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谷城：胃出血的毛病好了吗？毛泽东：当了“土匪”，病就没有了

前言

1958年1月，多年不下雪的上海，突然满城飘雪，大家都穿得厚厚的出来玩雪、赏雪。周谷城晃晃悠悠走在复旦大学的校园中，学生们大多已经下课回宿舍，小路上有些冷清，路边的松柏和梅树上落了不少雪，景色是极好的。

周谷城见景色好，一时间十分享受这种环境，走得极慢，到家的时候，已经“月上柳梢头”。回到家中，又倚在窗边赏起月色。可惜孤身一人，不能畅谈一番。

一阵电话铃将周谷城从思绪中拉出来，接起电话，竟然是通知这个时候去杭州西子湖畔的东湖宾馆，而且很简短，并没有说明缘由。东湖宾馆可不是寻常地方，一般领导人们才会住这里，周谷城收拾收拾立马乘车去机场。

周谷城

到了机场，见有一队人已经在门口，他虽心中疑惑，但也只能先下车向着大门处走去。稍微近一点，就在一队人中看见了一个熟悉的面孔，是上海市公安局局长黄志波。

一见面，黄志波就迎上来说：“周教授，主席正在西子湖畔等您赏月呢！”

周谷城被这句话砸晕了，半晌才反应过来，心中喜悦，原来是主席寻人，刚刚还感叹无人共赏这月色，不料两人竟想到了一起。黄志波拉上周谷城，搭上了去杭州的专机。

上海和杭州并不远，但一番折腾，周谷城达到东湖宾馆的时候，已经是半夜了。周谷城先和毛泽东问好，见周遭还有柳亚子、周世钊、郭沫若等人，也互相打了招呼。

毛泽东坐在沙发上，看着精神极好，笑着招呼周谷城：“就等你咧！”原来这是毛泽东组织的一场老友聚会，在场的都是学术界的翘楚，一起赏月品茶最合适不过了。

只不过，大家多年未见，深夜突然聚集在此，一时间有些拘谨，谁都没有开口先说话。毛泽东是组织者，这会儿率先挑起话题，开口问众人：“大家知道公关姓什么吗？”

这个问题被抛出，在座众人面面相觑，还有点莫名其妙，关公不是姓关吗？不然还能姓什么？周谷城和毛泽东最为相熟，看着他问：“关公，不就是姓关吗？”

毛泽东答：“不对”，继而哈哈大笑起来。笑完才给大家解释，关于关公姓氏的问题，历史上有很多说法，并没有一种官方的说法。

更多人认可关公姓冯的说法。在家乡的时候，关公嫉恶如仇，杀了当地一名恶霸被通缉。关公只能背井离乡，一路逃到潼关，路上为了隐藏身份，才改名换姓为关公。

大家听了毛泽东，你一言我一语地讨论起来，之前拘谨的气氛被一扫而空。周谷城对聊天的具体内容已经记不清楚了，只记得和主席聊了很多以前的岁月，一番畅谈之后，心情极为畅快，似乎很久都没有这般痛快和和老友聊过天了。

周谷城和毛泽东的渊源：两人有三位共同的老师

第一位，袁吉六

周谷城和毛泽东是同乡，都是湖南人，1913年，周谷城考入湖南长沙省立第一中学。之前在家族私塾中，周谷城学习很用心，古文学得尤其好，古籍读了非常多。

进入中学之后，优异的古文成绩得到了老师袁吉六的关注。袁吉六是前清进士，古文方面造诣极深，教过的学生非常多，其中也不乏有天分的。

但他曾感叹过，在众多学生中，毛泽东和周谷城的古文学得最好，可惜两人不是一届，不然肯定很多共同语言。哪知道一语成谶，毛泽东和周谷城后来真的成为好友。

两人年纪差了5岁，袁吉六是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的老师，而教周谷城的时候则在湖南长沙省立第一中学任教。

第二位，杨昌济

杨昌济是湖南第一师范的老师，1913年至1918年之间，都在湖南任教，后来又到北京大学任教了2年。而且杨昌济不仅仅是毛泽东的老师，还是毛泽东的岳父。

杨昌济

第三位，符定一

符定一是湖南省立一中和湖南师范学校的学校，也都曾教过毛泽东和周谷城。

只不过周谷城和毛泽东在学生时代并没有交集，两人第一次相见是在1921年，毛泽东正在一师附小教书任主事，周谷城刚回长沙，到第一师范任教，两人成为同行。

符定一

两人果然如袁吉六预料的一样，志趣相投，很聊得来，很快熟悉起来。吃完晚饭，毛泽东经常溜达到周谷城的住处，一起聊聊天。一次，见到书架上的英文版的《资本论》，颇有兴趣的问周谷城：“你看这个，不怕引起麻烦吗？”

周谷城并不认为看本书是什么麻烦，毛泽东因此更认为周谷城是个可交之人，两人偶尔也开始探讨一些阶级、革命的观念。

8月，毛泽东和何叔衡等进步人士共同筹办湖南自修大学，向周谷城发出诚挚邀请，希望他能来任教。周谷城二话不说，就来帮忙教学。除了教书育人，周谷城还有一个追求和爱好，著书立说。

他经常和毛泽东聊历史，聊中国历史，聊世界历史，他认为要想认识世界，就要先了解世界历史。可惜中国国内很少有些世界历史的书籍，他曾和毛泽东探讨：“历史不能只有外国人写，我们中国人也应该有自己的世界观。”

毛泽东对此表示认同，还鼓励周谷城：“这是塑造国人文化自信的大事，你可以来做！”写历史是个复杂繁琐的工作，需要查阅整理大量的史书和资料，周谷城就一边教书一边研究世界历史。

可惜国内正逢乱世，军阀混战，湖南自修大学成立不到2年，就被湖南当地军阀赵恒惕下令查封，理由是宣传革命思想，扰乱民心。

这所大学凝聚了毛泽东很多心血，周谷城想安慰毛泽东几句，却见毛泽东望着大门上的封条自勉：“只要人还在，理想还在，学校没了还可以在建。”

说着便转头问周谷城，后面有什么打算。周谷城认真地想了想，说想要著书立说。毛泽东总结：“我想组织工人运动，继续革命，你想钻研历史，改造思想！”

“殊途同归！”两人默契地说出这四个字，相视而笑。

周谷城

分分合合四处奔走，革命之心却矢志不渝

两人这一别就是2年，1925年春，两人在广州重聚。周谷城这时候早就回了湖南第一师范教书，来广州是为了了解国民革命的新情况。毛泽东这段时间刚好负责国民革命宣传工作，另外兼办农民运动讲习所。

老友重逢，当然有说不完的话，毛泽东更是当即邀请周谷城留下，到农民讲习所执教。不过周谷城已经在湖南师范还有教学任务，只和毛泽东解释：“我要回去，湖南师范的事，还没有辞去呢。”

虽然这次周谷城没有留下，但回到湖南之后，在毛泽东的引导下，参与了湖南省的农民协会，当了顾问，还会到毛泽东新创办的自修大学船山学社任教。教书的同时，也为革命事业奔走。

期间和毛泽东见面不多，但书信来往不少。1926年，毛泽东回到湖南领导农民运动，两人再次相见，这时候湖南省的农民协会已经发展到130多万人，在全国的影响力越来大。

毛泽东感叹：“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周谷城也很激动：“是呀，这才是一小步，以后就该是一大步了。”

1927年春天，周谷城和毛泽东在武汉再次相遇，周谷城这段时间身体不是很好，犯了痔疮，属于半休养办工作状态。毛泽东亲自去看望老朋友，还邀请周谷城到全国农民协会来工作。本打算休养的周谷城，接到毛泽东的邀请，欣然同意。

后来蒋介石发动政变，迫害共产党员和先进知识分子，武汉变成一座“死城”，毛泽东南下去领导秋收起义，周谷城则辗转去了上海避风头。

这次一别，两人分别了十八年。分别时还是青年模样，再见面各自都是中年人了。1945年，毛泽东要到重庆进行国共和平建国的谈判，周谷城在《大公报》上看到消息，忙跑到中苏文化协会打听消息。

协会会长孙科准备开茶会欢迎毛泽东，叮嘱周谷城到时候一定按时来参加。得到了确切的消息，周谷城回到家之后非常激动，早早准备茶会当天需要的衣服。

茶会当天，周谷城早早收拾妥当去等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到来，毛泽东穿着朴素的工人装大步走来。周谷城上前两步和毛泽东握手，激动都说不出话来，还是毛泽东爽朗开口询问：“您是周谷城先生吗？”

周谷城答：“是的。”

毛泽东眼中有些泪意，说：“一十八年了。”

周谷城没想到毛泽东竟然记得如此清楚，心中感动，再开口，声音都带了几分颤音：“你从前胃出血的毛病好了吗？”

毛泽东幽默地答：“我这个人啊，生得很贱，在家有饭吃，要生病；拿起枪当‘土匪’，病就没有了。”

简单寒暄几句，众人就往会场走去，周谷城和毛泽东也没机会在过多叙话了。后来，周谷城又和几个民主人士专门去拜访毛泽东，众人又聊到以前共同经历的岁月。从谈话中，周谷城感受到，毛泽东十分念旧情，很记挂这些老朋友们。

1946年，周谷城从重庆回到上海，在复旦大学任历史系主任，一边工作，还一边和上海很多民主教师组成“大教联”，宣传进步思想。因为这件事，还上了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的黑名单，只能老老实实地待在上海教书。

实际上，多年以来，周谷城都没有放弃著书立说的志向。只不过由于长期居无定所，四处漂泊，所以写书的工作进度比较慢。这些日子倒是有了更多时间和精力，1949年，周谷城完成了三卷本的《世界通史》。

这本书对中国历史研究和历史教学产生了很大影响，还打破了以欧洲为世界中心的世界历史框架。

直到上海解放，周谷城才脱离国民党的监视，并被任命为复旦大学的首任教务长。

建国后，毛泽东多次邀周谷城相聚

毛泽东确实是一个念旧情的人，不管是他自己到上海办公，还是周谷城来北京开会，只要有机会，两人都会小聚，坐在一起吃吃饭聊聊天。

建国初，毛泽东到上海视察，上海市长陈毅在锦江饭店招待毛泽东，周谷城也受邀出席。吃过饭后，大家一起去小礼堂看历史戏。

为了看戏舒适，在小礼堂的舞台前，准备了2张超级大的沙发，一看就是给毛泽东等领导人准备的。毛泽东却没去沙发坐，而是和周谷城坐在一起，是一排小礼堂的小椅子。毛泽东还和周谷城开玩笑：“我们就甘居中游。”

1956年，周谷城来北京开会，毛泽东将人请来中南海的露天游泳池谈话。周谷城刚走过来，毛泽东就问：“你能游泳吗？”

周谷城有些犹豫：“孩童时期在家乡的小河和池塘中玩过水，可以浮游几十码，不知现在还行不行。”

毛泽东鼓励：“试试看。”

说着两人就一同换泳装下水，毛泽东就是鱼入大海，在泳池中自由地游来游去。周谷城不太习惯，只在浅水区活动。毛泽东喊人：“来呀。”

周谷城笑着说：“我既不能深入浅出，也不能由浅入深。”

游了一会，两人上岸，周谷城换了衣服，毛泽东则披了一件睡衣，在泳池边的躺椅上坐下，拿起一本《汉书》翻看。两人就聊起古代屯田的事情。

毛泽东和周谷城说：“屯田的事情，刚开始赞成的人只有十之一二，后来赞成的人却有十之八九。可见真理要人接受，总要有个过程，无论是历史或现在，但要坚持。”

像这种推心置腹的谈话，毛泽东和周谷城之间有不少。

1958年秋天，毛泽东再次到上海视察，叶剑英、刘伯承、贺龙等几位元帅都在。吃晚饭的时候，毛泽东专门将周谷城叫了过来。

周谷城前段时间在《新建设》报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反对苏联方面一些有关逻辑的著作，却被很多人口诛笔伐。毛泽东恰巧听说了这件事，就将周谷城叫来，聊起了这件事。

毛泽东拿出那本《新建设》报刊是，开口：“关于逻辑，你说得最明确。”

周谷城说起这件事颇为气愤：“不得了，火箭炮似的评论冲过来，我受不了！”

毛泽东知道周谷城说起学术的内容，很较真和执着，安抚他：“有什么受不了的，辩论就是嘛。”

周谷城：“我的意见很少有人赞成，我成了众矢之的了。”

毛泽东：“你的意见有人赞成，并不孤立。人民大学里的一个刊物，好像是《教学与研究》上，有人写文章，引了你的意见。”

周谷城：“我没看见。”

毛泽东：“我可以叫人寄给你看看。”

过了几天，毛泽东果然让人给周谷城寄来几本刊物，上面折了角的几页，就引用了周谷城的一些话。周谷城见了很开心，更感叹毛泽东的用心，这些小事都会关注到。

1961年五一劳动节，毛泽东又到上海来公干，办完公事，请上海一众学术界的人才吃饭，除了周谷城，还有陈望道、沈克非、周信芳等人。饭桌上不聊政事，只谈文学作品和生活琐事，毛泽东喜欢听这些，谈兴很高。

晚上周谷城回到家休息，却被一通电话扰了清梦，报社记者希望他能写一首诗和一首词，发表在《解放日报》上，以此欢迎毛泽东。周谷城推辞说写不出，结果被记者磨了很久，勉强写了一首词。

毛泽东看了报纸，打电话叫周谷城来，刚一见面，毛泽东：“词一首看到了，怕不止一首吧？”（毛泽东这是赞周谷城词写得好，肯定经常写诗词。）

周谷城：“只有一首，我从来没有在报纸上发表过诗词，这确是第一首。”

周谷城说了之前记者的事情，还说：“平时，我也偶然写几句，那是附庸风雅。”

毛泽东：“附庸风雅有什么坏处？”

周谷城：“附庸风雅的人，无非是发发牢骚而已。”

毛泽东：“发牢骚有什么不好？有牢骚不发，过得么？”

周谷城笑了：“主席叫我们说话要风趣，真该好好注意。”

毛泽东：“是呀，老干巴巴的，有什么味。”

周谷城最后总结道：“指挥超过需要时，幽默风趣就出现了。”

1965年，毛泽东又在上海西郊一栋老别墅中见了周谷城，两人又聊了生活、历史、文化的内容，就像老朋友见面那样自然和舒适。这就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了。

毛泽东一直记挂着周谷城的《世界通史》，希望他能继续写下去。周谷城后来不仅写了《世界通史》，还写了《中国通史》，一生都在致力于教育事业和历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