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党中央撤出延安，在几万国军附近活动，毛主席如何化险为夷

1947年3月，党中央决定撤出延安。

7月下旬，来到陕北靖边县小河村时，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央扩大会议。

会议结束不久，国军已经离他们越来越近了。

南面，董钊、刘戡（kān）正率领8个国军旅沿咸榆公路北上，直奔绥德、米脂。

北面，钟松带着轻装的半机械化36师沿长城星夜兼程前行，也朝绥德、米脂而来。

南面和北面国军人数加起来有几万人。

虽然他们计划是先到绥德、米脂会合，然后与榆林国军守备部队一起对抗西北野战军，但是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就在绥德、米脂附近，且正朝这两个地方靠近。

在几万国军附近活动，毛主席如何化险为夷？

一、被逼入绝境

绥德、米脂这两片区域，东西约30公里，南北约20公里，一旦毛泽东等人在这里被围，后果不堪设想。

当时，负责毛泽东和中央机关安全的只有四个连，武器老旧，编制也不满员，不到300人。

一个不到300人的连级单位怎么去和几万人的旅级以上部队作战呢？

当然只能不断转移，否则绝对是以卵击石。

在汇报敌情时，周恩来说南北两路部队离他们已经越来越近，并用“四面楚歌”来形容他们的处境，毛泽东则轻松地说：“四面楚歌，但没有风声鹤唳！”

看起来轻松，其实毛泽东只是为了稳住众人，他作为主帅不能乱，看地图时，不免严肃地说：“沿大理河，向榆林方向靠近！”

毛泽东的这个决定，非要和北面、南面的国军并肩而行甚至相遇不可。但换位一想，彭德怀和西北野战军也在榆林附近，这个决定也没有错。

对此，任弼时只说了一句：“一路上，难免有刀光剑影！”

最后，经过会议决定，众人同意了毛泽东的意见。

一路上，毛泽东等人都巧妙地避开敌人，于8月7日来到乌龙铺。

这个时候，敌人与他们更近了，可以用“被逼入绝境”来形容。

二、坚决不过黄河

看到毛泽东等人与敌人越来越近，不少人着急不已，刘少奇、朱德给毛泽东发去电报，让他们趁董钊、刘戡与钟松会合的机会，赶快过黄河，否则就晚了，连彭德怀来信也这么说。

此时，天又下起了暴雨。

任弼时不无担忧地说：“敌人本来两路而来，现在已经变成了北、西、南三路，得赶紧做决定了！”

毛泽东既没有听刘少奇、朱德、彭德怀的建议，也不像任弼时那样着急，只是说：“胡宗南冲我们而来，打不败他就不过黄河！”

从局部来看，毛泽东的这句话令人费解——一支不到300人的队伍怎么打赢几万人？但从大局来看，不是毛泽东亲自带人去和几万国军打，而是留下仍然在陕北的迹象，拖住胡宗南部队，为其他解放军创造胜利的条件。

此外，毛泽东还担忧一个问题，那就是一旦和彭德怀会合，很可能会让彭德怀放不开手脚，这就无异于给彭德怀添麻烦。

毛泽东表示不过黄河后，任弼时首先站出来反对，觉得要过黄河，以保证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安全，两人为此争论不休。

任弼时也是对的，他的出发点是为毛泽东和党中央考虑，在胡宗南三支主力附近徘徊，无异是在老虎身边跑步，没有任何安全感。

周恩来在此时出来打圆场：“我们附近的葭芦河不是黄河，只是黄河的一分支，先过葭芦河再说，那样才有回旋的余地。”

周恩来的这话起了作用，分歧暂时结束，但新问题又来了。

三、给我拿烟来

正在毛泽东、任弼时、周恩来讨论快结束时，侦察员飞马来报：“刘戡部队马不停蹄，冒雨从乌龙铺出发了，正朝我们而来，在山头上隔几里外都能看到他们的影子！”

“快走吧，再不走就晚了！”任弼时焦急地说道。

说完，任弼时已经去挑人，叫他们去找百姓借小船，尝试着过葭芦河。

然而，连日来的大雨，再加上此时的暴雨，已让葭芦河的水位不断上升，也变得湍急起来，百姓的小船根本承受不住这种风浪。

也就是说，葭芦河不能过。

怎么办呢？众人都没了法子，只能看向毛泽东，让他来决定往哪一边去。

毛泽东没有当即下决定，而是淡定道：“给我拿烟来！”

近几日，毛泽东得了肺炎，为了他的健康，身边人早已不带烟，给不了。

找了几个人后，终于为毛泽东找到了一支，但雨太大，点不了火。

这时，周恩来的警卫李银桥主动站出来为毛泽东点烟并且成功了。这让李银桥第二天就被调到主席身边工作，一干就是15年。

大抽一口烟并缓缓吐出，毛泽东整个人顿时充满了精气神，眼睛也雪亮了许多。

他沉稳地说：“不过黄河也不过葭芦河，跟我走。”

没有办法，众人只能跟他走。

让大家没有想到的是，他们在敌人的眼皮底下转移，敌人居然一点也没察觉到，几次都是这样。

这事被传得神乎其神，当地百姓说：“真龙不过江，谁也敌不了！”

李银桥后来分析，他们不被发现，主要是敌人从一开始就没有发现他们。

结语：

毛泽东的做法无异是风险巨大的，他带着几百人在几万人的眼皮底下徘徊，一旦被发现，肯定插翅难飞。

但是，他们终究没有被发现。

这里除了李银桥说的理由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共产党在陕北的群众基础好，他们的行动信息被守得死死的，敌人根本就问不出他们在哪里。

从侧面来说，这也是毛泽东对群众工作的一种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