取得了漳州战役的伟大胜利。

同年八月初，红十五军重新划归红五军团，寻淮洲所在的红四十五师该番号为红三十一师，由总部直接指挥。19日红军开始发动宜黄战役，临时配属红三军的红三十一师在师长寻淮洲指挥下，声东击西：先是于20晚猛攻北门，随后突然强攻西北门！21日凌晨三时率先杀入城内，为夺取宜黄城的战斗胜利立下头功。

当年底，寻淮洲接到中革军委命令，接替刘畴西（升）任红二十一军军长。这个红二十一军是于10月正式建立的：下辖第六十一师（由独立第三师改编）和第六十二师（由独立第六师改编）；该军政治委员由李井泉担任，参谋长为宋时轮；第六十一师师长由宋时轮兼任，政治委员邓飞；第六十二师师长为郭天民，政治委员黄达。

仅担任两个多月军长的刘畴西为何被调离不清楚，但师以上军事主官资历均超过寻淮洲是不争的事实！以两位师长为例：参谋长兼红六十一师师长的宋时轮1926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五期，1927年1月，由共青团员转入中国共产党。红六十二师师长郭天民于1926年10月，考入黄埔军校第六期。1927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行文至此可以清楚地看到，寻淮洲自秋收起义以来一步一个脚印儿，从班长、排长、连长、营长（支队长）、团长、师长到军长，在短短五年时间内连升七级！担任的不仅都是军事指挥干部，而且既没担任过副职亦未当过政工干部。升任红红二十一军军长时，刚满二十岁！其迁速度之快，可以说在整个红军时期无出其右者。

寻淮洲到任后不久，便接到方面军总部的指令：迅速带领红二十一军进至乐安西南，以游击战术骚扰并拖住乐安附近的国民党军，掩护主力红军在南丰一带的作战行动。2月24日，寻淮洲根据总部指示制作了一份假文件，巧妙地被途经乐安的敌五十二师师长李明所部缴获，为之后的黄陂歼灭战打下了基础。

1933年2月27日下午，黄陂战役打响！寻淮洲接到总部下达的命令：立刻赶往登仙桥以北，截断敌五十二师退路！其时红二十一军尚未集中，寻淮洲一边收拢队伍，一边指挥部队向谷岗乡行进。时至28日下午14时左右，红二十一军一路翻山越岭，终于赶到谷岗乡一带。随即寻淮洲将部队分为两处：一部在登仙桥以北构筑临时阵地，准备阻击来自乐安或圭峰的国民党援军。另一部则越过登仙桥，配合红一军团围歼敌后卫团及辎重队。

依据是年“5月8日统计，全军共3984人。”（注5）推断，此时红二十一军约为五千多人，除去阻击部队加上共同作战的红三十三团（约一千人）至多四千来人。而敌五十二师后卫团及辎重队等，共约有三千人左右。经过三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除少量敌军经登仙桥南面的小路向西逃走外，其余全部被歼灭。

图片截自红色故事-登仙桥战役-吾道幻灯片https://www.woodo.cn/works/slides/1117/

在随后的草台岗之战，寻淮洲根据左路左翼队林彪的命令，指挥红二十一军迅疾由大公田、西岭地区，插至雷公嵊与东陂之间的公路西侧！以一部攻向南面据守雷公嵊的敌十一师宋瑞珂的第六十三团，另一部则向北攻击敌第九师位于东陂最南端的第五十二团阵地！卡住了连接东陂与草台岗之间的公路，截断了敌第十一师的退路。

眼看第十一师就要被红军全歼，时任国民党第五军军长的罗卓英只好严命霍源之役第五十九师逃出的残军重组的第一七五旅，由东陂镇的东南直插第九师五十二团和宋瑞珂第六十三团之间，向红二十一军发起猛烈攻击。虽然一七五旅的两个团勉强只有不到三千人，但对于三面临敌只有四千多兵力的红二十一军来说，却是百上加斤倍感压力。

敌一七五旅这两个团的团长为周化南和陈君峰，均来自陈诚起家的老班底——“土木系”。陈君峰指挥的第三四九团，在雷公嵊南端的大排附近，向红二十一军发起猛烈进攻！根据宋瑞珂回忆，在第五十二团尤其是第三四九团、三五零团的拼死掩护下，最终第十一师才未全军覆没——（当场）逃出了八百来人。负责掩护的第九师之五十二团团长张琼负伤，第三四九团则全军覆没——团长陈君峰当场战死！

这两次空前规模的歼灭战，红一方面军获得空前大胜！尤其是陈诚的第十一师被歼，迫使国民党军其它“围剿”部队纷纷不战而退，蒋介石苦心经营的第四次“围剿”以失败告终！战役结束后，朱德在《黄陂东陂两次战役伟大胜利的经过与教训》中称赞道：“自红二十一军北上后，游击战争配合主力红军行动更有相当进步。”

四次反“围剿”取得胜利后，红一方面军于时年6月进行整编，决定取消军一级组织机构，军团直接辖师。红二十一军与红七军合并，改编成红三军团第五师，“辖第十三、十四（该两团由第7军组成）、第十五团（由第21军组成）。”（注6）寻淮洲被任命为该师师长，这足以说明方面军总部及红三军团首长对他的认可和信任。

寻淮洲就任红五师师长之后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在东方军（由红四师、红五师及红十九师组成）指挥下，挺进福建宁化东部的泉上作战。根据彭德怀、滕代远下达的命令，寻淮洲组织师主力进行坑道作业，爆破土堡拿下泉上。19日拂晓，红十五团将泉上土堡炸开一个大缺口，寻淮洲随即指挥红五师主力冲进城里，经过巷战全歼泉上守敌。毙敌团长以下300余人，俘虏900余人，缴获迫击炮两门、约700余枪枝、3挺机关枪、60余支驳壳枪，并缴获大批粮食和食盐等。取得东方军入闽作战第一个大胜利！

7月21日，按照东方军作战部署，寻淮洲率红五师主力向安乐、里田、下江坊一带推进。29日，东方军之红四师、红五师及红十九师，分别抵达朋口西面的南山坝、大田以及中屋村地区。彭德怀命令红五师协助红十九师，围歼朋口、莒溪之敌。31日拂晓，红五师第十三团提前占据朋口东侧的贵仞山，将从连城赶来的援敌一个团大部歼灭。

红五师最漂亮的一仗，发生在佯攻延平打击援敌的作战。9月17日，彭德怀获得准确情报后，立刻命令红四师和红五师主力撤围延平，赶到延平以西的沙溪口和西芹，待机歼灭由沙县赶来增员的敌军。出发前寻淮洲电告前卫第十三团团长李天佑：遭遇战的特点就是谁先抢占有利地形，谁就能取得胜利。并特意叮嘱他，要注意抢占芹山主峰！

当夜，红十三团在向导带领下冒雨出发，拂晓时分，红十三团赶到芹山。部队行进到山半腰碰到一位上山割草的老乡，得知有八九个头戴钢盔的敌军军士兵，正从山南面走来，李天佑立刻命令前卫连跑步上山！结果，红十三团先敌几十米占据山头，敌军先头连被打了个措手不及。李天佑一边部署火力压制，一边将部队向两边展开，迅速展开围歼！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战，李天佑指挥红十三团一鼓作气，将敌第十九路军最能打的“铁军”三三六团歼灭，并趁势击溃跟随该团前来的另外两个营。以至寻淮洲率领的红十四团尚未投入战斗，战斗就已基本结束！战后，红十三团被总部及中革军委，授予“英雄模范团”的光荣称号。故寻淮洲升任红七军团军团长后，李天佑接任红五师师长。

由于能攻善战，寻淮洲在红一方面军中有大“鬼精”之称，而此时已升任红一团团长的杨得志被称为“小鬼精”。最能说明寻淮洲“鬼精”“鬼精”的战例，莫过于发生在1933年11月的金溪八角亭之战：

11日凌晨三时半，红三军团向援助浒湾之敌发起全线攻击，红五师第十三团首先突入敌阵。战至五时左右，寻淮洲考虑无后续梯队支援又恐天亮后不利再战，命令部队停止进攻并撤出阵地。天亮不久，敌机便飞来进行低空扫射和轰炸！由于主力提前撤出了一线阵地，红五师没有像其他部队那样，遭受重大损失。

此战之后，寻淮洲赶赴红七军团，上任军团长一职。此时的寻淮洲，刚满二十一周岁不久，超越了除林彪之外几乎所有井冈山时期的战友，第二个升任到军团首长的级别。依据军史记载，“10月28日，……，并任命寻淮洲为第7军团军团长，萧劲光为政治委员（后为乐少华），郭如岳为参谋长（后为曹里怀），……。”（注7）寻淮洲之所以没有及时上任红七军团军团长一职，恐怕与时任红七军团第十九师师长的周建屏有关。

生于1892年的周建屏毕业于云南讲武堂第八期——比叶剑英还早，1911年参加辛亥革命，后入黄埔军校学习。参加过南昌起义。1930年9月担任红十军军长。1933年初红十军被调往中央苏区，与红三十一师合编成为红十一军，周建屏继续担任军长。1933年10月，红七军团成立后，担任红十九师师长。

由此可见，如此老资格的周建屏在年轻的寻淮洲手下任职，显然不太合适。故肖劲光因浒湾一战失利被撤职追责后，周建屏也被调至红二十四师担任师长，红十九师师长一职由军团长寻淮洲兼任。令人感到十分可叹的是几乎同时，原与寻淮洲搭档的红五师政委乐少华，也接替肖劲光升任红七军团政治委员。

（二）单独作战奉命北上

1934年的2月18日，东方军主力红三军团奉命返回中央苏区的广昌、头陂一带作战，留下红七军团在闽西北的建宁、泰宁、将乐、归化、清流一带，以游击战争牵制国民党军东路军的汤恩伯部，支持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战争。此时的红七军团，只有一个红十九师，兵力大致有六千多。正当寻淮洲意图通过游击战术，袭扰并钳制福建方向的敌军，没想到军团政委乐少华却乘机大摆政委的威风！

据时任红七军团参谋长的粟裕回忆：“我第一次见到这位政委是在浒湾、八角亭战斗以后，那时他刚来七军团上任，军团部在一个庙里开大会欢迎他，请他作报告。恰巧这时我从战场回来，军团长见我到了会场门口，便出来同我打招呼，刚简单谈了几句话，他就在台上拍桌子大骂：‘妈那个X，我在作报告，哪个还在讲话？’当时他还不认识我，竟对军团长如此态度，显然是要当众耍一个下马威。”（注8）

粟裕回忆的为铜岭之战：22日早六时，国民党军第十师师直及第二十八、第三十两个旅，在卢兴邦第五十二师一个旅的配合下，由将乐县的白莲出发向龙湖、归化（明溪）城攻击前进。鉴于敌军兵力远超红七军团，寻淮洲采取让开正面的游击战术，突袭敌第十师在铜岭警戒的第五十六团！得手后顺势围歼行进在谷底的大小行李。当敌五十九团等部返回救援时，红十九师已携带缴获的大批枪支弹药等从容离去。

23日，敌先头第五十七团开始向归化城攻击前进，敌五十二师一个旅也由南边向归化城关推进。但此时归化已成为空城，苏维埃政府等在红七军团掩护下，已于头天夜里撤离。26日，敌第十师将归化城防交给卢兴邦的那个旅，师长李默庵率军返回将乐。没想到其后卫营进入铁岭地带后，突然遭到预先埋伏在此处红军的伏击！在红十九师的猛烈打击下溃不成军，残敌纷纷向白莲逃去。

未曾想乐少华再次大发淫威——据粟裕回忆：“我从前沿跑回来请示是否追击。当时军团长和政委坐在一根木头上，军团长说：‘好，好，好！’表示要继续追击，政委没有做声，我以为他同意了，一转身就走。他突然跳了起来大叫：‘站住！妈那个X，政治委员制度不要了！回来！回来！’我们只得停止追击。”（注9）

由于乐少华横插一杠，此战红十九师仅毙敌30多人，缴获步枪50多支、轻机枪3挺，俘敌60多名。比之前的铜岭战斗，毙敌100多名，其中团长1名、营长2名，打伤敌人400多名，缴获敌枪1000多支的战果小多了。幸好乐少华意识到了自己的失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再染指或干涉寻淮洲的军事指挥。

4月7日，红十九师突然杀了个回马枪！歼灭敌守军近一个团，击溃敌卢兴部那个旅，又一次夺回归化（明溪）。此时，迭遭打击的敌卢兴邦的第五十二师，仅剩四个团和一个警卫营。故寻淮洲瞅准时机，当晚红七军团急行军南下一百多华里，在独立红九团配合下，发起夺取卢兴邦老巢永安城的战斗。

在攻占永安城的过程中，敌酋卢兴邦企图“围魏救赵”——通过攻击归化城，救援其老巢永安。寻淮洲和乐少华获悉后，留下红五十五团及独立红九团，由参谋长粟裕指挥继续围攻永安城。集合红十九师其余两个团连夜急行军，二百华里路程只用了不到二十四小时，突然从敌卢兴邦部侧后发起攻击！将敌卢兴邦部击溃后，红七军团掩护归化城内的红军机构撤离，随即寻淮洲立刻指挥部队返回永安。

18日凌晨时分，随着一声巨大的爆炸声，永安北门城墙被炸开一个巨大的口子！红五十五团迅速从缺口处冲杀进城内，战至下午一时胜利结束。战后，中革军委给红七军团发来祝捷电报：“军委致红□军团全体指战员：我红□军团继续着东方战线的胜利，于本月18日攻下永安城，消灭了城内外的卢匪全部，缴获大批枪械，征集了大量资财，……。军委特电嘉奖，……。”（注10）

5月24日，根据中革军委下达的命令，寻淮洲指挥红七军团（红十九师）经石城进抵宁化的东部。第二天，红七军团以突然动作，开始向东挺进！26日，红七军团（红十九师）马不停蹄，经归化（明溪）继续东进。一路狂奔近二百八十华里，进抵到三元镇（现已改称三民镇）的列西附近。27日清晨，寻淮洲指挥红七军团（红十九师）分四路，由列西一带强渡沙溪河，攻击位于东岸梅列地区的敌军。

守卫梅列的敌四七九团李营遭到红军的猛烈攻击后，狼狈沿沙溪河向东逃窜！寻淮洲一边命令红五十六团追击溃散的敌军，一边部署红五十五团迅速抢占徐碧附近的高岩甫山头。红五十六团追至华孟附近，遭遇由沙县赶来增援的敌五十六师工炮营等部后，按照事前部署边打边退。下午三时左右退到碧湖附近时，敌援军正利用这一带地势较缓展开部队准备进攻时，红五十五团突然从碧湖南侧山丘上冲出！

战至下午五时，敌军伤亡及坠入沙溪河溺毙的达六百人以上，三百余人缴枪投降，只有少数经羊口仔逃回沙县。红七军团缴获步枪八百余支，轻机枪五挺，子弹九万余发和大批军用物资。第二天上午红七军团没有继续东进，而是带着战利品突然掉头南下，一路经廖源、杜水、草洋、万代，于当晚在沙县的湖源村一带驻下宿营。

出乎意料的是，红七军团突然遭遇之前被红五十七团阻击后，南下绕行返沙（县）的敌二三九旅！这场被国民党军战史，称为“第八十师湖源之役”，是一场十分偶然遭遇战。29日早八时，敌先头部队向湖源方向搜索前进，行进到南洋（峡）山下遭到红五十六团警戒部队的打击！敌二三九旅旅长陈平裘为黄埔一期生，命令四七九团在南洋（峡）山顶设置正面阵地，第四七八团向两边展开，旅部则停留在四七九团之后观察。

战斗打响后不久，寻淮洲根据从俘虏口中获取的敌情及周边的地形地貌，当即做出紧急战斗部署：红五十六团从正面佯攻，牵制并拖住敌军；红五十七团一营迅速占领南洋（峡）东北侧的植湖垄，截断敌退往沙县的道路；红五十五团由西南插至敌军身后，从其侧后发动攻击；红五十七团第二、三营及军团侦察营，作为军团的预备队。

此战，红七军团在与敌军兵力相当的情况下，克服仰攻及丛林作战等不利因素，歼灭敌二三九旅大部——仅俘虏就抓了八百多，保守估计敌方被击毙和摔死的不少于此数，随敌旅部逃走的不到一个团。共缴获轻重机枪20余挺、迫击炮3门、步枪800余支、子弹10万余发、无线电台一部，外加敌二三九旅的全部辎重及其他军用物资。

由于连续作战均取得胜利，在当年8月1日，中革军委颁发的红星奖章名单中，红七军团共有六人获得红星奖章（五人获二等，一人为三等）。除寻淮洲外，乐少华也获得二等红星奖章：“据《火线上的英雄》的战报报道，红七军团军团长寻淮洲、政委乐少华分别以‘领导七军团，特别在第五次战役归化战斗中，有很大的转变，获得了伟大胜利，平日工作一贯积极，作战英勇，给二等奖章。’”（注11）

1934年6月底，红七军团接到中革军委的急电，迅速回撤中苏区的腹地——瑞金。中革军委之所以将红七军团紧急召回，目的是为了“吸引和调动一部分‘围剿’中央苏区的敌人，配合中央红军主力即将实行的战略转移。在中央领导同志接见我们时，并没有说明这个战略意图。”（注12）为保证红七军团能不折不扣地执行中革军委的指令，博古与李德还精心为红七军团委派了一名随军中央代表——曾洪易。

其时的红七军团（红十九师），经过半年的东奔西杀——尤其是这近两个月的游击战争，兵力已由六千多人减员至只有四千多人。对此博古及李德等早就做好了准备，7月3日为红七军团补充了两千多人，据时任红七军团司令部作战参谋的赵春和回忆：“第二天，又补充人员，连队由一百二十左右增加到一百七八十人；……；部队总数约七千人。枪支补充不多，……，补充的新兵没有枪，拨来的老兵都带枪；。”（注13）

连同中央代表曾洪易一起来的，还有一百多名在路上专门负责政治宣传的人员。同时还规定，由寻淮洲、乐少华及曾洪易三人组成军团的军政委员会，决断红七军团的一切政治和军事问题。曾洪易与乐少华，都有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习的背景，属于博古等信得过的正宗“布尔什维克”。如此安排的含义和作用是不言而喻——粟裕回忆说：“当时的‘左’倾宗派主义的领导者，对红军中原来的干部是不信任的。”（注14）。

为了扩大声势，将红十九师下属三个团统改称师，但下面的编制依然为营——“下有三个步兵营、九个连，每连三个排、九个班，各连有轻机枪一至三挺，师直属一个重机连（六挺重机），一个侦察排，一个担架排，以及警卫班、电话班、传令班等。”（注15）除此之外，军团部还有警卫、侦查、工兵、通讯等四个直属连，以及一个机炮营和一个教导队。简单推算一下，红七军团（实际为红十九师）的作战兵力只多有六千人，加上随队的政宣人员及临时征召的数百名挑夫，总计七千人出头。

1934年7月6日傍晚时分，命运多舛的红七军团以精锐第一师（原红五十五团）为先头，第三师（原红五十七团）为后卫，踏上了凄风苦雨、艰难曲折的漫漫征程。这支七千多人的队伍拉了近二十里长，辎重队中除去少量的驮马外，共有五百多副担子——光是中央下发供红七军团沿途宣传和散发的材料，就有一百六十多万份——足足占用了三百几十副挑子！而整个军团的辎重加上炊事挑子，也不过只有一百四五十担而已。

红七军团此行的真正目的，只有寻淮洲、乐少华及中央代表曾洪易三人心里清楚，而每次具体的任务、目标及目的地，均由中革军委通过电报告知。

1934年7月30日，在红九军团的大力掩护下，红七军团全部由樟湖坂顺利渡过闽江。渡过闽江后，寻淮洲等发现渡口附近没有适合大部队休整的地方，只得连夜赶往古田县的黄田镇。由于一路上天黑路滑，加上大部分村庄均有国民党军小部队把守，红七军团于凌晨时分方赶到黄田。当天下午，红七军团先头部队进占黄田以东约七华里处的谷口，准备按原计划第二天沿大路北上古田。

正当红七军团准备启程向古田出发时，突然接到中革军委发来的急电，要求寻淮洲及乐少华立刻转道进占水口，并伺机准备攻打福州。经过一番研讨后，红七军团决定当天下午三时开始行动，当夜进占水口。次日（8月1日）晨接到中革军委的嘉奖令，全军于水口召开纪念“八一”大会，并正式宣布中央关于组建“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决定和任务，同时发布了进攻福州的动员令，决定第二天一早向福州进发。

根据廖信春主编的《星光灿烂—北上抗日先遣队和南方红军游击区战史》中的相关记载，寻淮洲对打福州持反对意见，在会上与乐少华争论的很激烈，得到曾洪易的支持乐少华自然占了上风。这时的乐少华已是妄自尊大，认为指挥打仗没什么了不起的，故而直接插手打福州的作战指挥——想露一手给寻淮洲瞧瞧，老子也能指挥作战。

可说来容易做起来难。乐少华在后来《红军抗日先遣队北上经过的报告》中描述道：“第二天，便向福州前进，在距离福州30里地方休息，准备连夜袭取。可是，当天下午三点钟出发时，便遭到敌人飞机袭击。死、伤四五十名，并妨碍了行动，当夜在距离福州城十里地的村子宿营。第二天天未明，敌飞机由来扰乱，并掷弹。当我们走到福州附近俯视‘全景’时，大家都认为，如果攻进去了，也只能占据一角，……。于是我们决定部队撤回，稍事休息后便继续北上。”（注16）

对于福州之战，粟裕回忆：“攻打福州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八月七日，我军到达福州西北近郊，当时对福州敌军的实力、工事等情况了解很差。但是，部队在中革军委攻打福州的作战命令鼓舞下情绪很高，又听说福州市内的地下党组织将进行策应配合，所以当晚即发起进攻。……。我们估计即使打进城，也不容易解决敌人，于是决定把部队撤至福州以北岭头一带，准备向闽东转移。”（注17）

（三）内忧外患的北上

依据时任红七军团政治部主任的刘英，回忆这段历史时直言不讳敌说道：“……，先遣队几个主要干部每日遇事相商或召开会议始终得不到好的结果。当先遣队自瑞金出发直到闽浙赣苏区为止，从未开过一次圆满的会议，不是你争我吵，便是你走我溜，甚至闹成打架。……，特别是作战任务的决定，往往一致的通过与决定了，转瞬间又来一个不同意，甚至有好几次打响了，后又下命令撤退。”（注18）

依据明确的史料记载，福州未能打下乐少华心里并不服气，依然我行我素乱指挥。桃源是连江县贵安村的一个小山庄，该村的汤岭街是连江到福州的古驿道，距离福州北郊只不过二十公里多点儿。从军事上讲，这一带的地势也不太有利——背水而据。如果过了贵安村东侧的敖江桥，向东行进约二十华里即可到达潘渡镇。那儿是红军的游击区——乐少华在报告中亦承认，有老乡曾告诉过他。

可乐少华偏偏要在贵安宿营！按照他的说法主要是“因那时部队很久没有得到很好休息，加上一、二百名伤病员，部队是较疲劳的。”（注19）并将三个师沿敖江一字排开，他率军团部及第二师居于贵安村一带，第一师部署在贵安北侧，第三师则位于贵安以南。

可“兵者诡道也”，战争是敌我双方的博弈，对方怎会按你的思路行棋呢！？敌八十七师师长王敬久发现红七军团撤走后，当即于9日凌晨命令第五二二团立刻轻装出发。凌晨四时许，敌五二二团先头第三营进至板桥时侦悉，红七军团大部队驻在汤岭街南北一线。于是该团决定采取分进合击的战术，其第三营居右，第一营居左，分两路夹击汤岭一带的红军。而乐少华率领的军团部，就驻在汤岭街！

乐少华在后来写给中央的报告中说：“当我们宿营时，又有群众来报告，说福州通桃源的大路上发现白军约一个团的人。我们便派侦察队出去，结果侦察队走错了路，敌人反进到我们哨兵线上。当时我就同粟裕同志带了第二师的同志，上去把敌人击退。在我们上阵地时，第三师已自动向敌左翼攻击，而我们的第一师好久都得不到消息。”（注20）乐少华这段回忆，显然是在替自己诿过——枪声一响，乐少华显然是慌了神！

乐少华既未通知（联络）其他两师，亦未下达任何指令。于是，位于汤岭街南侧墩头的第三师听到枪声后，主动赶上来支援。位于北侧桃园附近的第一师由于不知晓乐少华的具体位置，便自行决定向敌后包抄迂回。对于第一师行动乐少华甚为不满：“干部指挥上独断专行，不了解战术的错误，如第一师自动出击和自动撤退，也没有同军团部联络甚至找他们不到，致使兵力用在一线，失去突击力量。”（注21）

时至天黑时分，敌五十七师主力开始陆续赶到，混乱中的红七军团只好撤出战斗。11日拂晓在阻击部队掩护下，红七军团各部开始东渡敖江，向潘渡乡以北的陀市村一带行进。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红七军团的后卫掩护部队，居然也跟着主力部队匆匆撤离！早七时许，敌五十七师主力开始过敖江，沿江边公路向潘渡乡一带攻击前进。红七军团只好在后卫部队掩护下，先是一路撤至潘渡以北约十五公里处的丹阳，然后又根据敌情的进一步变化，又撤至罗源县的百丈村一带。

对于这场发生在桃源附近史称的“降虎之战”，乐少华在后来所写的《红军抗日先遣队北上经过的报告》中，只是约略地谈到战前的“轻敌疏忽”及部署上的失误，但对于军事指挥上的失误却含混其词——“战争一开始，首长坚决消灭敌人的决心是对的，主要的是干部独断专行的错误，以致我们调不到一师，而我们也来不及联络，兵力又放在一线，自动的出击，又自动的撤退。”（注22）

比对一下时任军团司令部作战参谋赵春和的相关回忆：“第二天九时许，福州之敌八十七师的一个团追来，到宦溪乡降虎村茶亭尖山腰，……。前卫第二师冲上去将敌前卫连打垮，……。敌后边部队赶到，……，双方对峙着。……。福州、降虎战斗，两次合计的伤员有七八百人。次日凌晨，伤员由刘英负责，组织机关后勤人员，一站一站运送到闽东游击区，交给连罗县委安置治疗。”（注23）

此后，乐少华的独断专行略有收敛：“这时接到军委电，指出我们的急行军是部队过于疲劳的错误，要我们今后每天走三、四十里路。……。寻淮洲同志自未渡河前跌伤手腕后，至此时才开始负责（先时由粟裕暂代），……。”（注24）依据上下文推断，乐少华所言的“至此时才开始负责”，明显指的是桃源（降虎）战斗之后。令人感到难以理解的是，寻淮洲跌伤的是手腕，按道理讲应该不至于影响指挥作战。

俗话说得好，“会说的不如会听的”。透过乐少华上述解释不难看出，无论是打福州还是之后的桃源宿营和江湖作战，都是由他一人做出的。但他“既无实际斗争经验，有很蛮横霸道，动辄拍桌子骂娘，以‘反对政治委员制度’的大帽子打击压制干部，并滥用所谓，‘政治委员最后决定权’进行瞎指挥。”（注25）——对比一下之前寻淮洲等指挥的湖源之战就会深切地感觉到，粟裕对乐少华的这个评价的确是入木三分！

8月22日，红七军团在闽东独立团的配合下，攻占福安县城以西约二十公里处的穆阳镇。红七军团“在那里缴获鸦片烟土五十多担，现洋三万多元，铜元无数。”（注26）第二日下午的十七时许，敌四十九师先头部队从宁德一带匆匆赶到，寻淮洲指挥部队的隔河阻击。三小时后，乐少华带领主力携带缴获的烟土、现洋、铜元等大批物资撤离穆阳镇，向北转移至南溪一带。

之后前往浙西南的庆元县时，军团长与政委又发生矛盾——按照乐少华的说法：“我们又不赶路，何必疲劳兵力，主张多走两天大路；而淮州同志主张走小路。但当我说明时，他也没有坚持，就同意了。结果走错了路，淮州同志到宿营地后就发脾气，并还骂人。……。后来因他继续不停地骂，我也就同他吵起来。那次吵得很凶。”（注27）

不明就里的人乍一看，似乎是乐少华占理，寻淮洲给人以无理取闹的感觉。但仔细琢磨却令人疑惑，不就是走错了路，寻淮洲又何必发火？！乐少华在报告中露出马脚：“以后的出发路线由粟裕同志调查好，经过曾洪易和淮州同意起草命令，由淮州同志盖章后再由我盖章。这时我为避免争斗也就不坚持了。”（注28）

乐少华这番貌似委屈求全的说辞，反而暴露出问题的实质——不仅作战他要行使“政治委员制度”，就连行军路线这本属军事干部分内的日常工作，同样也要由他说了算！实际情况是8月23日傍晚，寻淮洲率领少量部队在后面阻击时，乐少华指挥部队开始撤离。由于没有提前派出侦察队探路，故前卫部队行至镇前镇附近时，本应继续向西北方向行进，却不知何故，错转到向北的岔路上。部队继续北行二十余公里后，才发现走错了路！

如此一来，红七军团不但走了个大大的“之”字形，还因多走了两天惊动了庆元的敌人。这就是军团长寻淮洲为何大发脾气的根本原因。可乐少华拒不悔改，坚持要行使政委的“最后决定权”，气得寻淮洲只好跟随后卫部队行动。30日凌晨红七军团离开庆元，准备经竹口北上至龙泉的小梅镇。没想到先头部队走到李源村附近，发现又走错了路！幸好此次大约只多走了不到五公里冤枉路，沿松溪河北上很快回到正路。

可上午十时许，先头第三师刚进入竹口镇，乐少华就命令停止前进！待天黑后再继续北上。随即乐少华部署宿营：前卫第三师进驻最北面的竹口镇，军团部及第二师驻在竹口街以南的黄坛——距离第一师驻地约有四公里距离，后卫第一师则驻在离黄坛不远的新窑一带。不难看出，乐少华既未考虑周边的地形地貌，亦未考虑部队的警戒及作战，唯一考虑的大概只是休息完继续行军。

幸好前卫师师长王蕴瑞并没有大意，除派两个步哨前出至两公里外的隘口——下济桥左近外，又将一个整连，部署在竹上村口右（东）前侧小山包上放连哨。从这里能够清楚地看到枫堂村口北端的三岔路口，可以同时对北和东，两个方向进行警戒。下午十六时许，突然从竹口镇前面的隘口传来了枪声！前来攻击红七军团的是浙保第三团主力（欠一个营），以及之前溃退的庆元县保安团及浙保总队的基干队和军士队等部。

战斗打响后，师长王蕴瑞亲自率领师（团）部作战指挥人员，快速登上竹口东侧瓦窑山后（南）面的制高点——东山寨，仔细观察敌情。由于第三师此时仅剩下一千余兵力，只能派出一个连跨过竹溪河，从西侧穿插到敌右（西）侧后进行牵制，无力攻击后坑桥东侧的敌机枪连阵地。战斗进行了约一个小时后，乐少华带领军团部及第二师主力匆匆赶到，但面对敌军的凶猛进攻却束手无策。

幸好时间不长，寻淮洲带领第一师一个营赶到——其余部队留在原地防守追敌。听取王蕴瑞报告并进行观察后，寻淮洲判断当面之敌不过两千来人，于是命令第二师从正面展开进攻吸引敌军的注意力，第一师那个营则向敌军阵地的左（东）侧迂回。当红军第一师那个营迂回到侧后发起攻击时，第三师也趁势从西南面展开攻击，浙保团的防线立刻被击垮！

可惜的是，由于红军迂回包抄的部队仅有一个营，难以完全切断敌军的退路。而通往小梅镇的公路西侧紧挨着竹溪河，且后坑桥东侧的阵地一直未被红军攻占，故敌军得以由此处沿公路向小梅镇狼狈逃窜！留在后面掩护的敌迫击炮连与机枪连的士兵为便于逃跑，将迫击炮和轻重机枪及弹药等都遗弃在阵地上。

竹口之战虽然红七军团取得胜利，但严格说来颇有些侥幸——开战初期的被动，显然与乐少华的疏忽大意有很大关系。之所以能化被动为主动的重要原因，是来敌的兵力少于红七军团。尽管此战歼敌约一个营的兵力，并缴获轻重机关枪十一挺，迫击炮两门，长短枪等二百余枝及弹药等，但红七军团的损失也不算小——用乐少华报告中的话说：“……，但我第二师师长在战斗中阵亡，损失也不少。”（注29）

31日上午，红七军团顺利地进占小梅，准备在这里进行休整及补充。未料到军委在9月1日来电中严厉斥责：“七军团的任务是继续向浙西前进，不能在小梅停留等候你们的伕子。”（注30）4日下午十七时，军委再次发来火急电：除了继续下达新的作战等任务外，还对红七军团的行进速度，提出额外的专门要求：“7、为彻底保证任务的执行，七军团勿须作强行军，每日走二三十里即可，但在自己行动的地带内，则应肃清保安队、民团及小部的正规部队。”（注31）

此时的红七军团，已处于极端困难的阶段——作战人员只剩下三千来人，随队的伤病员就有六七百人之多，其中一百多名重伤员则需被担架抬着走。寻淮洲不得不于9月27日深夜，向军委告急：“七军团自瑞金出发，至今将近三月，……，军团病者及伤员全愿赖部队自行扛运，……每次能参加战斗者，枪数不满一千以上，……拟即向婺源以北至流口行动，以便找一适当地点休息而利截击可否，请即电示。”（注32）

28日，军委回电：“七军团应即在浙皖交界开化、婺源之间山地休息，待机并积极准备侧击与伏击尾追你们的敌人左纵队的先头部队，于开化以北地域对婺源、德兴敌人则警戒之，……，然后仍转回屯溪、石门以西，执行军委给你们的原任务。”（注33）透过这封电文明显可以看出，中革军委对红七军团的先斩后奏大为不满，但鞭长莫及——此时“真正布尔什维克”乐少华正卧床不起！

此后由于红七军团每况愈下，乐少华也不得不电告中央：“我们的意见，如果要继续作战，那我们必须要补充，……。”（注34）时至10月21日，军委来电通报敌情，并命令红七军团开进闽浙赣苏区休整。 11月1日，历经千辛万苦的红七军团，终于进抵闽浙赣苏区的重溪，受到苏区人民的的热烈欢迎。

第二天，方志敏等省委领导就由葛源赶到重溪，与红七军团的领导见了面。“于是我就利用时间和洪易商量召集了政治委员会议，来一次比较原则的检阅，并邀请志敏同志参加此会。”（注8）乐少华之所以急于召开“政治委员会议”，就是要通过所谓“比较原则的检阅”，为红七军团这次北上之行定下基调。

（四）血战谭家桥

乐少华急于要开“政治委员会议”，目的就是要分清责任——“在检阅中，我们认为七军团没有完成中央所给我们的任务，主要是由于政治领导的机会主义这一倾向，……，这一倾向的主要代表是洪易，……。”（注35）奇怪的是，一路上与乐少华发生争执的明明是寻淮洲，“这一倾向的主要代表”怎么就成了曾洪易？！

这份报告是乐少华1936年到延安后所写，其时寻淮洲早已牺牲，所以有所改动。可在后面又吞吞吐吐地写道：“我们过后又详细检查了这次行动的经验教训。在检查中指出了干部的团结问题，……，但我们有个别主要干部有时竟形成我怪你你怪我的推诿现象，……，特别是负领导责任的干部，是不应该的。”（注36）

虽然乐少华没有指名道姓，但那位“特别是负领导责任的干部”，无疑指的是时任军团长的寻淮洲。这在时任军团政治部主任刘英的回忆中亦可得到佐证：“……，先遣队几个主要干部每日遇事相商或召开会议始终得不到好的结果。当先遣队自瑞金出发直到闽浙赣苏区为止，从未开过一次圆满的会议，不是你争我吵，便是你走我溜，甚至闹成打架。……特别是作战任务的决定，往往一致的通过与决定了，……，后又下命令撤退。”（注37）

粟裕的回忆也可印证：“按照主观主义、冒险主义的战略意图来衡量七军团的北上行动。要求通过这支仅有几千人的部队的作战行动，‘促敌人进行战略与作战部署上的变更’，由于未能实现这些根本不可能实现的目的，就指责部队没有完成任务。他们还把曾洪易个人的退却动摇，同寻淮洲同志和广大指战员的光辉战斗业绩混淆起来，给这支部队扣上‘染上机会主义’、‘执行了退却逃跑路线’等等荒诞的大帽子。”（注38）

11月14日，中革军委发来“关于组建十军团和闽浙赣省及其隶属关系的决定”的火急电：“A、……七十两军团应即合编为十军团。……十军团长由刘畴西担任，乐少华任政委，寻淮洲任十九师师长，聂洪钧任政委，刘、乐并兼廿师师长、政委。”；“B、洪易留赣东北为省委书记，志敏为兼军区司令员，洪易兼政委。”（注39）

通过这份电包可以确知，乐少华报告中所说的机会主义“主要代表”曾洪易，不仅没有受到任何组织处分，反而取代方志敏转任闽浙赣省的一把手！唯一受到组织处理的是寻淮洲，不仅被从军团长降为红十九师师长，而且被摈弃在红十军团军政委员会之外。这段史实无可辩驳地证明，在博古洛夫等极左中央领导人的心目中，同样的错误犯在留俄派身上可以宽恕，但犯在寻淮洲这样的红军将领身上却难以容忍！

粟裕一针见血地指出：“组成红十军团时，领导干部的配备，仍然受着‘左’倾宗派主义的影响，保留了乐少华的军团政委职务，反而把军团长寻淮洲降职为师长，并把他排除在军政委员会之外，这不仅是对寻淮洲个人实行宗派主义的打击，同时也是无视七军团从瑞金出动后转战数省以流血牺牲换取来的宝贵经验。”（注40）

18日夜，寻淮洲依照中革军委11月4日的电令，率领红十九师东出怀玉山，突破国民党军设置的封锁线。此时摆脱了曾洪易与乐少华干扰的寻淮洲，率领红十九师如同出闸的猛虎，连续取得白马、分水及金子山之战的胜利。可惜的是好景不长，“翌日，经大坟与泾县宣城威胁芜湖，后得军委及军团首长的命令，要十九师（即红七军团）回师黄山附近与主力会合。”（注41）

根据史料记载，红十军团会师后，最初选定的作战目标为敌李文彬旅。12日部队离开汤口，翻越汤岭来到黄山西南侧的焦村，准备伏击将由秋浦向太平行进的李文彬旅。但不知何故，敌李文彬旅始终没有出现，红十军团只好撤出阵地，一路经白马岭、辅村、沟村、罗村、黄榜岭，于（13日）晚进至谭家桥地区。上万人的部队，分宿于谭家桥、中谭、文雅街、西谭及留杯荡等地。

获悉敌王耀武部将经过谭家桥情报后，红十军团政委会连夜召开会议，认为“……在分水县附近作战时，只我十九师与之对抗，尚能击其溃不成军，以此我们三师之众来攻疲倦溃败的独立王旅，不但在兵力上占着绝对的优势，且地形、群众条件及士气亦利于我军作战，……。”（注42）决定利用他家桥周边的地形，伏击敌王耀武部。

政委会结束后，红十军团立刻做出战斗部署——“二十师的两个团和十九师一个团从谭家桥东南低地石门岗北端一线展开，从东面向开进之敌侧击；十九师两个团待战斗打响后，跨越麻川河，从石门岗东侧向乌泥关穿插，腰斩和拦住后部敌人，……军团指挥所设钟鼓山后侧的山坡，……14日凌晨1时，各部进入阵地。”（注43）

图片取自网络

1934年12月14日早晨六时，国民党军补充第一旅前卫团的先头部队离开汤口，沿屯溪至青阳的公路向太平方向追击红十军团——“（一）共军第十军团已向太平逃窜，本旅遵命于明（十四）日上午六时出发，经乌泥关、谭家桥向太平追击前进。（二）以第二团为前卫，前卫部队在行进中必须严密搜索，免被袭击。其余各部队，按旅部直属部队、第三团、第一团的秩序行进。”（注44）

“红十军团等待补充一旅的前卫团的一个营通过了谭家桥，约于上午九时，即开始向前卫团及旅直属部队猛烈袭击。”（注45）王耀武的这段回忆除有一个小时的时差外，基本可与刘英的回忆相互印证：“……，约上午十时光景，敌之先头部队向两边威力搜索前进，余则行进间停止休息。此时我高级指挥员已饬各部待敌行进时才开始动作，不料走火三枪，引起敌人注意，于是敌人立即集结部队并加派部队占领沿马路的阵地。”（注46）

对于红十军团发动攻击的这个时机，军史及正规出版的专著等大都记叙为，红二十师的一名新战士因为紧张而不慎走火，过早地引发了整个战斗。更为离奇的，则是有人在毫无历史依据的情况下，极富创造力的编造出寻淮洲应对战斗失利负主要责任谎言：“王耀武的补充第一旅前卫团十分谨慎，上午10点搜索至红19师阵地前，寻淮洲当即决定发起攻击，这样就过早地暴露了部队的火力。”（注47）

笔者不得不直言，该文作者编造的“寻淮洲当即决定发起攻击”，只能用睁着眼说瞎话来形容！依据上面那张《谭家桥战斗态势图》的标识可知，其时红十九师主力位于前门南面靠近板壁下的山脚处待命，与敌军行进的公路之间隔着数重山峦，寻淮洲如何能“当即决定发起攻击”！即使埋伏在石门岗东侧红五十六团也不可能“发起攻击”，否则战斗只能发生在石门峡南口附近，也就不会有后来的谭家桥之战了！

这里首先需要搞清楚的是，为何“走火三枪”而不是一枪？！以及“走火三枪”发生的具体时间和地点。

其时的制式步枪并非自动型，第一发子弹打出后要通过向后旋拉枪栓退出弹壳后，才能将第二发顶上膛继续。所以即便是真的“枪走火”，也不可能连续“走火三枪”！唯一合理的解释，只能是作战部队发现敌情后，连发三枪示警！

由于上面那张手绘的“态势图”不够精确，请参考笔者制作的简图：

比对两张图可以发现，其时的敌前卫营已过了谭家桥，行进至八甲附近——其斥候（尖兵）显然已接近红二十师兜底那个营的阵地。这从王耀武的回忆得到印证：“红十军团等待补充第一旅的前卫团的一个营通过了谭家桥，约于上午九时，即开始向前卫团及旅直属部队猛烈袭击。”（注48）但王耀武所说的红十军团“即开始向前卫团及旅直属部队猛烈袭击”，只是一种笼统的说法——指的应该是“走火三枪”的时刻。

比对一下刘英的相关回忆：“当我部队布置完毕后，约上午十时光景，敌之先头部队向两边威力搜索前进，余则行进间停止休息。此时我高级指挥员已饬各部待敌行进时才开始动作，不料部队走火三枪，引起敌人注意，于是敌人立即集结部队并加派部队占领沿马路的阵地。”（注49）

那么，刘英所说的“余则行进间停止休息”应当如何理解呢？依据《谭家桥战斗态势图》及王耀武部随后的调动推断，敌军是一个营安全通过石门峡后，下一个营才开始进入石门峡那段险路。故其前卫（第二团）团部及第二营，停止于中墩以南约五百米处的公路上休息；该团后卫（第三）营则停留在石门冈如口处，准备接应并掩护旅部及后续部队的到来；而敌先头营“走火三枪”时已越过谭家桥。

遭遇伏击的王耀武首先想到的，肯定是自保：由于其时前卫团主力停止在石门峡北口处，与先头营之间拉开了约三华里的距离，如果得不到及时支援，该营很可能被迅速歼灭！此时王耀武出了个昏招——“我一面将俞的手令传达各部队，一面调加强营和第三团的第三营增加到第二团的正面作战。令第三团团长李天霞率该团主力向红十军团的左侧背猛烈反击。令第一团团长刘保定立派一部占领乌泥关，并确保之。该团主力为旅预备队，控制在乌泥关以西地区。”（注50）

不知何故，位于钟鼓山临时指挥所的刘畴西等虽然观察到“敌人立即集结部队并加派部队占领沿马路的阵地”，却未趁此机会立即下达发起攻击的命令！“此时我廿师及廿一师不听军团号令，加之出击动作不一致，结果十九师只用兵力一个连，廿师及廿一师由于野战经验太差，动作又不一致，而影响整个的战局，……。”（注51）

据敌旅长王耀武回忆：“红十军团发动袭击，来势很猛，集中力量冲过来，企图在补充旅未站稳脚跟以前予以击溃，第二团随即发生动摇，有少数士兵后退被挡回去。团长周志道见情势危急，张慌失措地大声喊司号长吹号，催增援的加强营及第三团的第三营跑步前进。……。加强营及第三团第三营赶到后，增加在第二团的正面作战，将第一批冲过来的红军打退下去。”（注52）

这段回忆佐证，率先向敌前卫团发动袭击的，是红二十师埋伏在最南端的那个团团，该团团长即为后来在此战中英勇牺牲的黄英特。令人惋惜的是，如果刘畴西发现红二十师左翼队擅自发动攻势后，能顺势下达全线出击的命令，或坐镇红二十师担任指挥的乐少华能及时下令右翼那个团协同发起攻击，即使不能一举打垮敌前卫团主力，但将正在行进途中的（浙保团）加强营击溃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可由于刘畴西及乐少华等的优柔寡断，面对优势敌军以及左右的侧射火力，未得到支援的红八十七团无功而返。

依据刘英“此时我二十师及二十一师不听军团号令，加之出击动作不一致”这句话推断，红二十师右翼那个团见左翼部队发动进攻，也主动向敌发起攻击。据王耀武的回忆，红二十师的第二次进攻十分猛烈：“……，与第二团展开了肉搏。该团副团长程智率部反击，激战约四十分钟，又将第二批冲过来的红军打退。”（注53）

红二十师这两个团的第二次攻击之所以未能奏效，除了敌前卫部队已就位并草草设置了防线外，更重要的原因是总指挥刘畴西等仍然没有下达总攻击的命令！因此没有得到军团部署的迫击炮及重机枪等火力掩护，仅靠血肉之躯向前冲击焉能不败！？

此时，埋伏在石门峡口山岗上的红五十六团，见王耀武的旅部等没有进入石门冈这段狭路，而是停留在石门峡南口的西侧，继续在山上埋伏已失去意义。为了配合红二十师的进攻，不得不组织部队下山冲向王耀武的旅部！“未二十分钟，红军约有数百人由公路右侧的山头丛树林中冲过来，行动迅速，直扑谭家桥东端旅部所在的地方。我仓忙命令特务连长刘连荣率部猛烈反击，……。红军由于伤亡很大而被打退下去，第三次的冲锋又受到挫折，因之旅部直属部队及第二团就稳定下来。”（注54）

“红军三次冲锋虽都收到挫折，但斗志仍盛，其打败补充第一旅的决心并未动摇，又发起了一次规模较大的冲锋。这次红军出动了七、八百人，分三路冲过来，一路针对加强营，两路对着第二团中伤亡较重的第一、二两营，勇往直前，不顾牺牲，前赴后继地冲过来。刺刀在太阳光下闪出白光，杀声震天，大有一鼓作气击溃补充第一旅之势，……。”（注55）

这一次，应该是刘畴西下令发动的总攻。令人惋惜的是，红十军团的这次进攻，虽然的组织的较好，但为时已晚——第四次进攻可谓竭尽全力，在得到重火力强力支持的情况下都未获得成功，大大影响了进攻部队的士气！面对此时的战场态势，战前信心满满地总指挥刘畴西已束手无策，只能寄希望于已出发抄敌后路的红十九师主力，赶回来救驾了！

红十九师接到回返的命令时，战场形势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获得喘息的王耀武认为“乌泥关地形险要，必须确保。……，我令第三团主力，从乌泥关及谭家桥东端的中间地区，向第二团右翼的红军侧背反击，……。”（注56）第三团“找来了当地一位茶庄的老板为其带路”（注57），由北关桥附近的一条山间小路向石门峡南口背后迂回。

由于红十军团在这利未部署任何兵力，敌第三团主力顺利抵达石门峡东侧。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激战夺取515高地及周边的几个山头，然后顺着两条岔开的小道分成两路，一路插向红二十师侧背后的汪家坞，一路插向板壁下。由于居高临下，很容易就发现了正沿里毛塔深沟回援的红十九师主力！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待在钟鼓山后坳上的临时指挥所内不知所措的刘畴西等军团领导们，终于从西南方向激烈的枪炮声判断出，回援的红十九师主力被困在“陡峻的山峡里”正陷于苦战。吊诡的是，竟然只有不擅长军事指挥的刘英挺身而出——匆忙赶到山下，迅速集中了军团部的部分人员，现场进行了紧急战斗动员！

“就在这战斗紧要关头，刘英同志率领部分机关干部和直属分队，直插敌人腹心，打开了一个缺口，使十九师脱离险境，……。”（注58）得到支援的红十九师主力终于从峡谷挣脱出来时，寻淮洲已因流血过多昏迷——根据此战亲历者、时任作战参谋的赵春和回忆：“寻淮洲向上爬看阵地，右下腹连中三枪负重伤。”（注59）

脱离困境的红十九师主力并没有按军团部的命令立即赶往北面去支援红二十师，而是继续向前（西）攻击并趁势夺回了石门峡及其周边的高地！道理很简单，如果此时红十九师主力抽身而去，王耀武就可集中其第三团主力及旅直，甚至可以调集其后卫团主力，向红十军团的侧后背及军团部夹攻！所以红十九师不能也无法执行军团部的命令。

据说寻淮洲再次从昏迷中醒来后第一句话就说，这仗不能再打下去了！此后不久，位于钟鼓山临时指挥所的刘畴西等，不得已做出了撤出战斗的决定。

（五）谁之过

1934年12月14日傍晚，在红十九师主力的掩护下，刘畴西指挥红十军团各部分成两路向东撤退。部队撤离时天色已完全黑下来，数千人拥挤在狭窄的山路，深一脚浅一脚地默默行走着。经过一整天战斗，整个部队疲惫不堪，再加上作战失利造成士气低落，勉强行进约三十公里，走到旌德县的孙村一带不得不停下休息。

15日凌晨四时——天还未亮，俞济时即打电话告诉王耀武，不能给红军任何喘息整补的机会，务须跟踪穷追予以消灭！由于敌王耀武穷追不舍，“红军分成三路，第一路300余人经旌德西乡三溪辗转太平泾县之间秘密向柯村行动，第二路400余人经休宁兰田、黟县美溪一带向柯村进发。主力部队则经旌德庙首向泾县行动。”（注60）

据说在连夜东撤的途中，由于夜暗及道路难行，寻淮洲两次从担架上摔了下来！第一次摔下因痛疼醒来时，寻淮洲感到自己已经不行了，便告诉身边护送同志说不要再抬着他走了，话音未落就再次昏迷过去。第二次摔下刚被抬回到担架上，寻淮洲又一次醒过来，他咬牙挣扎着自己滚下担架，再次要求不要再抬他走了！并告诉身边的同志，他死后要像对待普通战士那样，把衣服脱下留给其他同志。

16日，当红十军团行进到距离茂林镇不远处的福官墩附近时，由于无法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和失血过多，年仅二十二岁的红十九师师长寻淮洲的心脏终于停止了跳动。由于军情紧迫，寻淮洲的遗体被草草安葬在潘村附近的蚂蚁山约事岗。据亲手给他包扎伤口的军团部护士老红军程美兴回忆，寻淮洲牺牲前甚是担心——“他说小鬼呀，我会不会死哟！不死的话这场战斗可以跟中央讲清楚，我死了的话就讲不清楚了。”（注61）

图片截取自电视剧《浩气长存》第三集

令人遗憾的是，寻淮洲生前的担心果然应验了！

方志敏回顾谭家桥战斗时说：“主要原因是战术上的缺点：第一、地形的选择不好，敌人占据马路，是居高临下，我们向敌人冲锋，等于仰攻；第二、牵制队与突击队没有适当的配备。我们没有集中主要力量，由右手矮山头打到马路上去。第三、十九师是以有用之兵，而用于无用之地，钻入一个陡峻的山峡里，陷住不能用出来。十九师的指挥员没有十分尊重军团指挥员的意志，凭着自己的意志去作战，形成战斗之未能完全一致。”（注62）

吊诡的是，时任红十军团政委会成员且参与作战实际指挥的刘英，却在“概括”谭家桥战斗时明确地说：“特别是没有抓紧［总结］谭家桥战斗的经验与教训，……，致使先遣队自谭家桥战斗后，士气一天天低落，这将成为历史上的教训。”（注63）而时任红十军团军政政委员会成员的乐少华和聂鸿钧，无论在给中央的报告及总结谭家桥失利原因中，也从未提及对上述三条。

项英在1935年1月20日发给中央军委的《中央军区关于十军团、闽浙赣及闽北情况致朱周电》中表述：“谭家桥之役因战术错误未解决战斗，寻因伤牺牲。”（注64）这显然源自红十军团的上报，否则项英如何能知晓？

根据明确的史料记载及前文考证，战前红十九师主力接到的命令是向乌泥关迂回包抄，经过里毛塔深沟的路线当然也是由军团部规定！退一万步讲，即使寻淮洲真的想要“独打一方”，首先就过不了政委聂鸿钧这一关——他既是军团政委会成员手中又握有一个执行战场纪律的政治保卫排。此外不难想象，如果寻淮洲真的不听指挥独打一方，又如何会“钻入一个陡峻的山峡里，陷住不能用出来”呢？！

寻淮洲唯一没有听从军团命令的行动，就是从沟里翻上来没有去支援红二十师，而是一直将敌第三团主力逼回去并形成对峙！如果寻淮洲不管不顾抽身去支援红二十师，难道王耀武不知道指挥部队尾追过来！？

刘英1936年夏所写的《北上抗日与坚持浙闽边三年斗争的回忆》中，就谭家桥战斗为何未能取胜总结五条主要原因，非但无一字提到寻淮洲顶撞刘畴西之事，反而却对红二十师不服从军团号令、乐少华的反冲击和刘畴西错估红二十战斗力提出严厉批评。而时任红十九师政委聂洪钧后来写给的中央报告明确指出：“这次的失利自然有各方面的原因，最主要的还是战术上的缺点过多，指挥者的犹豫不决是决定此役失利的重要原因。”（注65）

通过上述分析探讨可以基本确定，方志敏回忆的那段总结性的文字，最大的可能是刘畴西的说法。否则方志敏不会说：“十九师师长寻淮洲同志，因伤重牺牲了！他是红军中一个很好的指挥员，他指挥七军团，在两年间，打了许多有名的胜仗，缴获敌枪六千余枝，轻重机枪三百余架，并缴获到大炮几十门。他还只有二十四岁，很细心学习军事，曾负伤五次，这次打伤了小肚，又因担架颠簸牺牲了！当然是红军中一个重大损失！”（注66）

谭家桥一战失利给红十军团带来的恶劣影响是致命的，此后红十军团每况愈下，一直是被动地转移、甚至避战，一路上逃兵不断，几乎再也没打过胜仗！方志敏在其回忆里，痛心疾首地说道：“自谭家桥战后，采取右倾的避战路线，没有下决心争取战术上的优势，与敌人决战，消灭敌人。因一味避战，使红军不但不能得到必需的休息，而且常常走小路，爬高山，致全军过度的疲劳。”（注67）

相较于方志敏的隐晦，刘英直截了当地指明：“谭家桥战斗后，经陶村附近，翌日与敌人一团人遭遇，本可一举而消灭其全部，由于军团长刘畴西同志加油式的用兵（先打一营，打不过再用一营），结果，不但未能将敌人迅速地消灭，反而遭受到诸多不应有的损失，以致影响战士们的不满和士气的降低。此时引起了许多负伤的干部从担架上跳下来，要求率领战士们一同奋勇杀敌之举动。但由于主要负责者没有作战的决心，终于自动退出战斗。当晚商讨中央及军委的命令和指示。”（注68）

国民党浙保总队的作战详报中，对红十军团之后的畏战、避战亦有明确记载——“六、裔村溪头之役”：“自伪七军团长兼第十九师师长寻维洲（原文如此，笔者注）在谭家桥之役被击毙后，残匪即由方匪志敏和刘匪畴昔率领，举措失当，士气一蹶不振，迭经我军于汪满田村、芳村、江村等役，予以重创，更形狼狈，几全失其战斗能力。”（注69）国民党浙保总队的作战详报“丁、斯役可供参考之意见”中，同样认为“方寻股匪自寻匪维洲被我击毙后，走投无路，处处被我截击，斯可见高级指挥官之重要。俗语有云：一将无能，累死千军。”（注70）

红十军团此后的失败是否如上述所言，是因为寻淮洲的牺牲所致笔者不敢妄言，但军团长刘畴西的斗志和信心基本随着谭家桥一战的失利彻底丧失！按照涂振农的说法，“在这中间，王如痴同志是取[起]了相当的作用。因为寻怀[淮]洲同志牺牲后，他便代替了十九师师长，对于决定战斗上，他的意见便极容易动摇指挥的决心，畴西同志又是一个军事学者，能说不能做，决心更是很少。”（注71）

时至1935年1月29日，红十军团终于在怀玉山全军覆没——仅粟裕和刘英等带出八百余人。严格说来，红十军团是败在刘畴西手中——“他在作战指挥上表现优柔寡断，也缺乏在白区同敌人机动作战的经验。‘左’倾错误的干部政策，同抗日先遣队的失败是密切关联的。在战争中间，主要军事指挥员的配备，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注36）如果不是刘畴西犯下的一系列错误，方志敏和寻淮洲等大概也不至于被俘与牺牲。

注释：

注1：见《1927—1949国共斗争史料汇集2》，第411页。

注2：见《杨得志回忆录》第90页，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1月版。

注3、4：见《杨得志回忆录》第91页，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1月版。

注5：见王建英著《中国红军发展史》第276页，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1月版。

注6：见《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第368页，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10月版。

注7：见《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416页。

注8、9：见《粟裕战争回忆录》，第48页。

注10：见《红色中华》1934年4月28日第181期第二版，全编（整理本）第3232页。

注11：见吴天雨《归化之役的历史贡献》一文，“第四部分 历史回眸 -中央苏区-中国明溪在线”。网址：http://www.zgmxzx.com/2017-08/30/content_50752.htm。

注12、14：见《粟裕战争回忆录》，第51页。

注13：见《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版，第285页。

注15：见《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版，第286页。

注16、19、20：见《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版，第188页。

注17、25：见《粟裕战争回忆录》，第52页。

注18：见《刘英文集（挺进师政委）》，第260、261页。

注21、24：见《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版，第190页。

注22：见《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版，第201页。

注23：见《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版，第287页。

注26：见《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版，第269页。

注27、28：见《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版，第191、192页。

注29：见《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版，第193页。

注30：见《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版，第84页。

注31：见《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版，第86页。

注32：见《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版，第115、116页。

注33：见《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版，第117页。

注34：见《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版，第197页。

注35、36：见《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版第199页。

注37：见《刘英文集（挺进师政委）》第260、261页。

注38：见《粟裕战争回忆录》第61页。

注39：见《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版，第139页。

注40：见《粟裕战争回忆录》第63页。

注41：见《刘英文集（挺进师政委）》，第251页。

注42：见《刘英文集（挺进师政委）》，第252、253页。

注43：见《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版，第487页。

注44、45、48、50：见《024文史资料选集》，第194页。

注46：见《刘英文集（挺进师政委）》，第253页。

注47：见华小勇著“粟裕与王耀武的三次军事对决”，《文史天地》2013年第01期，第71页。

注49：见《刘英文集（挺进师政委）》，第253页。

注51：见《刘英文集（挺进师政委）》，第253、254页。

注52：见王耀武“阻截方志敏北上抗日先遣队战役的经过”，《024文史资料选集》第194、195页。

注53、54、55：见王耀武“阻截方志敏北上抗日先遣队战役的经过”，《024文史资料选集》第195页。

注56：见王耀武“阻截方志敏北上抗日先遣队战役的经过”，《024文史资料选集》第196页。

注57：见郜建辉著《天殇 红色抗日先遣队殉难始末》，中国社会出版社，1995.9版，第289页。

注58：见《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版，第299页。

注59：见《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版，第291页。

注60：见《天殇 红色抗日先遣队殉难始末》，第294页。

注61：取自电视剧《浩气长存》第三集中的字幕片段，标点符号系笔者所加。

注62：见《方志敏文集》，第95、96页。

注63：见《刘英文集（挺进师政委）》，第254、255页。

注64：见《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版，第146页。

注65：见《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版，第213页。

注66：见《方志敏文集》，第96页。

注67：见《方志敏文集》第97页。

注68：见《刘英文集（挺进师政委）》，第255、256页。

注69：见《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第五辑 第一编 军事（四）》第597页。

注70：见《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第五辑 第一编 军事（四）》第601页。

注71：见《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版，第232、233页。

注72：见粟裕《战争回忆录》，第63页。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