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往事 | 我国同联邦德国建交的前后经过（上）

作者王殊曾任外交部副部长，中国驻联邦德国、奥地利大使。1946年的王殊身着人民解放军军装，是新华社第三野战军总分社记者。令他没有想到的是，1972年的他作为一名中国驻波恩的记者，被中国政府任命为中国和联邦德国建交谈判的中方全权代表。

我于1969年12月到联邦德国首都波恩担任新华社常驻记者。在我到那里之前三个月，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大选中获胜，并与自由民主党组成了联合政府,使自1949年以来执政了20年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第一次成为反对党。

王殊的记者证

社民党总理勃兰特改变过去联盟党执行的僵硬的东方政策，推行新东方政策,承认战后现实,改善同苏联和东欧各国的关系。中国和联邦德国没有利害冲突，不管是执政党还是反对党都愿意发展同中国的关系，没有什么分歧。但当时,社民党政府非常担心同中国发展关系将会影响它推行新东方政策，影响它同苏联和东欧各国改善关系，因此自上台以来,除了在它的外交政策声明中简单地提到中国之外，在所有的声明、讲话中都不提同中国的关系。反对党就在这个问题上给政府出难题，认为东方政策应该把中国也包括在内。

在1971年和1972年之间，我国内外一系列重大事件，包括中美“乒乓外交”、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得到恢复、我国同更多国家建交、尼克松访华等，在联邦德国引起了很大震动。反对党领导人和报刊更是公开主张发展同中国的关系。基督教民主联盟副主席、议会外交委员会主席施罗德在1971年中和1972年初两次对记者发表谈话，表示愿意到中国来同我国领导人就两国关系问题交换意见。基督教社会联盟主席施特劳斯也对记者发表谈话，认为要同中国发展关系，“敌人的敌人是朋友”，并且提出，政府的东方政策不应终止于莫斯科，而要延伸到北京。后来，《快捷画报》的记者来拜访我，又邀请我吃饭，向我介绍施特劳斯的观点，并且表示如果施特劳斯访华，不仅对双方了解彼此的观点有好处，而且在世界上也会引起很大反应。社民党政府一方面表示愿意同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发展关系，另一方面解释政府正忙于同苏联和东欧国家谈判，改善关系。政府发言人还表示政府要到1974年才考虑同中国的关系。后来，反对党和执政党在联邦议会中也进行了激烈的争论，社民党的领导人在讲话中说，“在长城上找不到统一德国的钥匙”。看来，虽然反对党的压力很大，社民党政府仍不想改变它原来的把同中国关系放在同苏联和东欧各国关系之后的计划。

1972年4月，我在罗马尼亚驻联邦德国大使的招待会上遇到施罗德，问到他曾两次对记者表示愿意去北京同中国领导人就两国关系进行商谈的事。他说招待会人太多，不便多谈，他很愿意约我到他在议会的办公室去详谈。大约十多天后，即5月初，他的秘书来电话约我前去。施罗德在过去联盟党政府中曾担任过外交部长、国防部长等重要职务，富有外交经验。他同我谈了大约两个小时，从国际形势、西欧局势谈起，直到最后才谈到愿意在议会夏季期内访华。我表示将尽快报告国内，一有答复立刻告他。第二天，我就去我驻民主德国使馆，将此事报告外交部。

我感到，社民党政府只考虑到同苏联和东欧各国的谈判，对同中国发展关系并不积极，现利用邀请反对党政治家访华可能对政府有推动作用；而且施罗德在国内声望较高，有议会外交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对我较为方便，也不会太得罪执政党，因此建议国内邀请施罗德尽快访华。两个星期后，外交部答复由外交学会邀请施罗德在7月份访华两周。在这前后，反对党基督教民主联盟主席巴泽尔通过一个记者向我表示愿意访华，基督教社会联盟副主席、前内政部部长赫歇尔也要他的秘书找到我，希望尽快访华。同时，参加政府的小党自由民主党的主席、外交部长谢尔的办公室主任勃洛纳经新闻局官员的安排同我见面，建议两国驻日内瓦的外交官员就两国关系问题进行商谈。自由民主党副主席、内政部长根舍的办公室主任金克尔约见我，代表部长邀请我两个体育记者访问联邦德国（内政部兼管体育）。只有社民党没有任何表示。对此，我均报回国内，但由于已决定邀请施罗德访华，国内未作表态。

施罗德受到邀请之后非常高兴，当天即向报界作了宣布，立刻在国内外引起很大反应和注意。许多报刊和人士对此表示欢迎，认为这次访问“将是一个重大的事件”，“两国的关系正在揭开新的篇章”。许多记者写信或打电话给施罗德和我要求随同访华。一些社民党报刊和人士反复强调社民党政府上台伊始就在声明中表示愿意同所有国家包括中国在内发展关系，为自己辩解。有些报刊和人士还冷言冷语地说施罗德“并不能代表政府”，甚至抨击他试图为将在年底举行的大选“捞取政治资本”。还有些揭反对党的老底，说他们在执政时曾同中国方面在布加勒斯特商谈过两国关系问题，后来由于美国的压力而作罢，说不少反对党的领导人都去过台湾地区访问等。反对党的人士和报刊也攻击执政党屈服于苏联的压力。当时，执政党在议会中处境甚为困难。由于有六个执政党的议员先后倒戈，执政党丧失了12票的多数，与反对党形成平局。1972年4月27日反对党对总理勃兰特提出了不信任案，只是由于两个反对党议员变卦，才以两票多数逃脱了险局。执政党已决定解散议会，在年底提前举行大选。对国内外的批评，施罗德采取了谨慎和容忍的态度，对记者一再表示他是以议会外交委员会主席的身份访华的，并且将以超党派的精神同中国领导人交换意见。在动身之前，他专门拜访了勃兰特总理和谢尔外长，就两国关系问题交换了意见。

施罗德夫妇在1972年7月15日到达北京。他同当时的外交学会会长、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同志进行了四次会谈，最后达成了一个书面文件，双方认为两国早日建立外交关系是可取的，这方面没有任何困难。在他7月20日离开北京到外地访问的前一天晚上，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他。他对在会客室门口欢迎他的周总理说：“我给您带来了联邦德国的最美好的祝愿。”周总理笑着说：“我感谢你带来了好雨。”那些天北京久旱无雨，在接见之前正好下了倾盆大雨。周总理问他这些天来参观了什么地方，他说故宫和长城。周总理又问他在长城上爬到了什么高度，他说爬到了最高的顶上。周总理赞许地说：“那你比尼克松高出了一倍，比上星期来访的法国外长舒曼也高出了不少。”周总理在谈到他20年代初去过德国并且问到波恩和科隆的变化之后，回答了随同施罗德前来的15个记者提出的问题。最后在谈到德国和中国的啤酒时，周总理要服务人员给每个记者送两瓶青岛啤酒，并告诉记者说，你们不能先自己喝掉了，一定要带回国去同你们的夫人一起喝。随后，周总理同施罗德进入会客室进行了三个半小时的会谈，直到凌晨为止。周总理对同施罗德的谈话感到满意，特别是对他所说的“要真安全不要假安全”表示欣赏。

1972年7月，联邦德国联邦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前外交部长施罗德作为外交学会客人访华，探讨两国建交问题。7月19日，周恩来总理在接见施罗德时指出：“中国、西德两国面临的不是'关系正常化'，而是建交问题。现在两国建交时机已经成熟。”

施罗德在7月29日回到波恩后，在不到24小时内就乘联邦德国空军的专机到了奥地利，向正在那里度假的谢尔外长报告了中国之行的情况，几个小时后又乘飞机回到了波恩。第二天，他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参加的记者和编辑济济一堂，盛况空前。他说，他对中国这个国家的重要性及其发展得到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鉴于中国在当今世界政治中的重要性，我认为这次旅行是十分必要的。这种重要性提醒我们要同这个人口众多的国家的关系正常化。我还要指出的是，中国对日益强大的欧洲共同体的发展十分注意。”他认为，“时机已经成熟，联邦德国应同中国尽早建立外交关系，不应有什么困难”。施罗德的这种态度受到联邦德国国内外许多人士和报刊的赞扬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