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云南曲靖沾益走出去的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桂涛声，因创作《在太行山上》《歌八百壮士》等抗战歌曲而名满天下。在旧军队里，他和聂耳一起当过兵。在上海期间，他经黄洛峰介绍进入上海读书出版社当编辑，与艾思奇、郑易里等办过杂志，后与冼星海、夏汉兴（夏之秋）等艺术家合作了多首歌曲。在山西抗战前线，他跟随李公朴去劳军，与柳湜、周巍峙、胡绳等人相识相知。抗战，也让桂涛声与洪荒（阮章竞）、李曼、王耿人、陈冰之等朝夕相处，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
桂涛声的一生，历经坎坷、百折不挠、艰难跋涉、追求光明、赤诚报国。正如他自书评语：“我活这么大年纪，对革命对人民的事，可谓清水一边淌，浑水一边流，出污泥而不染。灵魂是纯洁的，思想是清白的。”因种种原因，桂涛声曾被迫脱党，但他始终为人民的事业而奋斗终身，在上海育才中学走完了人生的最后历程。
一心向往党组织
桂涛声于1901年5月5日出生于沾益卡郎回族家庭。他从学生时代起，就是一名激进的爱国热血青年。1919年高小毕业，以优异成绩考入云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预科七班读书，偏爱音乐和美术。1924年3月，他考入云南省立美术学校。在昆明读书期间，他不断地接受新思想、新文化的熏染，积极与艾思奇（腾冲人）、黄洛峰（鹤庆人）、魏嘉谷、丁升堂等进步青年交往，参与“青年努力读书会”活动，阅读进步书刊，参加反封反帝反军阀的系列“学运”，哪里热闹，哪里就出现他的身影。这样的活跃分子，其前景是广阔的，未来是无可限量的。只是因社会动荡、时局混乱而找不到出路。后于1926年4月被学校以“赤化分子”开除学籍。
1927年8月，他被曲靖著名教育家谢显琳先生破格聘任为省立第三师范学校美术教员。后来他因编演《钟国魂》话剧，政府官员无端指责他的戏有伤风化，恐会带坏学生，说他搞异端邪说“大逆不道”，有违社会伦常。1928年2月，学校迫于压力，将仅在学校任教7个多月的小桂老师解聘了。
在省立第三师范教书期间，他经常跟年龄相近的几名青年学生解正邦（又名解安州）、温培群（又名温培川，字独超，出生于沾益县东区爱民乡建新村，今播乐乡，后发动播中“九·五”起义，1949年任沾益县首任县长）、吴永康等，相约到曲靖城北的麒麟山上讨论个人和社会如何进步的问题。之前，温培群的胞兄温培行（又名温培仁，1925年省立三师毕业后留校任教，后任三师附小教务主任，1927年夏回乡与弟建乡村自卫队，1930年任沾益县东区区长，后任县督学）与桂翘然同是省立第三师范学校预科七班同学，早有接触。如今同在一校，桂翘然虽然没有直接给他们教授课程，但几位志趣相近的青年人经常在一起秘密研读进步书刊，深受革命启发。为了表明自己投身革命的决心，桂翘然和温培群、解正邦冒着被杀头的危险，歃血为盟，义结金兰，分别取名“独生”“赤生”“化生”，发誓坚定信仰布尔什维克主义，向苏联红军学习，推崇赤化革命，为民族解放、国家独立而奋斗终生。
1928年，是桂涛声人生中很关键的一年。他在广东韶关国民党革命军第16军认识了军政治部科长饶继昌、科员吴登云。在谈论政治时事中，他们均有相同的观点和理想，他曾被约去参加吴登云主持召开的秘密会议，聆听过关于朱德和陈毅怎样离开16军去另组织队伍，开展革命武装斗争的精彩讲述。16军的共产党员中朱德、陈毅、罗荣桓、粟裕、谭政等后来成为中国著名军事家，其中，朱德、陈毅、罗荣桓（曾随毛泽东参加秋收起义，后在第16军第47师第141团）为元帅；粟裕、谭政为大将；周士弟、李涛、朱良才等为上将，还有其他开国将领20余人。而王尔琢、张子清、伍中豪、阮啸仙、夏明震、邓毅刚、何日升、杨至成等第16军共产党人，为人民军队的发展壮大、亿万群众的翻身解放，献出了宝贵生命，立下了不朽功勋。
得到党组织的信任后，地下党员吴登云还提供彭湃著的《海陆丰农民运动》一书和其他一些革命书籍给桂秘密阅读，这为他入党开启了前奏。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大批党员被清洗、暗杀，党的活动转入地下状态。这个时候，他以大无畏的精神主动向党组织靠拢，可敬可佩。
特殊时期光荣入党
当部队转驻湖南彬州后，桂涛声亲眼看到国民党军队肆意屠杀无辜老百姓，尸横荒野，鸦啄狗拖的凄凉惨景。革命理论的启示和惨不忍睹的残酷现实，使他进一步坚定了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人生观。中共地下党组织派吴登云对他加强思想引导，随时观察他的思想动态和工作表现。
1930年5月，吴登云跟他进行了一次深入谈话，指出他的优点与不足，叮嘱他在特殊环境下工作要注意隐蔽，一般只能单线联系。随后，吴登云作为他的入党介绍人，在湖南省郴州城郴县东街 22 号吴登云住所附近的一个小馆子里接受他秘密加入党组织。能证明他是党的人，最关键的就是吴登云和饶继昌。
吴登云是个坚定的布尔什维克主义者，桂涛声始终对他怀着崇敬之情。而饶继昌在他心目中就大打折扣了。本来，在昆明求学期间，饶继昌是开展“学运”的积极分子，参加“大同社”“青年努力读书会”，编辑《滇潮》，比较早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动员桂涛声入党，应当说他是桂涛声靠近党组织的引路人之一。后来经总政治部副主任孙炳文把关，派出12名共产党员到16军建立地下党组织，开展“兵运”活动。这派出的12名共产党员中，就有饶继昌。他曾担任16军政治部科长，之后从广州返回家乡投入国民政府的怀抱，历任石屏、巧家、陆良县长，官至云南省政府秘书长，直到参加云南起义。在任国民党陆良县长期间，饶继昌曾率部到陆良县活水乡黑木一带围剿并放火烧了民房，造成极坏影响。因此，桂涛声对饶一直耿耿于怀。
1969年上半年，昆明市大新街16号“吉昌”（饶继昌）寄了一封信到沾益县黎山公社寻找桂涛声的下落。当时在公社搞文书工作的保和昌拆阅了信件。信中请求公社介绍联系一下桂涛声目前的工作单位和地址，他要和桂涛声联系。
他在信中说：桂涛声，又名桂翘然，他曾与我共事几年。在昆明1929年我介绍他入党，1930年云南清共，我与他就到广州，到广州不几天我们就分手了。他说：桂涛声是个文艺作家，是个有声誉的人。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为人民有一定的功劳。我们云南除聂耳之外，他可算第二位。他过去还有一些文艺作品，我要和他联系，再搜集一下。请你们帮助联系告诉一下他目前所在单位和地址。
为此事，保和昌还向当时区上派在黎山工作的柏选宗同志汇报。他说：目前形势有些复杂，不要盲目地给他联系，你们先给桂涛声一封信，将信的内容含意告诉他，看他怎样回信。第二天，保和昌就将吉昌向黎山公社寄信的内容要求给桂涛声寄信，除盖公章外还落上了保和昌的名字。不几天，桂涛声就复信给保和昌。他说：“你们的信我已经收到了，吉昌他所述情况是真的。1929年是他介绍我参加地下党组织的。1930年云南清共，他和我到广州，可是不几天，他就又返回云南，并且摇身一变又当上县官老爷，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佛（福）。对此事最好不要理他，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好。”（《沾益县文史资料》2005年12月，第六辑《涛声故里：卡郎》P35）注意，桂老先生说的是饶继昌介绍他“参加”党组织的活动，真正的入党介绍人是吴登云，而且是在1930年国民党在云南清共时，在转往广州途经郴州时正式加入党组织。
由此可见，桂涛声入党的引路人不啻是吴登云，还有一个就是饶继昌。
为党秘密工作
入党后，桂涛声内心充满自豪，更加严于律己。吴登云经常跟他交心谈心，鼓励他坚定革命信念，踏实工作，传达革命形势的发展趋势与应变方式。他很快成长成熟起来，能独挡一面，主动肩负党的秘密使命，积极在国民党军营中进行策动官兵参加革命的特殊战斗。虽然任务十分艰险，但他胆大心细，对党的革命事业积极忠诚，在参加16军军官团训练期间，他曾先后发展6人加入党组织。
就在这段时间，国共两党剑拔弩张。1930年5月，蒋冯阎大战爆发，这是规模空前的新军阀大战。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李立三等认为革命危机已在全国范围内成熟。（当时周恩来已去苏联向共产国际报告工作。）6月11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李立三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决议案。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
在这种错误思想指导下，李立三等制订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计划。重点是武汉暴动、南京暴动和上海总同盟罢工，并要求各路红军“会师武汉”“饮马长江”。8月初，成立全国总行动委员会，作为领导武装暴动和总同盟罢工的最高指挥机关；把共产党、青年团和工会的各级领导机关合并为各级行动委员会，停止了党、团、工会的正常活动；进一步提出准备全国暴动的详细计划，还要求蒙古出兵配合，苏联必须积极准备战争。
“立三路线”在党内统治的时间虽然只有三个多月，但党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国民党统治区内，许多地方的党组织因为急于组织暴动而把原来的有限力量暴露出来，先后有11个省委机关遭受破坏，武汉、南京等城市的党组织几乎全部瓦解，红军在进攻大城市时也遭到很大损失。“左”倾冒险主义脱离客观实际，单凭主观愿望或想像，急于求成使得自己原本的力量也被消耗殆尽。它必然会受到那些了解并尊重实际情况的党内干部的抵制。在革命根据地，—些党和红军的领导人在不同程度上对李立三的错误表示怀疑或作了抵制。因此，“立三路线”在实际工作中，特别是红军和各根据地中，并没有得到全面的贯彻。
1931年4月，为避免暴露党员身份，赵贯一、师茂材、吴登云、魏一吾、桂仰之等及时召开秘密会议，决定让桂仰之等人借16军军官团转广州与广州军官团合并之机，请长假离开军官团。于是，桂借故请假获准，后经香港转上海接受新的任务。
形势严峻被迫脱党
桂涛声这一走，灾难接踵而至。阿桂到上海后，组织决定让他先参加清理“立三路线”的短期学习，再到江西中央苏区红军部队中去工作。可是因言谈不慎，1931年5月15日深夜，一批英国巡捕突然闯入他和袁也烈的住所康定路隆智里5号，搜出党内文件24份，几本马列书籍和一张江西红军作战图。桂仰之和袁也烈双双被捕入狱。刑满出狱后，与党组织联系不上，甚至连他原先所在的军队番号都没了，战士或分流或战死，查找无果，郁闷焦急。上海又无人能证明他的中共地下党员身份，他陷入了有生以来最大的思想苦恼之中。
1937年2月，经黄洛峰介绍，桂涛声进入上海读书出版社当编辑，有幸运结识李公朴先生。1937年8月，他跟随李公朴到山西抗战前线劳军，在国民党第13军下属的陵川游击司令部被指定为“政治代表”，是在模糊状态下的党代表身份。刚到山西不久，桂涛声结识了陵川地方的游击司令兼县长王耿人和八路军驻第一战区联络处处长朱瑞，从中看清了他所在部队的司令李果谌与王耿人、朱瑞的政治倾向完全不同。由于13军游击队是第一战区汤恩伯所辖，不受阎锡山节制，阎锡山便向汤恩伯提出交涉，汤恩伯不愿得罪阎锡山，便在1938年3月左右，把这支部队解散了。临走时准备将部队交给河北民军。桂涛声便动员所在政治部的部分人员，投入王耿人领导的地方游击队。因陈冰之是共产党员，就和牺盟会的卫逢祺商量，经请示设在平城的太南特委批准，成立了“第二战区行营游击队第一支队”，支队设司令部、政治部和后勤部。司令部和后勤部实际上是县政府的工作机构实现了军事化。由县长王耿人任司令员，公安局长李谊暄任副司令，桂涛声任政治代表，位居第三，与王司令、李副司令一同住在“望洛书院”后院。
正是在这段时间，“桂代表”（桂涛声）受到战区民众的尊敬和爱戴，经常应邀到各种场合讲演“游击战争”“统一战线”，还积极为《战斗》《救中国》两个杂志撰写稿件，发表抗战宣传文章和抗日歌曲。他也以为得到党的认可，可以放开手脚多做利国利民利党的大事业，受委托处理“鲁村事件”，约见地方武装力量和国民党军代表、共产党代表，为抗战宣传忙得不亦乐乎。
也就在这期间，一个叫朱瑞的人，暗中对他的身份展开调查，仅听桂涛声自己说他是中共党员，毕竟空口无凭，在国共合作、有分有合的形势下，甄别干部也很重要。
朱瑞的身份很特殊，他于1928年加入苏联共产党，后转为中共党员。1930年春回国，1934年10月参加长征。任第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抗战爆发后，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军委书记。后调任八路军驻第一战区联络处处长。朱瑞是个坚定的布尔什维克，他在抗战前线的任务就是搞好联络协调，建设军队党组织。
他在调查中发现桂涛声的经历疑点重重，没有档案可查，也找不到吴登云、饶继昌的下落核实他的党员身份，于是1938年到晋城后，朱瑞对桂涛声的态度很冷淡，不愿意收留他。在太南特委批准成立“第二战区行营游击队第一支队”后，太南特委书记裴孟飞专程从平城来到县城，在太清观对面的饭馆里，召集王耿人、卫逢祺、陈冰之开会，讨论研究在支队成立党团。本来，在组建“第二战区行营游击队第一支队”过程中，桂涛声、陈冰之都做了不少工作，桂涛声希望名正言顺地回到党组织中工作，但在审查中不能确定他的身份。会议决定王耿人任党团书记，卫逢褀任组织委员，陈冰之任宣传委员。支队党团直接接受中共太南特委领导。
很明显，这个组织决定，已经把桂涛声排除在外，他的“党代表”身份也不了了之。这让他心里感到极其失落和消沉，无耐只好回武汉继续从事文化工作。
1939年秋，国民党排共清党整顿队伍，国民党在军官中号召，“凡非国民党党员军官，必须加入国民党，违者革职。”桂与几位进步军官磋商认为：“既处此情况，那就不管它是六畜同槽还是大垃圾箱，为便于开展我们理想中的工作，看来只有参加了。”桂与其他人集体参加国民党后，得到师长裴昌会的信任，委任为师部秘书。裴师长交代桂：凡属秘书的一切公务要斟酌处理好，不要事无巨细都去找他。从此，凡国民党上级来件，皆经桂一一拆阅，若发现有攻击共产党的，有碍统一战线不利团结抗日的公文，桂就冒着风险一烧了之。但桂的活动，终被特务怀疑，作为监视目标，遭到搜查。不久，军部即以“吃国民党的饭，干共产党的事”为罪名，将他控告抓捕。军长陶峙岳对所控内容逐条审讯，他一口否认。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便将他关押在政工大队待查处。幸得陈小波等人知他被抓捕，速到桂的住处把所有书籍和其他可疑书信物件收拾转移，待敌人再次前来搜查时，查无证据。后虽得到裴昌会保释，但他在军中处境十分困难。
1940年，国共两党矛盾再次升级，3月15日，毛泽东给朱德彭德怀发出“让出陵川”的万万急电后，于3月18日又发一电，要求与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谈判划界问题。 刘伯承委派第十八集团军太南办事处主任李新农亲赴陵川县27军军部，与军长范汉杰谈判解决越界纠纷问题，确认了双方地界、为朱卫会谈创造条件。朱德于4月25日由129师师部出发，在国民党战地党政委员会委员兼冀察分会副主任委员王葆真陪同下，经壶关郭家坨，参加了新一旅旅长韦杰的婚礼后，下榻平城南坡村。之后由陵川西南行，经陵川西河底镇泽州白洋泉河、晋庙铺、马街、堆金洼、刘坪一线，直达河南济源。朱德同志带领数人到27军军部慰问，与范汉杰共商抗日大计，并赠“太行屏障”锦旗一面。
1940年7月，裴昌会升任第9军军长，向太原以东挺进，桂追随裴来到王屋山、太行山，长期驻豫北济源一带，同八路军配合打击敌人。裴昌会在地方游击部队中有威信，在沟通关系，调解纠纷上做过大量工作，对推动国共合作、联合抗日起到了积极作用。在此期间，陈赓部驻中条山，坚持敌后斗争，条件十分艰苦。有时派出敌后小分队到第9军防区，要求作短暂停留。裴昌会命令桂涛声带领部下热情接待，所缺粮食弹药尽力给以调剂补给，关系很好。但桂涛声的行动经常遭人监视，裴昌会的态度也不似以前信任他，怀疑他“身在曹营心在汉”，只是在处理国共商谈事项时带上他，有意留条后路。桂涛声经历了中共地下党的冷遇，又受到亲蒋派的排挤区隔，内心极度孤苦，处于郁忧不得志，犹豫彷徨的矛盾处境中。恰在此时，读书出版社派刘大明与生活书店的李文、新知书店的王华从上海远道而来，准备到抗战前线开办华北书店扩大出版宣传影响力。分别两年多的老友得以在“前线”相遇，并能作彻夜长谈，十分快慰。刘大明讲述了途经洛阳、黄河、灵山的一路见闻，临行前刘大明邀请他一起到太行山八路军野战游击区去。桂涛声不无惆怅地说，组织关系丢了，又在国军中任过职，去不成了。
这次会面之后，桂涛声情绪十分低落。他护送刘大明一行三人从济源出发穿过封锁线，经晋城、陵川向杨威而去。想起在行营游击队第一支队任政治代表时倍受重视，特别是每到一地激情演讲、与群众心连心，与战友肩并肩，他感到无尚光荣与自豪。但在组建地方政权，成立真正的党组织时，他却找不到自己的组织关系而被排除在外，那份失落，无以言表。自己在国军中谋得一个职位，想为党为人民多做点事，又受到监视和打压，心中苦恼，无人可诉。彷徨犹豫害得他难于立身。他已无法再工作下去，心中暗暗下定决心，不能再在军营里混了，清白地回到教育战线上去，单纯一些、沉静一些，做一个文化知识的传播者。
献身教育遗憾离世
抗战胜利后，桂涛声于1945年10月从西安到上海复兴中学、育才中学任教。
自此以后的30多年里，他一直在上海育才中学以教书为生，渡过了他人生的后半段。他老年一直沉下心来抓教育工作，也受到李公朴先生抗战时期主张的教育救国思想的影响。而且筹备民族革命大学期间，他一直跟随李先生在山西四处奔走。后来看到很多青年在战争笼罩下荒废了学业，令人担忧，于是他毅然再拾教鞭，传道授业。
直到1948年底，袁哲任上海育才中学校长期间，该校中共地下党支部根据桂涛声的表现，派党员金碧然与他谈话，做他的工作，准备发展他入党。桂涛声庄重地写了一长篇《自传》和一份入党申请书，准备第二次入党。但终因他有被捕入狱，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等一系列曲折经历尚待查证，入党之事便被搁置下来，虽然党组织关系未能恢复与解决，但他始终衷心拥护和热爱中国共产党，把党的事业看成自己的事业，为党和人民的教育事业忘我工作。
1982年12月16日，终因年老多病，医治无效，桂涛声不幸在上海与世长辞，终年81岁。他至死也没有恢复党籍，带着遗憾离开了人间，学校以回族习俗礼葬了他。他的墓地选在上海市回民公墓北一区。每年清明时节和伊斯兰教的祭拜日，他的子孙们都会怀着无限尊敬和哀思来扫墓。
2015年，时值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庆典。从“胜利日”阅兵式到纪念晚会，《在太行山上》等抗战歌曲再次在中华大地上唱响，我们仿佛又回到了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我们也自然想起了那个为时代纵情高歌的人——桂涛声。
让我们继续传唱这首歌，让我们永远记住这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