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毛主席逝世后，远在加拿大的张国焘，却对记者说出了10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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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9月9日，毛主席与世长辞。《伦敦日报》的记者听说毛主席的“死对头”张国焘在加拿大之后，就不怀好意地找到了他。

但没想到的是，张国焘听到毛主席去世的消息后，竟然出奇的悲伤，沉默良久后才缓缓地说出了10个字：“我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那么，张国焘和毛主席之间有着怎样的过往呢？他最后对记者说的那十个字所为何意？张国焘其人，又是如何一步错，步步错的呢？

曾经的学生领袖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离世的消息传出后，《伦敦日报》的记者特意找上了远在加拿大的张国焘。

由于张国焘之前多次写文章骂过毛主席，记者便居心叵测地想再听一听他对毛主席的负面评价。

但没想到的是，此时的张国焘也是人之将晚，他许是心虚，许是悔恨，思想也已经发生很大的转变。

张国焘

他最终只是感慨地说出了十个字：“我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这句话至少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说，他和毛主席的恩怨是上一个时代的事情了，他不想再提了。言外之意就是他已经认识到真理在毛主席那边了。

第二层意思是他始终将毛主席视为值得尊敬的对手，毛主席一走，他有了英雄已逝的悲怆感。

先前的种种功过是非和一幕幕往事，也赫然浮现于他的眼前。

张国焘1897年出生于江西省萍乡县。他父亲原是晚清拔贡，但却在辛亥革命之后转投了革命党，因而坐上了南昌市政处秘书主任的高位。

随后又利用职务之便开办了钱庄，短短几年就成了“势压二乡，财盖全县”的地方豪族。

有钱有势的父亲对张国焘的教育格外重视，从小就遍请名家教他学习。张国焘也很是争气，不满19岁就考入了当时的北京大学理工科预科。

但张国焘入学后才发现，他喜欢的是文科而不理科，所以他就常去文科旁听教授讲课。

他也因而结识了当时的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和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也正是在李大钊的介绍下，张国焘认识了当时正在北大图书馆当管理员的毛泽东。

但张国焘自视甚高，根本就不把毛泽东放在眼里，所以两人也没有太多的交集。

1919年，北洋政府代表在巴黎和会上丧权辱国的消息传回了国内，引起了广大爱国学生的一致愤慨。

在陈独秀等人的领导下，北京学生组织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运动，也就是著名的“五四运动”。

张国焘在运动中多次组织学生上街演讲，号召人们抵制日货，因而被北洋政府逮捕。

但被关不到一个月，北洋政府就迫于舆论压力释放了他，张国焘因此而暴得大名，成为名噪一时的学生领袖。

不久后，陈独秀又被捕。张国焘得知情况后，多次利用学生领袖的身份参与营救。

五四运动画作

虽然陈独秀最终出狱与他毫无关系，但他还是得到了陈独秀本人的信任。1919年下半年，他避祸上海时，就住在了陈独秀的家里。

此时的陈独秀和李大钊已经有了“相约建党”的想法，而同受两人信任的张国焘就成了他们的联络人。

张国焘多次秘密往返京沪两地，为陈李二人传递消息。

1920年10月，北京局势缓和之后，张国焘返回北京，与李大钊等人一起创立了北京第一个共产党组织。而张国焘也被委以了领导工人运动的重任。

陈独秀

为了更好地发动工人，张国焘在铁路工人聚集的北京长辛店地区开办了劳动补习学校，以此来启发工人阶级的觉悟。

通过张国焘等人的积极努力，1921年“五一”劳动节这天，长辛店爆发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组织的工人运动，也正是由张国焘所领导的。

随着工人运动的蓬勃兴起，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建党时机已经成熟。

1921年6月，共产国际派马林来到中国，与陈独秀、李大钊等人进行商讨。

最终决定于当年7月份在上海召开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宣布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出于保密考虑，共产国际建议每个党组织仅各派两名代表参会。

对于北京党组织来说，李大钊肯定是最合适的人选。但由于他当时有其他要事，无法抽身，所以北京党组织就把张国焘和刘仁静推选成了一大代表。

而在上海这边，由于马林总是摆出一副盛气凌人的姿态，引来了东道主上海党组织的集体反感，致使筹备工作无法正常进行。

关键时刻，陈独秀又指派张国焘负责筹备工作。张国焘来到上海后，成功地化解了矛盾，从而也受到了马林另眼看待。

马林

因此，在陈独秀缺席的情况下，马林就支持张国焘做了会议的主席。而毛泽东当时只是书记员。

一大之后，张国焘也成功当选了中央局成员。但在1923年的中共三大时，他就因反对国共合作，被罢免了领导职务。

而毛泽东则成功进入中央局，正式登上了党的领导岗位。

但张国焘的命运很快就出现了反转。1924年5月，由于叛徒出卖，他被当时的北洋军阀曹所捕，后在组织的营救下，最终得以出狱。

据张国焘自己交待，他在受刑时“咬着牙关，忍着剧痛，一言不发”。说是为了“避免给他们把握到不利于我的材料”，俨然一副“铁狱硬汉”的形象。

李大钊

但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直到1949年党组织在整理北京敌伪档案时，才发现当年张国焘为了保命，竟向曹锟出卖了党组织。

并且他还供出了李大钊等一大批共产党员，李大钊被捕之谜也最终被解开。

张国焘出狱之后，不但向党组织隐瞒了实情，还不断地夸大他在狱中的“英勇”表现，从而博得了党内同志的同情，他也因此而重返中央领导层。

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中央指派周恩来等人在南昌筹备起义。

但在起义前夕，共产国际却突然给中央发电，建议我党“如毫无胜利的机会，则可不举行南昌起义”。

青年周恩来

共产国际的电报本来只是建议，但张国焘却把它当成了“圣旨”，他先是电令周恩来等人暂缓起义，随后又亲赴南昌，试图阻止起义。

当时已箭在弦上，贸然取消起义，势必会使党组织完全暴露。危急时刻，一向隐忍克制的周恩来拍案而起，怒斥张国焘说：

“共产国际和中央给我的任务是叫我来主持这个运动，现在给你的命令又如此，我不能负责了，我即刻回汉口去吧！ ”

张国焘迫于压力，最终同意如期举行起义。周恩来在20 年后还念念不忘地说：“拍桌子这个举动， 是我平生仅有的一次。 ”

南昌起义胜利之后，周恩来等人按照原定计划，指挥起义军撤出南昌，转移广东，攻打潮汕。

在关键时刻，张国焘却抛下起义军，独自一人跑到了苏联。

可张国焘临阵脱逃的行为并没有影响他的仕途，他仍堂而皇之地在中共六大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并留在莫斯科当起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

危急之时，是毛泽东挺身而出，总结了经验教训，确定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路线，开辟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立了中央苏区。

在毛泽东的领导示范下，到1931年时，全国已经创建了11块革命根据地。

也就是在这一年，张国焘突然回国，并以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身份，空降到红四方面军建立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

拥兵自重胁迫中央，南下西征损兵折将

他一到鄂豫皖，就在河南光山白雀园一带，发起了 “大肃反”运动。

徐向前回忆说，张国焘仅用三个月时间，“就肃反掉了两千五百名以上的红军指战员。十之六七的团以上干部被捕杀害，极大削弱了红军的战斗力。”

也正因为如此，红四方面军才会在第四次“围剿”中失利，不得不于1932年10月撤出鄂豫皖苏区，转移到了陕南、川北地区，创建了川陕苏区。

由于中央苏区牵制了蒋介石的大部分兵力，陕南、川北地区出现了严重兵力空虚。

红四方面军因此得以很好的发展，在短短三年时间里，就发展到近十万人的规模。

本来形势一片大好，但张国焘却被蒋介石要对其围剿的谣言所吓倒，再一次放弃了根据地，带领部队来到了川西地区。

就在这时，前方传来了中央红军要来会师的消息。

张国焘最初还比较兴奋，他估算中央红军至少也应有三十万人，以为终于找到了依靠，再也不用怕蒋介石的围剿了。

但懋功会师之后，他才发现红一方面军还不足一万人，而且还缺枪缺弹，少吃少穿，因此就起了异心。

先是在两河口会议上，他明知中央的计划是北上川陕甘，但还是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南下川康的计划。

但在政治局会议讲究的是“少数服从多数”，他一人之力终是敌不过大势所趋，最终也只能心有不甘地同意了北上方案。

但张国焘并没有就此死心，他认为自己之所以会遭到孤立，主要与政治局中没有自己的人有关，于是就开始了“要权”。

他先以川陕省委的名义致电党中央，要求对中央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进行改选，甚至还拟定了具体人员名单。

作为一个省级党组织，竟然直接命令中央改组领导层，这在党史上还是绝无仅有的一次。

中央虽然十分愤怒，但还是从大局出发，采取了冷处理的办法， 没有回复这封电报。

见中央没有回复，张国焘干脆就玩起了拖延战术，迟迟不肯动身北上。

毛泽东意识到 “张国焘是个实力派，他有野心”，须得给他安排一个相当的职位，才能使两军劲儿往一处使。

最后还是当时身为红军总政委的周恩来不计个人得失，毅然把职务让给了张国焘。

攫取军权之后，张国焘还是不肯罢休，他又提出，遵义会议的选举结果在组织上不合法，要求重新改组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

中央为了顾全大局，又做出了让步，让张国焘推选的四人进入了中央委员会，两人进入了中央政治局。张国焘这才勉强同意了北上。

毛主席与张国焘

在行军安排上，中央本来打算将两个方面军集中为一路，共同北上，但张国焘却又提出了分兵两路的计划。

中央虽然同意了他的计划，但也提出两军必须混编重分。

就这样，红一方面军的5军、32军与红四方面军的9军、31军、33军组成左路军。由张国焘、朱德等人率领，从卓克基出发进取阿坝。

红一方面军的1军、3军与红四方面军的4军、30军组成右路军，由毛泽东、陈昌浩等人率领，从毛儿盖出发进取班佑，两军决定最后在夏河地区会师。

分工完毕之后，右路军很快踏上了行程，没用多长时间，就穿过了草地，攻取了班佑。但张国焘在到达阿坝之后，就又打起了南下的算盘。

9 月 8 日 22 时， 张国焘给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发密电，要求他力劝毛泽东等南下，同时提出：

“如果他们不听劝告，应立即监视其行动；若执迷不悟，坚持北进，则以武力解决之”。

这封密电恰好被叶剑英发现，于是他立即将情况报告给了毛泽东。在得知密电内容之后，曾有人提出要先下手为强，但毛泽东坚持认为，红军不能打红军。

于是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毛泽东就带着红一方面军的两个军团先走了一步。

待第二天清早红四方面军发现之时，红一方面军早已北去多时了，他们只好根据张国焘的命令，再次穿过草地，折回原地。

张国焘得知消息后，竟然大言不惭地提出 ：

“中央已经威信扫地，失去了领导全党的资格，应该组成新的临时中央。”

在张国焘的操纵下，“临时中央”不但撤销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人的中央委员职务，还将他们“开除”党籍，公开通缉。

中央先行北上没多久，张国焘就正式下达了南下川康的命令。

但他的南下计划并不顺利，折腾了大半年，八万大军就损失了大半兵力，红四方面军的将士们因此也都有了竟见。

就在此时，共产国际的代表又发来了电报，明令张国焘取消“临时中央”。在政治军事接连受挫的情况下，1936年7月，张国焘不得已同意了北上方案。

红四方面军第三次穿过草地，又突破国民党军队的封锁，最终于10月9日抵达甘肃会宁，与红一方面军完成了会师。

这时的张国焘早已没有了懋功会师时的神气，他做贼心虚，担心到了延安之后，中央会对他“秋后算账”。

于是他就打起了西进的主意，妄想重新开辟一块根据地“占山为王”。但就连一贯支持他的陈昌浩，这次也不再跟随他了。

于是，张国焘又玩起了苦肉计，他召集红四方面军的将士开会，痛哭流涕地说：“我是不行了，到陕北准备坐监狱，开除党籍。”

而他这番表演和卖惨果然博得了同情，1936年10月下旬，红四方面军改称西路军，从甘肃渡过黄河，开始了悲壮的西征之旅。

但在环境恶劣、敌强我弱、后援不足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西征任务最终失败。

红四方面军的八万人马就这样被张国焘几乎折腾没了。

来到延安之后，张国焘一番“审时度势”后，又虚与委蛇地写下了《我的错误》，作了沉痛地“自我批评”。

而毛主席心胸宽广，始终将革命大局摆在个人得失之前，他不但原谅了张国焘，还推荐他出任了陕甘宁边区政府的代主席。

然而，王明的归来却又打破了平静。

王明

投敌叛党难获重用，晚年醒悟境遇凄凉

张国焘与王明素来不合，他当年之所以回国，就是因为在共产国际受了王明的排挤。

1937年11月王明归来后，张国焘自知招惹不起，所以就处处避其锋芒。

但王明可没有毛主席那样的心胸，他不但多次在公开场合点名批评张国焘是托派分子，还秘密处决了张国焘在四方面军时的两名部下。

张国焘因此而惶惶不能终日。

就在此时，国民党为了做好国共合作的表面文章，特意向我党发出了共祭黄帝陵的邀请。

张国焘得知消息后，主动提出要担此“重任”。而他作为陕甘宁边区主席，确实也算是合适的人选，所以中央就同意了他的请求。

但在祭陵之后，张国焘就私自跑去了武汉。毛主席得知消息后，先是给他发去了电报，诚恳地劝他说：

“当此民族危机，我党内部尤应团结一致，为全党全民模范，方能团结全国，挽救危亡。我兄爱党爱国，当然明察及此。政府工作重要，尚望早日归来，不胜企盼。”

随后毛主席又派周恩来亲自赴武汉去给他做工作。张国焘虽然很佩服毛主席的胸怀，但他还是惧怕王明，所以终究还是不肯回去。

最后周恩来提出了三条解决办法。第一条是承认错误，回去继续为党工作，既往不咎。

第二条是“向党请假”，暂休一阵，然后回去工作。第三条便是是“声明脱党”。张国焘犹豫再三，还是走了最后一条路。

就这样，张国焘在武汉公开声明，脱离他亲自参与缔造的中国共产党，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表面上，蒋介石对张国焘礼敬有加，不但专门在军统为他成立“特别政治问题研究室”，还授予了中将军衔，比军统头子戴笠的军衔还高。

但背地里，帝王忠孝思想浓厚的蒋介石压根就瞧不上他，特地给戴笠下了“尊而不敬，用而又防”的指示。

戴笠

张国焘进入军统后，戴笠本想利用他在共产党内的影响力大搞策反运动，但几年下来丝毫没有进展，以致戴笠愤恨地说：

“校长对张国焘来投靠，以为是对延安的致命打击，交我运用。几年来大失所望，对校长难以交差。”

蒋介石看到张国焘没有任何利用价值后，也不装尊敬了，直接就他“丢弃”在了一边。

1948 年 11 月，共产党在全国胜利已成定局，张国焘心知留在大陆终将难逃审判，于是就早早地带着全家来到了台湾，后来又移居到了香港。

张国焘本来还有些积蓄，但到香港之后，他却玩起了“炒黄金”，结果赔得倾家荡产。

而在这时，他妻子又摔坏了臀骨。一筹莫展之下，张国焘动了再回内地的念头。于是，他就托人给毛主席带了一封信，表达了自己的想法。

毛主席收到张国焘的来信之后，特地派专人给张国焘带话说：

“愿意回来是可以的，但必须首先写一个报告给中央，深刻检讨自己在历史上坚持的错误路线，作出改过自新的保证。”

毛主席此番话，也让张国焘很是感动和敬佩，但他还是执拗地不肯承自己的错误，最后意味深长地说：“我以往是个演员，现在我是一个观众了，我还是当个观众吧。”

直到1967 年，张国焘的儿子把他接去了加拿大。

张国焘一家

为了不给儿子增加负担，张国焘执意住进了免费的养老院。养老院的条件并不好，冬天甚至都没有暖气，但张国焘别无他法，只能凑和居住。

直到1976年，得知毛主席去世后，深知今日不同往日的张国焘缓缓吐出了那十个字：“我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不久之后，张国焘也染上了中风，从此瘫痪不起。1979年，加拿大的冬天异常寒冷，大雪连绵不断。

12月3日深夜，张国焘不慎将被子与毛毯掉在了地上，他数次按铃尝试呼叫护士，但始终无人应答，最后颇为凄惨地被冻死在了病床上。

张国焘也曾少年得志，壮年成名，五四运动和建党伟业的历程中都留下过他的名字。

但他后来却在错误路线上越走越远，甚至还脱离了亲自参与创建的中国共产党，背叛了革命。

我们越清楚张国焘的经历，就越能理解中国共产党发展路上的艰辛与不易。

也就能明白，毛泽东领导地位的确立，既是中国革命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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