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欧洲的四分五裂相比，中国为什么能统一？五个人贡献最大

最近在知乎上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为什么面积差不多的欧洲无法统一，中国却可以？小编也来凑趣回答一下。

在世界版图上，中国和欧洲的领土差不多大，在公元前200年左右的时候都出现过大一统的帝国，中国时秦汉，欧洲时亚历山大帝国和罗马帝国，可以说在两者在同一时期是旗鼓相当的，然而历史的走向从此处开始分叉，汉末分三国，后来晋朝虽完成一统但时间不长，之后陷入黑暗的南北朝分裂时期，隋朝再次一统后，直到现代基本上一直处于一统的状态，而欧洲自罗马帝国分裂之后，再也没有建立过统一的帝国。

小编认为，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除了地理因素外（欧洲的东南部是开放的，而中国的东南部是封闭的），还因为中国出现了很多位对统一有关键贡献的历史人物，其中尤以这五位为甚。

第一位：齐桓公

众所周知，中国从春秋战国能够走向统一的直接原因是秦始皇灭六国，建立大秦，这当然是无比正确的，但大家想过没有，为什么秦始皇会有统一六国的思想和概念，难道仅仅是因为秦始皇好大喜功、穷兵黩武吗？原因当然不是如此简单，秦始皇统一六国是某个因素的客观要求，也可以说这个客观要求已经使“统一”的概念深植在东方六国君主的脑海中，就算不是秦始皇统一六国，也会是齐始皇、魏始皇，而这个客观因素就是黄河水患。

我们的母亲河黄河早在大禹治水时就已经严重困扰着黄河沿岸的氏族、部落。人民渴望有一个强大的、稳定的、统一的政权来消除黄河水患。而最早提出这一观点的就是春秋第一霸——齐桓公。

公元前651年，齐桓公在葵丘大会诸侯，参加会盟的有齐、鲁、宋、卫、郑、许、曹等国的国君，周襄王也派代表参加，史称“葵丘之盟”，在葵丘之会上，齐桓公代表诸侯各国宣读了共同遵守的盟约。其中就有一条，黄河水患严重，一个诸侯根本就没有力量单独进行治理，盟约约定要一起协调治理黄河水患，而且明文规定严禁将水祸引向别国。

因为齐桓公的霸主地位，这个盟约在开始的一段时间内确实起到了积极作用，使黄河沿岸的百姓享受到了实惠，但随着齐国的衰落，这个盟约也渐渐名存实亡，但这个黄河治理的黄金时期却一直被铭记，从此任何一位志存高远的君主都会把统一黄河两岸当做自己的使命，而且这也符合人民的愿望。

可以说，中国发达的农业生产与恶劣的水利水文环境之间的矛盾成为促进统一的催化剂。反观欧洲农业生产与水利水文环境没有大的矛盾，人民的统一意识直到进入商业社会后，才由商品流通的需求与政权分裂的关税壁垒之间的矛盾推动，德国的统一，意大利的统一，和欧盟的成立都是这个催化剂在起作用。

齐桓公“葵丘之盟”中的治理黄河盟约部分，无疑对黄河沿岸诸侯国国君的统一思想起到了启迪作用。秦始皇的大一统思想也未尝不是受此影响。

第二位：秦始皇

秦始皇对中国统一的贡献，不仅体现在疆域的实质统一，还在于书同文，车同轨，通过武力强行进行全面制度统一。不要小看这个书同文，车同轨，它使中原以及中国东南部文字、度量统一起来，虽然各地汉语区别很大，但最起码交流、交易没有问题了。不像欧洲的很多国家，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语言，文字和度量标准，交流、交易都存在很大问题。

除此之外，秦始皇还修建了万里长城，虽然只是把六国的长城连接起来，但却使整个中国的核心地带有效地避免了外敌的侵犯。

整个中原，自古便三面受敌，北面、西面以及西南，西面有陇右这个狭长地段作为缓冲，西南虽然对中原是居高临下，但青藏高原北部的昆仑山以4000多米的高度差，以及有死亡沙漠之称的塔克拉玛干沙漠，使向北、西北交通几无可能。

藏东地区的横断山脉峰谷之间落差也较大，东西方向交通阻隔作用明显。所以自古出藏就一条路，高原东北方向的唐古拉山，尽管唐古拉山海拔也有5000多米，但西藏与青海两地落差只有几百米，坡度较平缓，青海地区也成为自古以来西藏高原同外界交往、联系的主要通道。然而从青海入中原也要经过陇右。

所以，只有北面是大漏风，北面之敌可以从2000多公里的任何地方向中原发起进攻，而且是居高临下，一马平川，长城的作用在这里体现的淋漓尽致。

长城的存在使古代中国的核心区域形成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有利于形成统一的政权，而反观欧洲，地形看似一马平川，实际上欧洲的中部有大量的山脉，开阔平原地形很少，割裂的地理环境不可能形成大一统，就像是强如汉朝都没办法真正意义上统治西域一样。

再加上欧洲的四周又缺乏天然屏障。这种情况对于统一是非常不利的，对于外来者形成独立政权却又是极其有利的。

第三位：汉武帝

汉武帝对中国形成大一统的贡献主要有三：

1、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现代人看来，儒家思想中存在着一些糟粕，儒家思想一家独大，是民族思想繁荣发展的桎梏，但是在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对加强中央集权，形成“大一统”思想是有积极而深远意义的。

公元前134年，儒家学者董仲舒向汉武帝提出了“春秋大一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君权神授”等治国理念，得到汉武帝的赞同，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由此确立。

自西汉以后，独尊儒术便成为了封建统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儒家思想不断增强着民众对民族统一的认同感，民族的凝聚力也在不断强化，其中的“忠”“仁”“义”等很多美好品质也成为了中华民族优良品德的一部分，不断塑造着中华民族。

独尊儒术确实在在统治国家的过程中起到了统一思想，统一舆论，稳定社会的作用。

2、控制河西走廊

前文提到了河西走廊的重要作用，而河西走廊第一次置于中原王朝的控制之下就是在汉武帝时期。

西汉初期，河西走廊是匈奴人控制的核心区域，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就是在这里被匈奴截住，软禁了10年。

公元前121年，骠骑将军霍去病两次鏖战河西走廊，第一次与匈奴战于皋兰山下，歼敌1万，杀匈奴卢候王和折兰王；第二次霍去病在祁连山麓与匈奴激战，歼敌3万，俘虏匈奴王5人，匈奴浑邪王、休屠王率部投降。战后，汉武帝在此设置了武威、酒泉、张掖、敦煌4郡，河西走廊第一次成为汉朝疆土。

自此以后的大部分历史时期，河西走廊都是中国大一统王朝的西北端。汉、唐、元、明、清均控制河西走廊，河西走廊不仅是古代中国汉地同西方世界进行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国际通道，也是中原王朝抵抗西面、西南外来之敌的前沿阵地和屏障。

3、树立民族自信

自古以来，世人对汉朝的评价就是“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是“日月所照，江河所至，皆为汉土”，汉朝的强大给了我们中华民族前所未有的尊严以及挺立千秋的自信，它的国号也成了我们永远的名字。

而这一切的得来始于汉武帝。

有强大军事及文化实力的政权，对弱小文明有明显的吸引力和同化力，汉武帝时期的强盛极大地培养了民族认同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又培养了文化认同，从此汉族传统区域再难分开。

四、冉闵

冉闵的作用虽然单一，却对中华民族的“大一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八王之乱以后，晋室分裂，国力空虚，晋朝的军事力量迅速衰退。在百余年间，北方的鲜卑、匈奴、羯族、氐胡、羌族先后来到中原，我国的北方沦为胡人的狩猎场。

据《晋书》记载，五胡乱华时期的中国是“北地苍凉，衣冠南迁，胡狄遍地，汉家子弟几欲被数屠殆尽！”、“中原士族，十不存一！”，北方汉族的人口由原来的1200万人，锐减到仅有400万，不到原来的三分之一，而与之对应的，北方的胡人数量却增加到了600多万，迁入的胡人数量超过了汉人。北方汉人的延续，岌岌可危。

在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冉闵站出来力挽狂澜。冉魏建立后，冉闵下令杀羯，称“内外六夷，敢称兵器者斩之”。

在这期间，冉闵发布了振奋汉族人心的讨胡檄文，其中最出名的两句话就是：“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中原危矣！大汉危矣！华夏危矣！”

冉闵虽然建立的冉魏政权仅仅存在了三年，但他颁布的“灭胡令”却让中原的汉族民众有了更大的生活空间，也让胡人对汉族产生了恐惧之感，据统计，冉闵在建立冉魏政权之后，前后大约杀掉了二十万的胡人，羯人则几乎被屠杀殆尽。

五胡乱华可以说是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刻之一，如果没有冉闵，北方汉人可能将不复存在，长城屏障也将形同虚设，到时候就不是胡人融入到汉族中，而是汉族彻底被胡人所同化了。中国以后的“大一统”可能也仅限于南方各省而已。

五、杨坚

隋朝虽然短暂，但它起到的作用却不可忽视。汉朝以后，先是三国的大分裂，然后又经过了一百五十多年的两晋大混乱，强汉形成的大一统思想已经是极度弱化，如果没有隋文帝杨坚的隋朝一统，就像台湾，分裂久了再想收回来可就难了。

除此之外，杨坚还有一大贡献，就是首创科举制。

科举制与察举制、九品中正制不同，它不拘门第，面向社会公开招考，给每位读书人提供均等的竞争机会。科举制以前，人才的选拔都掌握在贵族手中，都是推荐或者世袭，这样的人才都是效忠于他的举荐人或者家族，科举制以后，许多出身贫寒的人也能够成为官僚体系中的一员，使中央政府能够最大限度地网罗和笼络知识分子，将选用人才的大权集中在的自己手里，这无疑极大地加强了中央集权。

此后又经过唐朝的加强，科举制逐渐成为定制，宋、元、明、清历代相袭，在中国历史上推行1300年之久，对巩固统一产生了积极、重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