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太人重返英格兰，进入英伦三岛和特许状有何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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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35年,巴尔·科赫巴起义被残酷镇压,犹太人失去了在以色列地自由生活的权利,犹太历史进入“大流散”时期。失去家园乐土的犹太人最初主要聚居于埃及、地中海东岸地区,随着阿拉伯帝国的建立和扩张,“在进入欧洲之前,绝大多数犹太人生活在阿拉伯帝国境内”,随后犹太人的分布逐渐扩展到欧洲大陆。然而对于偏处一隅的英伦三岛来说, 直到11世纪中叶才开始有犹太人进入。“征服者”威廉君临英格兰后,鼓励犹太人从鲁昂(Rouen)迁居英格兰,相当一批犹太人进入英格兰后使得犹太人人数迅速增加,开启了英格兰犹太历史发展的篇章。

犹太人在英格兰的“正式”地位是通过国王向其颁授特许状确立的。不过,特许状作为犹太人和英国国王之间的契约,使得犹太人在英格兰的地位成为依附于国王的“客民”,而这一“客民”的身份使得犹太人“永远被看成是外乡人”。此外,犹太人在英格兰的居住、生活的权利还可能随时被撤销。 特许状对犹太人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犹太人获得了国王的恩惠;另一方面,犹太人必须为此付出代价,即必须向统治者交纳额外的金钱,不得不忍受国王和社会对其的盘剥和限制。

盘剥和限制主要体现在经济上,英格兰严格限制犹太人进入农业、手工业和国际贸易领域, 为了谋生的犹太人因此主要集中在借贷业。所幸的是,随着英格兰对外贸易的发展,借贷成为日常国际贸易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英格兰犹太人由此积累了一定财富。因为犹太人“客民”身份难以获得法律地位的保障,因此富有的英格兰犹太社团成为国王刀俎之下任凭宰割的鱼肉。塞西尔对此有着精妙的比喻:“犹太人似乎就是一块吸满了王国流动资本的海绵。每当国库空虚时,就要去挤这块海绵”。

例如,斯蒂芬(1135-1154)在位时期曾向居住在伦敦的犹太人征收了高达2,000英镑的罚款。亨利二世(1154-1189)曾在征收了塔利税(Tallage) 后又立即向犹太人索要了30,000英镑,作为其前往圣地的花销。理查一世(1189-1199)为支付十字军东征的开支更是征收了60,000英镑的塔利税。亨利三世(1216-1272)分别于1225年和1270年征收了4,000马克(Marks)和5,000马克的塔利税。据不完全统计,在爱德华一世驱逐英格兰犹太人之前的一个世纪里,塔利税为王室带来的年均收益为5,000-10,000英镑,沃特·斯科特爵士也不禁感叹:这一时期犹太人所受到的残酷迫害世上再无任何一种生物能出乎其右。

英国国王对英格兰犹太人的沉重剥削导致英格兰犹太社团的日益贫困。到爱德华一世(1272- 1307)时期,王室从英格兰犹太人的手中获得的年收入从12世纪末3,000英镑到一个世纪之后就下降到不足700英镑,英格兰犹太社团在国王的盘剥下早已资财耗竭、一贫如洗,这头“英国王室的奶牛”已经无法再挤出牛奶,失去了利用价值,国王也就弃英格兰犹太人如敝屣,无怪乎有学者认为1290年爱德华一世驱逐英格兰犹太人的主导因素是经济原因。

反犹主义在英格兰的存在也是一重要的原因。 11世纪末十字军东征将基督徒对犹太人的怒火彻底煽动了起来,“犹太人成为十字军东征的第一个牺牲品”,基督徒叫嚣着“基督的血要用犹太人的血来偿还”,“狮心”理查更是将这股炽烈的怒火烧到了英格兰,英格兰犹太人生命和财产受到严重损害。1215年第四次拉特兰会议(Fourth Coun- cil of the Lateran)召开,规定犹太人属于从属地位, 并佩戴相关标识加以区别。1221年,教皇洪诺留三世(Honorius III)规定犹太人不得担任公职,并强调犹太人需要在公共场合佩戴标识。1233年,格里高利九世(Gregory IX)撰文禁止犹太人雇佣基督徒。

1286年,教皇洪诺留四世(Honorius IV)直接向英国教会发布了一项《训令》,强调更加严格的隔离政策。爱德华一世作为一个世俗统治者,几乎每天都要受到教会的提醒,或在自己的忏悔室里听到有关犹太民族所犯下的各种各样的罪行,并受到严厉警告,不得向犹太人表示任何一点恩惠,要不折不扣地严格执行教会的镇压政策。正是在这样的宗教氛围之下,犹太人所表现出来的对犹太教的坚定信仰使其成为基督教社会的异类,而这样的异类对于正在走向整合的社会来说是一个危险因素,因此对“离经叛道者”和异端的排斥———即对犹太人的迫害和驱逐政策的施行也就难以避免。

13世纪英格兰出现了切割货币以自行铸造伪币的现象。货币切割(coin-clipping)严重破坏了流通的货币,同时严重扰乱了货币流通秩序,王室财政受到严重干扰,因此,爱德华一世严惩犯罪分子, 1280年至少有294人因切割货币而获罪致死。 虽然英格兰犹太人由于经济剥削和压迫生活难以为继而参与犯罪,同时货币切割在非犹太群体中亦有发生,但是这样的违法举动是爱德华一世将英格兰犹太人逐出英格兰的重要原因之一。

由于借贷业务的特点以及英格兰犹太人和非犹太人之间的贫富差距导致了两者之间的紧张关系。 相对自治的隔都(Ghetto)的设立,一方面保证了犹太的传统;另一方面,隔都的设立减少了英格兰犹太团体与英格兰社会的联系,也加深了英格兰犹太人与非犹太人之间的隔阂。犹太人通过借贷业务获得了贵族大量的土地,如此大规模的土地流转直接威胁到了国王,爱德华一世于1275年颁布 “犹太法”(The Statute of Jewry),对犹太人进行了诸多限制,法令尤其规定了任何形式的高利贷均为非法,在1285年颁布的保障商人货物赊贷利益的 “商人法”(The Statute of Merchants)中特别规定犹太人不适用于该法令。

最终,在市民和教会代表的推动下,爱德华一世于1290年颁发谕令,要求坚持不改宗的英格兰犹太人在万灵节(Feast of All Saints)前离开英格兰。据估计,共有约9,000名犹太人被迫离开英格兰。

纵观当时的西欧,十字军东征激起了西欧基督教国家的宗教情绪,欧洲出现了反对和驱逐犹太人的浪潮。法国国王基于经济等因素分别于1182年、 1306年、1322年多次驱逐犹太人,随着宗教和民族情绪的升温,国王于1394年再次颁布了对犹太人的驱逐令。最初西班牙教俗两界给予改宗基督教者(Conversos)与基督徒一样的平等待遇,但是锋芒毕露的改宗者引起了当地人的嫉妒和愤恨,因此14世纪多次发生针对犹太人的流血事件,为了为这些行为辩护,改宗的犹太人被描述为毫无道德感的残忍罪犯,但是直到1391年强制改宗时,西班牙仍然是西欧国家中犹太人最多的国家。

1478年,教皇西斯笃六世(Pope Sixtus IV)颁布教皇敕令,要求对改宗的犹太人是否真正皈依基督教进行审查,由此开启了西班牙轰轰烈烈的宗教审判(Spanish In- quisition)。审查的初衷是为了筛查仍然在秘密进行犹太礼的改宗基督教的犹太人,但最终却演变为对西班牙文化中犹太色彩的抹杀,众多犹太裔受到迫害,其中约有2万人被处以火刑。最终西班牙国王以 “拉瓜迪亚圣婴事件”(Holy Child of La Guardia)为借口于1492年颁布驱逐令(Edict of Expulsion),约有50,000个犹太家庭被驱逐,其中有120,000名犹太人迁入葡萄牙。

不久葡萄牙也因为与西班牙的姻亲而开展宗教裁判,驱逐坚持不改宗的犹太人。在莱茵河沿岸地区,犹太人也同样受到十字军迫害,14世纪中期爆发的黑死病疫情关于犹太人投毒的传言再次引发了人们对犹太人的迫害,并从根本上改变了犹太人在欧洲的人口数量和分布。由此可见,爱德华一世所颁布的驱逐敕令无疑是西欧对犹太人的驱逐浪潮的先行者。

英格兰犹太人被驱逐后大部分迁往西班牙和法国,英格兰犹太人随身带走的财富十分有限,其留下的租佃、借贷和抵押契约全部没收归国王所有。除此之外,由于犹太人对教育的重视,犹太人在斯坦福德(Stamford)和牛津留下了藏书丰富的图书馆,为学者提供了重要的学术资源。英格兰犹太人为英格兰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是因为国王对其财富的觊觎、基督教宗教的偏执、与英格兰人贫富差距加大引起的矛盾等原因,最终导致了对英格兰犹太人的大驱逐。

在此之后,绝大多数英国人与犹太人之间的直接交往被中断,关于英格兰犹太人的历史记录除了零星例子再难寻觅。这一局面一直持续到1656年, 在护国主克伦威尔的允诺下,犹太人才获准重新回到英格兰,两者之间相互沟通的桥梁才得以重构,然而此时距离爱德华一世对犹太人的大驱逐已然三个半世纪之久矣。

到底是什么因素促使英格兰在360余年的禁令之后重新向犹太人打开大门?

首先,英格兰内部在政治、经济、宗教和社会方面的新变化使得是否允许犹太人在英格兰定居的争议减弱,为犹太人重返英格兰奠定了社会基础。

16世纪新航路开辟以来,欧洲国家的国际贸易迅猛发展,商业和金融行业蓬勃发展。在16、17世纪欧洲海洋扩张的初期,荷兰凭借其商业敏感和高效的海运占据着明显的优势地位,是英国最大的竞争对手,而犹太人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使得英国开始重新思考对犹太人的政策。16世纪随着葡萄牙宗教审判的开展,大批葡萄牙犹太人迁往荷兰。在荷兰,犹太人拥有行动和宗教集会的自由,可以建立犹太会堂(synagogue),并可以随时在阿姆斯特丹的街上走动。此外,从保存下来的庭审记录来看, 对被告为犹太人的审判并非是反犹主义式的迫害, 而是遵循了法律程序的正常诉讼。因此在这片土地之上,犹太人对陌生环境较好的适应性以及精明的头脑帮助尼德兰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

另一方面,17世纪上半叶英格兰战事连年,英格兰先后与爱尔兰和苏格兰发生战争,之后又与西班牙、荷兰开战,此外英国内战让英国内忧外患,因此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也就显得更加重要。经年的战事让国库入不敷出,并破坏着英格兰的出口贸易。 17世纪初期,布匹出口额由179,000英镑增加到1, 193,000英镑,到1640年却低于1615年之前的出口额。就型铁(bar iron)生产来看,1630年之后型铁产量开始呈现颓势,1630年型铁产量为18,406吨,到1640年减少到17,754吨,到1650年更是减少到15,435吨。

17世纪正是英国发展海外贸易和进行海上扩张的时期,正如托马斯·孟所言,“对外贸易是增加我们的财富和现金的通常手段”, 犹太人赚钱的本事成为其重返英格兰的重要筹码, 甚至在本·以色列向护国主克伦威尔的进言中还特别阐述了犹太人的利用价值。此外,犹太人由于经商游走四方,有着广泛的交际网络,能够提供许多重要的讯息,同时也能协助政府完成特殊任务。

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深刻影响了人们的观念,特别是文艺复兴所倡导的“人文主义”和宗教改革“因信称义”等新的观念逐渐改变着人们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