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传略（一）

年轻时期的斯大林

到1917年初，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朱加施维里）37岁。他在图鲁汉斯克边疆区的库列伊卡村这个紧靠北极圈的寒冷地方已经住了好几年，有充分的时间和精神食粮供他思考各种问题。坐在被雪暴埋到屋顶的小木屋里，听着雪暴那无休止的怒吼呼啸，他不时回忆起一些最难以忘怀的事情。

1905年12月，在塔墨尔福斯党代表会议上第一次同列宁见面。会上争论得很热烈，休息时却有说有笑……这一点使斯大林一直感到惊奇。参加在斯德哥尔摩和伦敦举行的两次党代表大会，实际上是斯大林第一次开始学习政治斗争艺术，学习寻求妥协艺术，学习如何做到在原则上不作让步……

他出国的次数不多，但每次都在他心灵上留下了难以名状的烦人的沉重感。他在机智的交谈者中间常常感到自己是外人，多余的人。斯大林不能像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得、马尔托夫那样快速敏捷地与人交锋。只要跟这些人呆在一起，这位高加索人就老有一种内心受到刺痛和精神上受到伤害的感觉。从那时起，他身上就产生了一种潜在的倾向：老是厌恶侨民、异国情趣和知识分子，厌恶下等咖啡馆里无休止的争论、蹩脚旅馆里烟雾腾腾的小房间、关于各种哲学学派和经济学说的高谈阔论……

斯大林在十月革命前的整个经历，可以概括为7次被捕和5次从沙皇的监狱和流放地逃跑。但对这一时期的情况，斯大林不喜欢当众提起。他后来从不讲述为给党筹集经费自己怎样参加武装抢劫，从不讲述在巴库期间自己怎样一度主张“无论如何也要同孟什维克联合”，从不讲述自己最初几次不高明的写作尝试。有一次，那是在暴风雪摇撼着小木屋的时候，斯大林回忆起了早期写的他很喜爱并得以在《伊维利亚报》上发表的一首诗。当时这位宗教中学学生十六七岁。

少年时代的斯大林

这首描写他的山乡的诗勾起了他强烈的思念，使他产生了一种朦胧的希望。斯大林有非凡的记忆力，他用很低的声音，几乎是很轻的耳语，不慌不忙地念了起来：

当皎洁的月光

蓦然洒向大地,

淡淡的清辉投到

那遥远的天际；

当苍翠的树丛里

夜莺在呖呖啭啼，

悠扬的萨拉穆里*“

袅袅余音回肠荡气；

当安静片刻之后，

山泉重又叮咚而去，

长夜里微风徐徐，

把黑树林骤然惊起；

当逃亡者在敌人追逐下

重返多难的故地，

当沉沉黑夜过去，

重又见到阳光熹微；

愁云这时终于消散，

敞开了抑郁的心扉，

强烈的希望再一次

在我的心中燃起，

诗人心情激动万分；

诗人心潮澎湃不已，

因为我知道，这希望

是多么纯洁,多么美好!

位于格鲁吉亚哥里城的斯大林出生地

当斯大林自己也意想不到地像念祈祷文一样轻声念着他少年时代的诗篇时，简陋小屋的女主人通过开着的门朝忧郁的房客惊奇地望了两眼。房客坐在摇曳的烛光下，面前摊着一本书，两眼望着结了一层冰的望不出去的窗户。还在非常年少的时候，斯大林已不仅完全扔掉了自己那些幼稚的诗篇，而且完全扔掉了许多被知识分子称为温情主义的东西。即使对母亲，斯大林也极少写信。严酷的童年，地下工作者的生涯——不停地逃跑，使他变得冷酷、无情和多疑。

斯大林善于排解使他不宁的思绪和回忆。但是在他妻子卡托已经死去差不多10年之后，一个因受伤寒折磨而面孔变得难看的女人的形象却总在他眼前时隐时现……他回忆起了1906年6月宗教中学同班同学赫利斯托福尔·特欣沃列利怎样在圣大卫教堂里给他们举行秘密婚礼。

卡托（叶卡捷琳娜·斯瓦尼泽）曾是一位非常漂亮的姑娘。每当丈夫回到家，她总是用她那双大大的眼睛钟情地、一往情深地望着他。丈夫时而回家，时而又出走很长时间。他们的家庭生活是短暂的。无情的伤寒从斯大林身边夺走了可能是他真正爱过的惟一的人。在一张举行葬礼的照片上，头发蓬松、身材不高、面容清瘦的斯大林伫立在灵柩前面，悲痛欲绝。

斯大林的第一个妻子——卡托

童年时代就已播下的冷酷和无情的种子，后来根子扎得愈来愈深。地下活动把他锻炼得非常倔强。从19岁起他就专门从事地下活动：经常东藏西躲，执行党委交下的任务，一次次被捕，改变住址和姓名，弄假身份证。在牢里关押不久又越狱逃跑，重新躲藏起来。

现实生活教会了斯大林许多东西，而且不是最后才教会他使用权谋和心计，教会他等待时机的本领。还在青年时代就表现得很明显的孤僻和冷酷的痕迹，随着时间的推移变成了残酷无情的性格。但是后1907年,悲痛欲绝的斯大林(右一)在亡妻叶·斯瓦尼泽的葬礼上来，斯大林学会了装成一个神态安详，甚至让人感到和蔼可亲、带着一副诚挚眼神的人。

悲痛欲绝的斯大林（右一）在亡妻卡托的葬礼上

为什么约瑟夫·朱加施维里成了革命者?也许是因为早年在哥里城宗教小学和梯弗里斯城宗教中学上学时接触了一点精神食粮？谁知道会不会是这位宗教中学学生无意中看了卢梭、尼采和洛克的大作，开始思考为什么他那当鞋匠的父亲总是给穷人补鞋？要不就是对神学的禁锢不满使他结识了一些有造反性格的人？或许是偶然落到他手上的、已经翻烂了的小册子《马克思主义入门》使他更清楚地认识了世界？

这个问题谁也不能据实回答。但是当时，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如果他不是稀里糊涂但却义无返顾地弃教从俗，离经叛道，那么格鲁吉亚的一个村庄就会得到一位年轻的个子不高的东正教神甫，一位教会牧师。那时他就会同整个世界隔绝而永远过着单调的生活，这不仅因为四周有巍峨的群山，而且因为他只能为贫穷的教民和一大群自己的孩子庸庸碌碌地操劳，只能沉溺于对喧器的梯弗里斯的向往。

这位贫民的儿子能否知道，由于命运的摆布和情况的巧合，他在一个历史阶段对一个伟大民族所起的作用要比一个教会牧师所起的作用大得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