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治丧委员会名单，包括三位功德林战犯，他居然成为了守灵人

中国是礼仪之邦，体现在各个方面，尤其是死亡丧葬环节，更是有着“死者为大”的说法，体现着生者对死者的尊重。

丧葬习俗的各个流程也有专门的规范用语，比如灵位：指祭祀时为死人所设的牌位；奠：专用于埋葬入土之前的祭祀；发丧：人死后公告于众是为发丧；居丧：指处在丧事之中的家人，一般为期三年。治丧：意为办理人死后有关的事务，其中的“治”就有管理的意思。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的葬礼最为隆重，其治丧名单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1976年9月9日零点10分，经过连续四个小时的抢救无效，一代伟人毛泽东的心脏停止了跳动，随即死后葬礼就提上了日程。

其实对于无神论者教员而言，他早就做好了准备。1956年，毛泽东本人就身先士卒，在党内起草了一份《倡议书》，建议国家领导人死后，舍弃传统的土葬仪式，改为火葬，以免占用土地。

病重之时，毛主席也对身边人说，希望火化，骨灰埋葬在故乡韶山。

然而，这一愿望终究没有得到实现。9月9日，国家总理华国锋、王洪文、叶剑英等三百七十五人组成了毛泽东治丧委员会，新华社当天就发表了名单人选。

不过值得留心的是，在这份三百多人名单的末尾，竟然有三位（分别是杜聿明、宋希濂、黄维）前功德林战犯，还有一位成为了守灵人（黄维）。

这背后的用意究竟为何？是编辑的无心之失，还是有着政治目的？

功德林“同学”的再聚首

不论是杜聿明，还是宋希濂，抑或是黄维，这三人都有几个共同点，首先他们三人之前都是国民党将领，都接受过功德林的改造。

在蒋介石的黄埔嫡系将领中，黄埔教官行列，前期和后期分别以何应钦、陈诚最为突出。学生行列中，前后期分别以胡宗南、杜聿明最为能干，官阶也最为耀眼。胡宗南志大才疏，能博得蒋介石的喜爱，是其同乡的身份加分。杜聿明则不同，从黄埔学生中脱颖而出，以至于后来居上，靠的还是战功的加持。

20世纪20年代，杜聿明从黄埔毕业后，跟随徐庭瑶，以先进的机械化部队作战理念闻名于世。不过军人如果没有战功，就如同无根之水。

幸运的是，杜聿明和日军首次作战，就一战成名。

1933年年初，杜聿明率领25师参加了长城抗战。不仅保全了阵地，还歼灭日军第1军第8师和骑兵第三旅团2000余人。

经此一战，杜聿明声名鹊起。1935年4月国民党统一授衔时，杜聿明就被授予少将军衔。

后来，杜聿明还在1939年指挥第五军，同日本有着“钢军”之称的第21旅团在昆仑关激战数日，最终全歼第21旅团五千余人，击毙旅团长中村正雄，取得了抗日战场第一次攻坚战的胜利，打出了中国军人的威风。

日本后来的战史也说：“这一时期，是陆军最为暗淡的一年。”

相比之下，黄维和宋希濂的战功就要黯淡不少。前者，只在淞沪会战中罗店战役表现神勇后者只在滇缅作战中有过较为出色的表现。

然而，到了解放战争时期，黄维和杜聿明都在淮海战役被俘，宋希濂则在解放大西南中，被人民解放军尾追截击。

1949年12月19日，在大渡河沙坪，陷入重重的包围圈，宋希濂在绝境中试图掏出手枪自杀，被其警卫排长救下，随即被俘。

改造的经历

后来，三人都被送往北京功德林战犯所接受劳动改造。

可是俗话说，五个手指，各有不齐，由于人生经历差别太大，这三人对于改造的态度也不尽相同，杜聿明和宋希濂积极配合，反省自己；而黄维却好似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顽固不化。

杜聿明虽然是阶下囚，生活上却得到了比较好的照顾。

他患有胃溃疡、肺结核、肾结核等多种慢性疾病。

功德林的管理员们宁肯自己吃窝头，也要让杜聿明能吃到白米馒头，有时还能吃到红烧鲫鱼，每天还有一杯牛奶。

管理员们的无微不至的照顾，让杜聿明感动不已。另外，杜聿明每天在教官们带领下，一边劳动，一边读书，思想上有了很大的转变。

杜聿明一丝不苟通读了《论持久战》等书籍，写下了万余字的读书笔记和心得。聆听了管教干部的多次谈话，杜聿明确实认识到了共产党才是为劳苦大众谋利益的群体组织，加上生活上的特殊待遇，杜聿明写下了“人非草木，孰能无感”的字句。表示自己“有赤胆忠心之愿”,要为人民事业竭尽心力。

宋希濂的情况和杜聿明有相似之初，不同的是宋希濂曾干过一件让他抱憾终生的错事。

1935年6月18日，宋希濂奉命在长汀中山公园枪杀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瞿秋白。瞿秋白曾在黄埔军校，担任过宋希濂的政治思想老师，为他讲述过俄国革命的历史和马列主义的精髓。但是在新旧社会的交替之际，宋希濂内心深处，还有着“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想法。

一个学生，亲手了结恩师的性命，多少让宋希濂心底带有一丝负罪感。

宋希濂晚年时，回忆此事，也说：“这是我一生最大的憾事，百死莫赎的罪过。”

所以宋希濂因其早年的思想洗礼，并不是十分排斥马列学说。

另外，宋希濂和大将陈赓有着不错的私人交情，宋希濂入狱后，陈赓多次放下手中的工作，来看望过宋希濂。

因此，宋希濂和杜聿明二人经过十年的改造，成为第一批特赦的战犯。

如果说宋希濂从中国传统的思想中获益，那黄维无疑就是反面案例，被传统的糟粕文化耽误了27年之久。

黄维早年仕途不顺，假如不是陈诚有识人之明，将其推荐给蒋介石，黄维未必会担任第12兵团司令官。

所以黄维视蒋介石和陈诚为“伯乐”，看中了他这批“千里马”，这种“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的思想认识，让黄维进入功德林后，就成为刺头。

对于改造，他不情不愿，对于劳动，他嗤之以鼻，整天忙于制造“永动机”这种虚无的幻想之中。

即便身为战犯家属，黄维的妻子蔡若曙也找到了如意的工作，他的大女儿黄敏南也在周恩来的保举下进入复旦大学就读，可黄维还是选择一条道走到黑。直到70年代，黄维才作为最后一批战犯，被最高法院特赦。

不过，晚年的黄维或许是看开了，出狱以后，当上了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还祭拜过方志敏烈士。

暗藏玄机的名单

杜聿明、宋希濂和黄维，能成为治丧委员会的委员，绝不是新华社的无心之失。名单的制定，是经过政治局的审议，然后传达给新华社，这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

这三人之所以能上名单，主要是他们的身份决定的，代表着国民党高级将领诚恳接受思想改造，有表率作用和统战价值。

事实证明，这一决策是高明的。黄维自从自由后，就一直充当着台海中间桥梁的作用。

1989年初，台湾方面通过民间渠道邀请黄维去台湾访问，黄维欣然前往，还面见了宋美龄和“伯乐”陈诚。

台湾开放探亲以后，黄维就致力于沟通两岸关系，曾多次对故旧谈及：“趁我生活尚能自理，神智亦还清明，一定要为和平统一祖国的神圣事业献出绵薄之力。如不能达到此目的，我会引为终身遗憾的。”

1989年1月，黄维在香港参加了交流活动，会见了许多老朋友，忘记了自己年老体衰，为两岸关系做和解工作，导致心脏不堪重负，死于3月20日。

宋希濂起到的作用就更大了，1982年，宋希濂和沈策将军倡议发起成立了纽约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

在宋希濂担任会长期间，举办了声势浩大的活动，耐心和华侨解释“一国两制”的含义。

针对“台独”势力的挑唆，宋希濂更是旗帜鲜明，写文章进行反击，展示了中华儿女反对“台独”、反对分裂势力的坚定信心。

杜聿明的情况有所不同，前文提到，由于杜聿明的身体条件一直不佳。

因此，他不能向黄维和宋希濂一样，奔走于两岸三地。不过他也有他的优势，关键在于杜聿明有一个好女婿——杨振宁。

1957年，杨振宁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消息传到北京。周总理就决定派出代表团前去祝贺，代表团只有两人，就是杨振宁的老师张文裕和夫人王承书。

张文裕启程前，按照周总理的指示，来到功德林，让杜聿明写了一封言简意赅的祝贺信。信中说：“亲爱的宁婿，我祝贺你获得诺贝尔奖，这是中华民族的光荣！杜聿明即草。”

接到信的杨振宁写了一封回信，让老师张文裕转交，表达了感情，还说岳父的关怀使他很受感动。

70年代，杨振宁在岳父杜聿明的劝说下，回到了北京，见到了杜聿明。

因为杨振宁名声在外，此次回国还和毛主席成功会面，谈到了国家科学发展问题。国际上也引起了重大反响，杨振宁的回国探亲起到了示范作用。

之后，海外的科学家，如任之恭、王浩、陈省生、李政道、牛满江等100多位美籍华人科学家都陆续回国访问，打开了祖国和国外的科学交流之门，大大促进了我国的科学事业发展的进程。

结语：

其实，毛主席的治丧委员会名单涵盖了各种阶层，有国民党成功改造的将领，也有民主党派人士，还有社会上享有盛誉的知识份子阶层。

但起决定作用的不过四人，主要目的就是尽量体现执政党是一个兼容并包，宽容大度的政党，做到吸引各方政治人士，稳定社会，搞好团结的作用。

参考资料

《黄维：悲欢与重生》 灯下话旧 黄慧南口述 周海滨整理

《杜聿明的起伏人生》 人生百味

《新中国战犯改造及特征研究》 司法警官职业教育研究 202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