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和毛主席最大的差距在哪？没飞机干涉指挥，八个字剖析到位

前言

自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便进入了逐渐激烈的变动时代，如何带领中国改变积贫积弱的旧面貌，推动中国历史向前，成为了摆在当时无数爱国志士眼前最迫切的问题。

在中国上下为民族解放和人民独立抛头颅洒热血的伟大历史进程中，诞生了数不清的具有重要影响力的风流人物。

其中，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曾任国民党总裁的蒋介石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的政治生涯横跨中国多个重要的历史时期，最后，他率领国民党反动派败退台湾，为中国留下了一个至今还没解决的历史遗留难题。

此外，另一个关键性人物毫无疑问当属毛主席。他是新中国伟大的缔造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拓者，他用自己的远见卓识和才智谋略，提出了一系列符合中国国情的军事和建设思想，领导中国人民实现了彻底改变国家面貌和命运的愿望。

一直以来，人们总拿蒋介石和毛主席做对比，就军事素养方面来看，蒋介石和毛主席有什么不同之处呢？他与毛主席的最大差距在哪里呢？

从战争中学习战争，三大战略决战见真章

纵观毛主席的求学经历，他从未真正进入过任何一所军事院校接受过专业的教育，不过，即便如此，毛主席依然在日后成长为了一名伟大的军事统帅，其军事思想影响深远，至今仍然被全球各国军事领域的人才进行着广泛而深入的研究。

毛主席在提到自己走上军事道路并开始指挥作战时，曾这样说道：

“我是一个知识分子，当一个小学教员，也没学过军事，怎么知道打仗呢？就是由于国民党搞白色恐怖，把工会、农会都打掉了，把五万共产党员杀了一大批，抓了一大批，我们才拿起枪来，上山打游击。”

自从毛主席率领起义部队上了井冈山，他便正式开始了“在战争中学习战争”，一方面，他亲自投身与敌人的战斗实践中，另一方面，又不断在战争中总结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教训。通过这种方式认识自己行动的不足，最重要的一点是，将在战争中遇到的重要问题的解决办法和原则提到一个较高的高度，甚至是将其作为日后作战的原则和方向。

在毛泽东军事思想中，实事求是是其精髓。作战时，毛主席总是力求能够全面深入地了解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从而使得作战部署和计划能够尽可能地符合当地情况。而不是仅仅凭借着主观想法瞎指挥，脱离实际的高谈阔论只会带来失败：

“统统相符合的事，在战争或战斗中是极其少有的……然而只要做到指挥大体上适合情况，即在有决定意义的部分适合情况，那就是胜利的基础了。”

1936年12月，经历过五次反“围剿”行动、长征等生死考验的难关后，毛主席写下了关于如何正确指挥作战和具体实行过程中应该做什么的思考，他明确指出：

“指挥员的正确的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联贯起来的思索……粗心大意的军事家，不去这样做，把军事计划建立在一相情愿的基础之上，这种计划是空想的，不符合于实际的。”

与此同时，毛主席还强调认识和了解情况的过程存在于作战的每一个环节中：

“认识情况的过程，不但存在于军事计划建立之前，而且存在于军事计划建立之后……鲁莽家不知改变，或不愿改变，只是一味盲干，结果又非碰壁不可。”

毛主席是这样写的，也是这样做的。12年后，三大战略决战时，他作为解放军最高统帅便是这样践行和指示作战的。

1946年蒋介石悍然撕毁《双十协定》，主动挑起内战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克服一切困难，运用各种灵活有效的作战战略，两年时间里，消灭了大量国民党军的有生力量，到1948年时，双方的力量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战争初期，国民党拥有430万兵力，而解放区人民军队兵力只有127万人，双方总兵力对比是3.4：1。与此同时，国民党军还有海空力量支援，装备有先进的美式武器，反观解放区人民军队，装备多是缴获的日、伪军的步枪，还有少量的火炮。

而在经济方面，国民党掌控有几乎所有大城市和全国的交通路线，工业、人力、物力等资源丰富，而解放区依靠的几乎全是传统的农业经济，工业很少。

因此，1946年到1947年间，毛主席在对比双方实力后，作出了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先后粉碎国民党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确定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是人民军队作战的主要目标。

经过一年的作战，形势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转变。到1947年7月，国民党军队数量已经从开始的430万下降到了373万，而解放军的总兵力则增长到了195万人，与此同时，武器装备也有了极大改善。

在这一背景下，党中央毛主席根据实际情况，当机立断，决定发起全国性反攻，人民解放军的作战也从战略防御阶段转为了战略反攻。这一变化，正是适应实际情况的变化而作出的正确判断。

随着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一举插入敌人的战略纵深地区，人民解放军也正式拉开了战略反攻的序幕。毛主席曾对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阶段作出了很高的评价，认为他具有很大的历史意义：

“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个伟大的事变。”

“这个事变一经发生，它就将必然地走向全国的胜利。”

此后，人民解放军通过三大战略决战，彻底掌握了战场主动权，让蒋介石及其领导的国民党军队陷入崩溃。

在毛主席和中央军委的指挥下，这三次重要的战役看似分散孤立，各不相干，但纵观全局，它们之间环环相扣，互为照应。从这一点便能够看出，在三大战役开始前，毛主席心中就已经有了通盘筹划的部署计划。这一点古今中外，能做到的人恐怕寥寥无几。

在毛主席指挥的战斗中，只要细细观察便能发现，他从不曾把军事单独孤立出来过，始终将其与经济、文化、政治等各种因素结合在一起考虑，在这一基础上作出战略决策和判断。

而蒋介石则完全相反，尽管他曾先后进入保定军官学校和日本士官学校学习，但在他的一生，他最擅长的还是政治权术，军事指挥才能并未有何高明。

对此，周总理就曾非常直白、直接地发表过对蒋介石作为一个军人的看法：

“作为一个战术家，他是拙劣的外行，而作为一个战略家则或许好一点。”

“他的政治意识比军事意识强，这是他能争取其他军阀的原因。”

知人善用，大胆放手让前线将领指挥作战

一直以来，许多专家和军迷多次对国共胜败的原因进行分析，并乐此不疲地继续研究。其中，最有趣的一个观点认为，毛主席和蒋介石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他没有飞机能够让他飞去前线干预将领们的指挥。

这句话虽然是句玩笑话，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也是蒋介石与毛主席最大的差距。毛主席知人善用，用人不疑，大胆放手让前线的战士们去指挥作战，从不独揽大权，强制他们听从自己的命令。

三大战役中，中共中央已经集中在了西柏坡，毛主席就是在这里，在全世界最小司令部里，向前线发出了一封又一封电报，指挥了最大的人民解放战争。

在军事指挥上，他十分重视前线将领们的意见，经常与他们进行交流，并认真听取和考虑他们的判断和意见。

淮海战役中，粟裕在济南战役即将结束之际，便向中央军委发去电报：“建议即进行淮海战役”，次日，毛主席以中央军委的名义发去复电：“我们认为举行淮海战役，甚为必要”。

在华东野战军分割包围黄百韬兵团时，驻扎在大别山的中原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向中央军委发去致电，提出截断徐、蚌间铁路，隔断孙元良兵团、会攻徐州之势。三天后，毛主席便发来致电，提出了在宿蚌地区作战的两个方案，并表示“何者为宜，望酌复。”

类似这样的电报还有很多，这些重大战役背后的设想，是在中央军委毛主席和一线将领们的反复磋商后才确定的。在决策已经确定但战场形势变化、情况紧急的作战环境中，毛主席甚至要求前方将领“临机处置，不要请示”。

就这一点，蒋介石就比不上。从他发往前线的电报里便能看出些端倪，“务必”、“特令”、“限于”等言辞，对一些颇具军事指挥才能的将领，他也毫不客气：“倘有延误，决按军律从严惩处，不稍宽待”。

实际上，对于蒋介石的这一做法，也是可以理解的。毕竟，在国民党中，派系林立，他的命令一出总统府恐怕就会成为一张废纸，即便是用言辞如此严厉的命令，恐怕他手下的大多数人也敢阳奉阴违，执行起来恐怕不会有什么效果。

在指挥作战失败后，蒋介石却多次将原因归结为意外，甚至还“默祷恳求上帝默佑”，在渡江战役前夕，他又写道“对共匪不能有所期待，而以阻止其渡江为惟一要务。”这时，他已经无计可施，不知道要如何阻止渡江，只得笼统地写下一句“惟一要务”慰藉自己了。

对于蒋介石的军事指挥，李宗仁曾在回忆录中写下了这段十分中肯的评价：

“蒋先生既不长于将兵，亦不长于将将。但是他却喜欢坐在统帅部里，直接以电话指挥前方作战。”

“蒋先生的判断既不正确，主张又不坚定。往往军队调到一半，他忽然又改变了主意，益发使前线紊乱。蒋先生之所以要这样做，实在是因为他未作过中、下级军官，无战场上的实际经验，只是坐在高级指挥部里，全凭一时心血来潮，揣测行事，指挥系统就乱了。”

从这一对比中，便能看出毛主席和蒋介石在统御能力方面的不同。

蒋介石依靠金钱、地位、名利甚至是暴力，建立起了一个自己的帝国，在这里，只要阴谋权术玩弄得当便能平步青云，升官发财。而毛主席呢，全党上下对他的拥护是出于真心，是从心底里的敬佩。

中国共产党的成员来自全国各地，有着共同的信仰和追求，即使存在不同的声音，但在推举毛主席担任领袖一事上，所有人的观点都一致，即使是曾与毛主席有过冲突和意见的人。

他的人格魅力、战略眼光和组织能力有目共睹，在每一次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他总能带领党找到正确的方向，推动中国革命不断向前。

1947年国民党向延安发起进攻后，毛主席、周总理和任弼时率领八百人的队伍转战陕北，在当时的紧张局势下，中共中央的领导是高度集中的。后来，周总理在谈起这段峥嵘岁月时，也曾这样说：

“在中央只有三个人，毛泽东、周恩来与任弼时同志。所谓中央，就是这三个人嘛！”

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也曾说：

“胡宗南进攻延安以后，在陕北，我和周恩来、任弼时同志在两个窑洞指挥了全国的战争。”

全党全军上下之所以推举毛主席担任领导，这与他自己的人格魅力有着密切的关系。

王明、博古在中央苏区期间，毛主席被排除出了中央决策之外，对此，他依然兢兢业业，继续为党的革命事业奋斗。

单能做到这一点就足以让人刮目相看了，许多人能上不能下，被不公平对待后，常会消沉、满嘴怨言，甚至是背叛、搞破坏，而重新得势后，又会睚眦必报，对曾经反对之人加以报复和迫害。但毛主席恰恰相反，在这一点上，他充分展现出了一位革命家的高风亮节。

自红军踏上长征之路以来，中共中央许多成员也都曾反对过毛主席，但毛主席却多次不厌其烦找他们谈心，陈述利害，之后，残酷的现实也让他们认清了现实，开始支持毛主席。

遵义会议后，毛主席重新拥有了军事指挥权。在处理一些其他声音的对策上十分成熟。张国焘分裂中央的阴谋失败后，当时，红四方面军的许多干部都受到了审查，毛主席在了解情况后，认为他们是受到了蒙蔽，提出要以团结为主，不能打击报复。因此，红四方面军的许多干部都没有被张国焘一事连累。

毛主席曾将这一时期称为一生中最困难的时刻。但即使如此，他始终保持理智，实事求是，核实并弄清事情经过，做出最合适、最正确的抉择。

信任也是一种战斗力，毛主席疑人不用，用人不疑，他能在合适的位置安排上合适的人选，并大胆下放权力，知干部、用干部、信干部。实行真正的民主，从不独揽大权，在抗日战争中，他曾表示，党组织应该向全国发展，培养越来越多的干部，领导者不能是一个狭隘的小团体。

坚守底线和原则，果断亮明态度拒绝二次调停

相比于蒋介石玩弄政治权术，甚至借美国支持实现统治，毛主席则始终坚守着自己和国家的底线，坚决表示“中国人民的事要我们中国人民自己解决。”

1949年初，三大战役告捷后，一个新的、更复杂的问题又出现了。

蒋介石明白中国共产党的胜利之势已经势不可挡，这时，为了赢得喘息时间，伺机再起，他请求苏、美、英、法介入调停内战。对此，中国共产党在对全国革命形势仔细考量后，果断拒绝了调停。

对于苏联方面同意调停一事，毛主席曾直言不讳地批评说：

“解放战争时期，先是不准革命，斯大林说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就有毁灭的危险；仗打起来了，对我们半信半疑；仗打胜了，又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

后来，时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米高扬来到中国后，再次意识到了毛主席坚定地“打过江去”的态度，而留在中国观望的司徒雷登也告诉美国：“毛主席已经空前清楚地说明了中国最高领导的立场”。

无论是美国还是苏联的干预，中共中央和毛主席始终坚定最初的作战原则和方向，在面对“和平共处、划江而治”这一荒谬的建议时，他毫不犹豫果断拒绝，这是基于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作出的正确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