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59年至1961年是新中国建立以来经济最困难的三年。
若只是没钱还则罢了，全国还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粮食危机。
时间来到1961年，全国粮食灾荒形势依旧严峻。
江西省委考虑这几年外调粮食较多，导致本省口粮比较紧张，打算向中央申请减少一点外调任务。
1961年9月17日，周总理在江西庐山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后，没有立即返回北京，而是在谭震林、罗瑞卿，及华东各省市书记陪同下来到南昌。
刚到南昌，周总理就先后找了华东9个省的负责人，要求这9个省提高粮食外调指标，却收效甚微。
周总理无可奈何，只能寄希望于江西省能够在完成外调粮食12亿斤的基础上，稍微增加一些。
至于具体数目还没有定下来，需要进行磋商。
9月下旬，江西省委在江西宾馆设宴招待周总理一行，出席的有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主管农业的省委书记处书记刘俊秀等人。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场上气氛比较活跃。
周总理非常高兴，他举起一杯酒站了起来，对在场各位领导同志说：“江西对国家贡献非常大，特别是这几年困难时期多支援了很多粮食，应该受到人民的表扬。”
周总理突然话锋一转：“依我看，江西人民的口粮水平比较高，政府还有储备粮，可以适当苦一苦。”
听到周总理这话，杨尚奎与刘俊秀二位同志似乎已经猜到了总理的真实意图。
接下来，周总理在一片鼓掌声中连干了三杯白酒，让江西省政府额外增加3亿斤外调粮。
那么，周总理为何会让江西人民先“苦一苦”。额外增加的3亿斤粮食最后又用到哪里去了呢？
图｜气度儒雅的周恩来
一、1949——1961，我国粮食问题较为严峻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各行各业百废待兴。
一年后，第一批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
至1953年7月，抗美援朝战争结束，为了支援子弟兵打赢这场保家卫国的战斗，全国各族同胞同心勠力，投入到如火如荼的大建设、大生产中。
不可否认的是，战争对尚处萌芽的新中国而言，损耗还是太大。
天不遂人愿，1954年，即抗美援朝结束后的第二年，我国长江流域发生百年罕见的大水灾，受灾程度令人触目惊心。
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毛主席、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采取种种措施应对危机。
经过了近三年的休养生息，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圆满落下帷幕。
在老大哥苏联的帮助下，一大批轻重工业、农业、教育等项目纷纷上马，并陆续投入生产。
眼看形势积极好转时，1958年，以“高指标，浮夸风”为特征的“经济跃进”运动导致国民经济严重倒退。
加上数年自然灾害，全国粮食产量骤降。
有数据表明，1957年全国粮食产量为3,900亿斤；1958年粮食产量为4,000亿斤；1959年下降为3,400亿斤；1960年只有2871亿斤。比1957年粮食产量下降了26%。
老百姓们口粮不够，必然会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
当时，全国人民刚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开始社会主义建设，生活水平比较解放前有所提升，但仍然十分拮据。
因此，1959年至1961年是新中国建立以来经济最困难的三年。
粮食严重短缺，威胁到了人民的生存与国家的稳定！
粮食产量骤降，肉食同样不能幸免。
据统计，1960年与1957年相比，全国猪肉产量下降70%。
没有米也没有猪肉，仅靠吃蔬菜和其他副食品，无法保证人民正常生活与工作需要。
粮食危机导致人口大量逃荒，各地农村人口因饥饿出现严重的浮肿病和一系列并发症。
王任重同志曾在20世纪60年代初，到河南信阳地区进行考察。
他回忆：“到信阳的光山县进行视察时，一个村子的房屋几乎都倒了，人人披麻戴孝。场面非常凄惨。”
据一份未经证实的消息称，1960年河南全省人口比1959年减少161万人。
沿海地区的福建省同样未能幸免。
1959年至1961年，全福建省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达87万人。
全国1960年人口数比1959年人口数减少了1,300万。
图｜60年代一家人在公社食堂吃饭
在这三年自然灾害中，河北、山西、内蒙古、甘肃、陕西、宁夏、山东、江苏、安徽、福建、河南、河北等15个省区爆发严重粮食危机。
河北、山东等5个省份严重缺粮，引起了毛主席和周总理高度重视。
毛主席于1959年春，以《十五省2,517万人无饭吃的大问题》为标题下发文件，指示有关部门迅速核实情况。
1960年，粮食危机波及全国，天津、北京、上海、辽宁等大城市的工矿区库存粮锐减。
1960年8月，首都北京存储量只能坚持七天，上海几乎没有大米库存。
二、为何会出现如此严重的粮食危机呢？
之所以会出现如此严重的粮食危机，其主要原因有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经济跃进”运动时期，全国刮起了严重的“胡夸风”，夸大了实际粮食产量。
1958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公布当年粮食产量将达到6,000亿斤至7000亿斤，比上年增长不低于60%。
1958年底，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粮食预计产量扩大到8,500亿斤；全国人民平均每人粮食占有量达1300斤。
1959年继续夸大粮食产量，从8,500亿斤提高到了10,000亿斤！
根据国务院核实的数字，实际1958年的粮食产量仅为4,000亿斤；1959年仅有3,400亿斤。
如此虚增粮食产量，导致的恶果就是各省、市、自治区想尽一切办法征购粮食。
由于指标定得太高，加上连续几年自然灾害，征购粮食指标几乎不可能完成。
于是各地政府将农民的口粮、来年的种子，甚至饲料粮都征购上来。
第二个方面就是严重的自然灾害。
1959年初春，全国15个省份发生严重的“粮荒”，山东、河北等5个省份严重缺粮。
受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等诸多因素影响，全国各地粮食生产与存储量有着较大差异，部分省市粮食根本无法自给。
第三，与中苏关系交恶，还有国际形势变化有关，
20世纪50年代末，中国与苏联从原本亲密无间的好兄弟，变成了互不理睬的仇敌。
大洋彼岸的美国与中国台湾蒋介石反动集团，联合资本主义国家对新中国进行封锁禁运。
在连番打击下，使得中国经济雪上加霜。
图｜1959年，江西某地民众举行活动
我们很难出口商品赚取外汇，更无法购买药品、工业零件、石油化工等重要物资。
再加上全国各地虚增实际粮食产量，以至于领导同志认为自家粮食够吃，就没有购买国外粮。
因为种种实际问题的存在，以至于1959~1961年，全国各地不同程度遇上了饥荒问题。
在这波涛汹涌的浪潮中，以毛泽东主席为领导，周恩来总理为实际指挥，党中央采取种种措施，最终带领人民渡过粮荒。
三、周总理如何带领大家度过粮荒
周总理先是把全国粮食情况基本摸清后，制定了三个解决步骤。
第一，从粮荒相对较轻的地区抽调出粮食，支援粮荒十分严重的地区。
当时全国粮食库存十分紧张，1960年，全国可供粮食周转的库存只有300亿斤，只能保证北京、天津、上海、辽宁地区的粮食。
加上南方粮食比北方多，如果把大部分南方粮食运往北方，仅运输费用就非常高。
且大部分粮食存于交通不便之地，单纯地调拨粮食很难解决燃眉之急。
为了做好全国粮食调运工作，周总理亲自指挥调派粮食，被大家亲切地称为“粮食调度总指挥”。
走马上任后，周总理设计了一份《中央粮食调拨计划表》。
计划表上按日期记载着各省市的粮食、库存、销售、调拨任务数字，与中央粮食收支情况，看起来一目了然。
通过这一份计划表，周总理及时掌握粮食调运动向，部署具体工作，检查政策执行情况。
除了公事公办外，周总理还亲自耐心地做地方领导工作，让他们顾及全局，配合中央调粮。
因为当时各省市都面临或大或小的困难，即使是传统产粮区都很紧张。
如1959年，中央要求从黑龙江调拨28亿斤粮食。
黑龙江好不容易省吃俭用拿出了这些粮食，中央又要求增加2亿斤。
时任黑龙江省委书记杨易辰认为本省已经调出不少粮食了，再增加2亿斤困难很大。
周总理知道这件事后，经过仔细调查认为：黑龙江再紧一些还是可以调出这些粮食的。
图｜毛主席与周总理
于是就开导杨易辰：“黑龙江有困难，其他各省份更困难。要树立全局观念，服从大局，只有全国上下一致同心同德才能渡过难关。”
杨书记最后想通了，他想办法调配各个部门，与全黑龙江省人民一起完成了调粮30亿斤的重大任务。
从黑龙江省多“挤”出来的粮食，大部分都运往了我国西南地区，尤其是四川。
说到这里，或许大家会有疑问：贵为“天府之国”的四川，自古以来就是我国粮食高产地区，为何把北方的粮食调到四川呢？
大家有所不知，由于1958年大炼钢铁耽误了农田收割，加上自然灾害，导致四川粮食产量大幅下降，周总理才想让黑龙江多“挤”出一些粮食支援给西南地区。
第二，降低供粮标准，缩减城镇人口。
周总理应对当时粮食危机最重要的一项方法，就是降低供粮标准。
说得直白点就是保证城市人口最低限度的粮食供应。
1960年，经周总理提议，毛主席批准，中央决定：除井下、高温、高空和重体力劳动职工外，城市人口每人减少一点粮食定量。
一些副食品采取凭粮票供应。
此外，周总理亲自和有关人员一起计算男女老少最低限度的营养需要，指示卫生部门研制代食品。
其次，减少城镇人口，减少吃商品粮的人数，大大缓解供粮压力。
因为在“经济跃进”运动中，国家招收大批农民进城务工，使得城镇工人数迅速增加。
1960年底，国营企业单位职工人数达到最高峰，为5,044万，城镇人口增加3,124万。
既然粮食只有这么多，那就只能缩减城镇人口。
1961年5月，党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周总理特别强调：粮食形势还没有好转，国家每年要供应城市500亿斤的粮食是特别困难。
解决问题的根本方针是大家从哪里来，回到哪里去。
实行“城市人口下乡”，不仅可以少向农民征购粮食，还可以增加农业劳动力，增加粮食和其他农副产品的产量。
1963年底，全国共精简职工近2,000万人，减少城镇人口2600多万人，吃商品粮的人口减少2800多万人，全国非农业人口口粮和食品工业粮食销量共减少138.4亿斤。
这对减轻城市粮食供应压力，乃至整个自然灾害时期的经济顺利调整起到关键性的作用。
图｜1961年，周恩来与杨尚奎、水静同游庐山
第三，20世纪60年代初，国内弥漫着一股“左”倾思想。
少部分领导同志认为：虽然全国有困难，大家口粮不够，咬咬牙就能挺过来，千万不能去引进国外粮。
尤其是引进那些资本主义国家的粮食，这些粮食吃着不干净，会造成对帝国主义的“依赖”，形成重大政治问题。
1960年底，周总理和陈云同志经过仔细考虑和周密计算，认为必须立即向国外进口粮食。
他们不顾个人风险，毅然向中央提出进口粮食的建议。
万幸，周总理与陈云同志冲破了这个政治禁区。
1961年至1965年，中国每年进口500万斤粮食，在全国粮食调节上起到重大作用。
除了进口粮食外，周总理还学习日本的方式，进口一些我国无法在短时间内获得的急需原材料进行加工，作为加工产品出口赚取外汇。
粮食危机暂时得到缓解后，周总理鼓励全国人民生猪养殖，把生猪向香港大量供应，从中赚取差价，然后继续购买粮食。
经过周总理的辛劳工作和正确应对措施，我国粮食产量从1961年开始有所好转。
到了1962年底，全国粮食总产量达到3,200亿斤，结束了连续三年下降的状况，全国人民生活水平逐步上升。
四、江西人民有些富，可以适当苦一苦
江西，对于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而言是一个较为特殊的省份。
1927年，毛泽东主席于湘赣边界领导秋收起义，开创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革命根据地——江西井冈山。
1927年8月1日，江西南昌起义爆发，正式打响了中国共产党以武装行动夺取政权的第一枪。
作为孕育中国革命的摇篮，改革开放前30年，江西同全国一样粮食形势总体短缺。
为了完成国家下达的粮食调拨任务，江西各领导坚决贯彻“全国一盘棋”的精神，遵循“先中央，后地方，先外省，后省内”的粮食调拨原则。
1954年，江西在本省40个县市遭受严重洪涝灾害的情况下，仍坚持调出8亿斤粮食。
图｜刘俊秀与夫人
三年困难时期，作为以产粮为主的农业省份，江西每年都承担中央下达的调粮出省任务。
1959年，江西外调13亿斤粮食支援上海等缺粮省市。
1960年，全国受灾面积达9亿多亩，占全国总耕地面积一半以上。
1960年夏，党中央在北京召开“十六省粮食工作会议”，周总理专门到时任中共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所住的房间。
他亲切地说：“去年，全国有好几个产粮省，包括四川这样的粮食大省都受了灾，估计今年生产形势也很糟糕。
中央在粮食问题上遇到越来越大的困难，江西已经调出了10亿斤粮食，做出很大贡献，而且你们自己也有困难，但是和别的省比起来你们还是好的。
我今天特意来和你商量，能不能再多增加2亿斤支援中央，救救其他省份的燃眉之急？”
杨尚奎书记觉得尽管周总理讲得很通情达理，但是江西本身的问题也不小。
杨书记皱着眉说：“周总理，自古以来，特别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江西就是重要的粮食产地和供应地，现在给中央调运粮食更是义不容辞。
只是这两年江西的困难很大，1959年我们受到了灾害，今年情况也不好，江西各地已经出现许多浮肿病，个别县出现了饿死人的现象。
要是今年歉收，明年再遭灾，我们可怎么办呢？”
杨尚奎这番话的意思很直接，他不是不理解现在全国粮食问题的严峻，全江西人民已经省吃俭用，在这几年时间每年都往其他省份调出10多亿斤的粮食。
周总理现在一张口，还得加上几亿斤的粮食，江西已经无能为力。
周总理叹了口气：“尚奎同志，你的想法很对，但老天不听我们的，有人趁火打劫，还要逼债甚至切断援助，我们要准备应付最坏的局面啊。”
或许是被周总理的情绪感动了，杨尚奎眼里含着泪哽咽着说：“总理你不清楚，在咱们江西粮食最好的县，干部每月最多定量是25斤。
一餐吃一斤米，根本没有猪肉、荤油和鸡蛋，吃米就像吃根冰棒，干部们都喊饿，还要下去工作。
我们省委领导不让喊，不让发牢骚，基层干部把嘴一闭，牙一咬只能挺下去，个个都浮肿。
总理，我说这些不是向中央叫苦，我们江西肯定识大体，顾大局。中央也要考虑到江西这个鱼米之乡群众对饥饿的承受力。
增调2亿斤粮食，既然总理提出来，我们说什么都得支持，我回去再做做工作吧。”
周总理眼含泪水地笑了。
回到江西后，以杨尚奎、刘俊秀等省委同志，以顾全大局为重，全盘接受了中央的任务，发动全省干部群众坚持“瓜菜代，勒紧裤腰带”，帮助其他城市渡过缺粮难关。
通过全省上下努力，1960年江西当年完成粮食外调15.5亿斤的任务。
1961年，全国灾荒形势依旧严峻，江西省委考虑这几年外调粮食太多，导致本省粮食比较紧张。
加上几十万外省人口涌入江西，打算适当减少一些粮食外调，初步意见是1961年外调12亿斤。
1961年9月17日，周总理在江西庐山参加中央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后，主动来到江西南昌。
江西省委设“简餐”招待周总理一行，大家都很高兴周总理来到江西视察。
时任江西省委书记处书记刘俊秀站了起来，把手里的酒杯高高举起说：“南昌是周总理领导八一起义的英雄城，人民解放军的诞生地。
总理离开南昌34年了，今天到南昌视察工作，我们很高兴，大家为总理的健康干一杯。”
众人一齐叫好，请总理喝下这杯酒。
周总理同样很高兴，他站起来举起酒杯，诚恳地说道：“江西对国家贡献是很大的，特别是这几年困难时期多支援了国家粮食，应该受到人民表扬。”
接着，他转向刘俊秀说：“俊秀同志，你要敬我一杯可以，但有个条件，咱们俩干一杯酒，就要增加你们省外调粮食1亿斤，我们干三杯就增加3亿斤好不好？”
本来情绪活跃的刘俊秀听到总理这番话，顿时就像霜打的茄子一样蔫了下来。
谭震林此时给刘俊秀加油打气：“老刘，周总理多年没有来南昌了，看到你们江西形势比较好，心里高兴，三杯不就3亿斤粮食吗？”
刘俊秀考虑到周总理轻易不向别人敬酒，而且是在当众场合，如果让他老人家下不来台面，自己真得后悔一辈子。
于是刘俊秀把杯子举到周总理面前：“好，就按总理的意见办，国家有困难我们应该大力支援，多给3亿斤就3亿斤吧。”
根据杨尚奎的夫人兼秘书水静回忆，周总理当时还说了这么一句话：“江西人民比较其他省份兄弟还算富的，可以适当苦一苦，把口粮支援给其他省份。”
其实周总理不是一时兴起，他早就对江西本年度粮食产量和人均口粮做过调查，才会很肯定让“江西老表”再增加3亿斤粮食。
至1961年底，江西省全年外调粮食达到15亿斤。
粮食大多支援给了山西、山东、河南三个省份。
据统计，1950年至1980年30年间，江西共外调粮食368亿斤。
特别是三年困难时期，江西累计外调粮食43.5亿斤，成为当时全国调出粮食最多的两个省份之一。
更难能可贵的是，20世纪60年代初，全国除新疆、西藏，各省市都有数不清的百姓抛家舍业，来到江西沿街乞讨。
图｜周恩来出席宴会
巅峰时，外省涌入江西的人口不会少于50万！
江西省委指示：不论这些灾民来自哪个省，都是中国的老百姓，不能让他们饿死在江西境内。
江西省民政厅遵照省委指示，在江西的大中城市和交通要道开设粥棚，每日为灾民免费提供米粥。
据不完全统计，江西“爱心粥棚”救助的灾民达数百万人次。
1992年1月底，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路过江西鹰潭时，曾动情地对时任江西省委书记毛致用、省长吴官正说：“在粮食问题上，江西历年来做了重大贡献。
你们现在有困难可以向中央反映，你们有这个权利，对待江西，中央肯定是要多照顾一点的。”
结语
俗话说：天灾无情，人有情。
三年困难时期。周恩来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总理，深度关切人民生活。
为了解决粮食问题，他不辞辛劳地工作，带领全国人民度过了粮荒。
江西老表风格高，2,000万赣鄱儿女从国家大局出发，宁可自己节衣缩食，甚至饿肚子，每年都要调出大量粮食支援兄弟省市，在新中国的历史上写下了感人的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