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40年末到1941年秋十个多月的时间里，身在异国他乡的赵尚志十分渴望返回东北抗日战场。
他要继续为“光复东北，争回祖国自由”而战、重新组织队伍驰骋疆场，打出个局面来。他也想奔赴关里，去延安找党中央。因此，他不断向苏方提出请求：“我要回东北。”
1941年10月，位于黑龙江边的伯力城凉意渐浓，落满街道的枯黄树叶，预告严冬即将来临。
命运多舛、途程坎坷、频遭挫折的赵尚志，其内心疾苦已到极点，然而归依何处呢？
自然，赵尚志仍要回到自己的祖国，在东北大地继续从事抗日斗争。
此时，苏德战争已打响近四个月，西线战局异常紧张。但在远东，形势也很吃紧。
苏联政府已考虑到，疯狂的日本侵略者为了“创造”所谓“大东亚共荣圈”（苏联的西伯利亚地区是包括在内的），有可能由中国东北北进，在苏联远东边疆地区燃起战火，配合德国法西斯对其实行东西两面夹击。
因此，苏联也在积极地做对付日本从伪满洲国等地攻袭其东部地区的准备。
苏联远东边防军正严阵以待与此同时，在苏联境内进行野营整训的东北抗日联军也组成许多小部队，经常被派遣回东北，在吉东、北满和吉辽东部边界广大地区从事侦察日伪军事设施，秘密联络群众，进行抗日宣传等活动。
这种小部队一般都是在苏联施以各种训练后，编成小组，由老同志为组长，配备少量队员，少则三四人，多则二三十人。
他们携带有小型电台和轻武器，也有不带电台的。
小部队活动危险性很大，要求队员要有忠诚、勇敢、机智、果断、刻苦的精神。
就是在这种形势下，苏联有关方面答应了滞留于伯力城的赵尚志回国的请求，苏方同意由他率领一支精悍的小部队去北满，执行特殊任务；
一旦日苏战争爆发，赵尚志小队便去炸毁鹤岗的发电厂和佳木斯至汤原间的铁路、桥梁，并配合苏方在小兴安岭深处、汤旺河流域老白山附近修建飞机降落场。
苏方要求这支小部队过界三个月之后，不管情形如何，都必须返回苏联。
对于这一使命，赵尚志欣然接受了，因为这毕竟满足了他的回国的要求、愿望。他的心已飞到东北抗日战场上了。
经过短暂的筹备，于10月中旬，赵尚志率姜立新（原抗联第三军留守团长）、张凤岐（原抗联第三军第三师第三团团长）、赵海涛（原抗联第六军战士）、韩有（原抗联第二路军战士）四名抗联战士组成一支小部队，携带武器和几十公斤烈性炸药（每人六颗手榴弹、十八公斤炸药），同时还带有全套日军服装，从伯力出发。
张凤岐
他们乘火车又转乘汽车来到黑龙江沿岸。之后，在苏联边防军协助下，在一天夜里秘密渡江，于萝北县境大马河口附近登岸。
赵尚志终于又回到了东北抗日战场。他们一行五人由萝北县大马河口径向西南方前进。
由于大家背的东西太多太重，行走很不方便，赵尚志命令每人解下三公斤炸药，连同一些不急用的东西隐藏起来。
当时张凤岐还带一本《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赵尚志也让一并藏起，以便轻装前进。
可他有个背包，里面装着他在苏联期间写的一些材料，宁可别的东西都不要，这个包他谁也不让背，总是自己背着。
赵尚志一行经过四天于高山密林中的艰苦跋涉，来到梧桐河上游以及老白山地区。
老白山海拔较高，山顶有平原，上面一马平川。站在老白山上，极目远眺，苍茫的小兴安岭群山尽收眼底。
老白山
北满大地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对于赵尚志是那么熟悉，那么亲切。他心潮澎湃，激动异常。赵尚志决心重新拉起队伍、重振旗鼓，继续进行抗日斗争。
不久，他们来到老白山东南坡姜把头“趟子房”。赵尚志经过与“趟子房”主人姜振才和他的一个伙计边某的交谈，感到他们有民族意识，是正义可靠的人。
于是，赵尚志决定以此为活动据点，隐蔽等待日苏战争爆发，准备执行预定任务。
可是，两个月过去了，日本对苏联并没有什么特殊行动，没有出现日苏战争爆发的形势。
在焦急等待的过程中，赵尚志有时心绪烦躁，“这样等待下去什么时候是个头？”他对苏方对形势的估计表示怀疑。
这期间，赵尚志对战友们说过，我们找几匹马，编成一支马队，奔关内，到延安去。但由于战友们的反对，未能成行。
他们认为这样做，就完不成苏方交付的任务，另外，在敌人的严密统治下，也难以通过交通要道实现进入关内的目的。
赵尚志在战友的坚决反对下，虽不再说去关内的事了，但他多次向战友表示，要为光复祖国，为东北同胞的解放献出最后一滴血。
他曾说：“宁肯死在东北抗日战场，也不回苏联。”表达了他要在东北战场将抗日斗争进行到底的决心。
根据赵尚志的决定，小部队队员走出据点，到周围的“趟子房”开展活动，以逐步发展抗日武装。
然而，东北地区的斗争环境已十分险恶。
日本虽未“北进”对苏联发动进攻，但它却在积极为发动太平洋战争作准备。从1941年7月起日本侵略者在东北大搞所谓“关东军特别大演习”（简称“关特演”）。
七十万日本关东军遍布东北各地。汉奸，特务、密探活动十分猖獗。无疑，这对赵尚志所率小部队开展活动带来了极大困难。
12月间，正值隆冬季节，整日里朔风怒吼，大雪飞扬。赵尚志率领小部队冒着零下三四十度的严寒，趟着没膝深的积雪，在小兴安岭密林深处一连走了四五个“趟子房”。董家大营、四海店、板子房等地都留下了赵尚志的足迹。
他们每到一地便见机行动，或做宣传，或了解情况，从中得到不少有关山里、山外形势状况的消息。
12月23日，他们来到汤原县北部乌德库，在距伪警防所北方六十四公里处，吸收了采集皮货的青年王永孝入队，就这样小部队增至六人。
1942年1月中旬，赵尚志一行在鹤立、汤原两县北部活动已有三个月，根据苏方关于过界三个月后，不管情况如何都必须返回的要求，赵尚志等在岭后三间房向老白山附近姜把头“趟子房”回返途中召开一次会议。
会上，赵尚志决定张凤岐、赵海涛，韩有三人先去苏联汇报情况。姜立新、王永孝跟着他随后再走。
而实际上，他和姜立新、王永孝返回了姜把头“趟子房”，仍继续以此地为据点开展抗日活动。这样，赵尚志便未按苏方要求回返苏联而留了下来。
然而，此时的日伪当局，正紧锣密鼓地策划着，为赵尚志一行布下了罪恶的魔网。
作为东北抗日游击运动的主要领导者赵尚志早就是日伪当局全力以赴捕杀的对象。
1939年4月14日，伪治安部发布《康德六年度治安肃正要纲》，此《要纲》的附表中开列六十名抗联首领。第一名为杨靖宇，悬赏金额1万元，第二名即赵尚志，也悬赏金额1万元。
由于1940年秋到1941年10月赵尚志滞留苏联，所以他在敌人的情报及线索网络上已失踪一年多了。
不料，1941年末，赵尚志率小部队在鹤立、汤原北部地区开展活动的情况被敌人侦知。
首先，伪鹤立县警务科从伪装成收山货的特务冯界德那里得到关于赵尚志从鹤立北部地区进入东北的确切情报。
同时，来自汤原县的情报说：“12月23日，有穿日本军服的赵尚志及部下姜立新、张凤岐和另外三名在汤原县乌德库警防所北方六十四公里（东梧桐河上游）处。”
赵尚志这次在鹤立、汤原北部出现是为敌人所始料不及的。因此，这两则情报皆被伪鹤立县警务科视为是“真实情报”、认定情报价值为“甲种”。
伪鹤立县警务科根据对上述情报进行综合判断，确信其为赵尚志及其部下，并报告给上级，从而引起了敌人的极大注意。
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已近二十天左右、日伪当局今鹤岗驻屯日本军部队长林大佐、伪鹤立县警务科决定对赵尚志所率小部队尽可能在旧历正月加以歼灭。
同时，在12月下旬，伪鹤立县警务科派出警备队长夏永昌以下二十五名携带无线电台，结合冬季“讨伐”到鹤立河附近山岳地带进行了为时7天的搜索。
但是敌人依旧一无所获，未见到赵尚志等人的踪迹。
此时，被确定为“第一线情报据点“的兴山伪警察署，其头目署长田井久二郎（警佐）、特务主任东城政雄（警尉）亦在积极谋划。
田井久二郎说：“一定要会想方设法，秘密地派遣伪装的密探潜入赵尚志部队，把他引诱到警察势力范围内，伺机使他负重伤并加以逮捕。”
田井久二郎的毒计受到东城政雄的喝彩，尔后，田井久二郎将该计划作为绝密上报伪鹤立县警务科，又经县警务科转报到伪三江省警务厅和保安分室。
1942年1月上旬，敌人决定按计划，在兴山伪警察署所属的特务中选出对这一工作“有决死行动”的特务，伪装成收山货的老客潜入赵部。结果，特务刘德山被选中。
刘德山，又名刘海峰，珠河县一面坡人，当年四十二岁。猎手出身，因枪法好，别人送给他一个绰号“刘炮”。
他曾任伪梧桐河采金会社警备队小队长，不久警备队解散，他当上伪兴山警察署特务，心塌地充当日本侵略者的鹰犬。
伪满特务与日本军官合影
刘经常以打猎为掩护在鹤立、汤原两县北部山区到处流窜，搜集抗联活动情报，为敌人效劳，因而深得田井久二郎的赏识。田井久二郎认为刘是一名“优秀”特务。
田井久二郎让刘德山以收皮子、山货为名潜入山中，活动于赵尚志行动的地区，如发现赵尚志就自愿参加赵部，并以提供假情报伪装积极，取得信任，找机会以袭击梧桐河金矿警察分驻所为口实，将赵尚志引诱到梧桐河附近，一举“捕捉歼灭“之。
田井久二郎答应事成之后，给刘一笔优厚的赏金。
1月15日，刘德山秉承田井久二郎旨意，伪装成收山货的老客窜入鹤立县北部山区中。
同时，为配合特务刘德山的行动，伪鹤立县警备队警长穴泽武夫以下十六人进驻鹤立县北部梧桐河所谓第一线地区担任警戒并搜集情报。
1月下旬，又派出王秀峰等二十五名特务由梧桐河附近进山，专作情报联络工作。
这样，十分毒辣、阴险的诱捕赵尚志的罪恶计划便开始付诸实施。
十几日后，谙熟山路，狡黠奸诈的刘德山终于在汤原北部老白山附近的姜把头“趟子房”寻觅到了赵尚志所率小部队。
赵尚志对刘的突然出现十分警觉，因为经过几个月在山中的活动，赵尚志深知，日伪当局对小兴安岭山区、黑龙江岸控制得十分严厉，一般人是很难得以进山的。
刘德山为说明进山的目的，编造说他是梧桐河金矿局的人，有两匹马在驮粮时跑丢了，矿上让他进山找马，若找不到，就抓几只鹿，弄几张皮子回去。
赵尚志听到刘花言巧语，感到其人形迹可疑，要处决他。可是，事情十分凑巧，跟随赵尚志的原第三军团长姜立新与刘德山早年相识。
经过姜的说合，赵尚志解除了对刘的疑惑，并对其进行抗日救国教育。
刘趁势伪装积极，信誓旦旦，表示愿意参加抗日。为“壮队”（意为发展武装）出力。
同时，他向赵尚志提供了戴鸿宾、陈绍宾活动情况（按，此时戴、陈两人都已脱离抗联队伍，根本无所谓活动情况）和日伪军警方面的假情报，以骗取信任。
赵尚志为发展抗日武装，求成心切，未能识破其祸心，轻信了刘德山的谎言。在缺乏严格审查的情况下，将刘吸收入队，并委其为汤东游击队长，向他颁发了盖有赵尚志印鉴的委任状，发给他三八式步枪一支，子弹二百发，手榴弹二枚。
显然，赵尚志于此，已中敌计。姜立新虽与刘德山早年相识，但姜并不知刘的近况。
在日伪统治十分严厉、斗争形势极端复杂的情况下，轻信战友的说合，放弃对刘的严格审查，结果铸成大错。
俗语说：“智者千虑、必有一失”。然而这一闪失，将要付出的代价是太大了。
由此，赵尚志身边便埋下了一个随时随处都可能发生危险的祸根。在以后的日子里，他一步步陷入敌人设置的魔网、陷阱中。
2月初，伪兴山警察署长田井久二郎未能按事先的规定接到刘德山递出的情报。
按田井久二郎事先规定，刘德山应随时向警察署送回所取得的情报。但刘怕频繁进出会使赵尚志生疑，所以虽几次急欲将情报送出，但不得不作罢。
而田井久二郎以为刘可能没有见到赵尚志或被杀死或工作失败，于是又派出二号特务张锡蔚（日伪文件写作张青王）进山，执行同样的任务。
张锡蔚常在山里帮人背山货（实际以此作掩护从事特务活动），外号叫张小背、当年三十四岁，曾在佳木斯伪警察厅供职，以后在兴山伪警察署当特务张进山后，即到山里各“趟子房”探听刘的消息。
2月8日午后4时，张锡蔚在梧桐河北方四十公里处寻觅，终于在姜把头“趟子房”找到了赵尚志所率小部队。
开始时，赵尚志对张的出现即表示怀疑，认为他是伪察署的密探，要枪毙他。
当刘德山看到来人是同伙，便极为诡诈地对赵尚志说：“他是我唯一的亲友，由于我没能及时回去，他很挂念，是来探听我的。”
赵尚志见刘这样说，便把枪收了回去。随之，这个特务也混到赵尚志所率小部队中来。此后，刘、张两名特务一直潜伏在赵尚志身边。
一分，张锡蔚和刘德山两名特务见面后、他们便开始按田井久二郎制定的计划向梧桐河金矿方向引诱赵尚志。
当晚6时，特务刘德山向赵尚志“献策”说：“梧桐河金矿警察分驻所警备力量缺乏，现在正是袭击的好机会。”
赵尚志听罢，对刘的提议未置可否。晚饭后，赵尚志经过考虑，作出决定：12日拂晓，袭击梧桐河金矿伪警察分驻所和警备队。并做了具体战斗部署。
他把人员分成两组；赵尚志、王永孝、张锡蔚一组袭击伪警察分驻所，姜立新、刘德山、“趟子房”伙计边某一组去袭击警备队，准备夺取武器、弹药和粮食。
深夜，刘、张藉外出小便之际，刘让张有机会就回梧桐河金矿警察分驻所报告。
翌日晨，赵尚志一行从姜把头“趟子房”出发，向梧桐河金矿伪警察分驻所方向移动。据日伪资料记载，9日以及以后的几日的情况是：
2月9日，午前6点起床，早饭后8点出发。途中休息一次。午后8点到达收山货的柴把头小屋，并在柴把头小屋住下。当夜，张锡蔚从12点到1点站了一次岗。
2月10日，午前6点起床。早饭后为商议袭击梧桐河，所以11点才出发。
在出发之前，赵尚志对其部下说；这次袭击梧桐河要是成功的话，我们就乘马去苏联；若是这次袭击失败的话，我们就都到姜把头小屋集合。途中休息二三回。
2月12日，午夜1时，到达梧桐河北方二千米的一个孤独的农家小屋，刘德山对赵尚志说；现在有必要派人到梧桐河去调查一下。赵尚志也认为有必要派熟悉部落情况的人去。于是就派张锡蔚。张认为这是个好机会，就同意了。
梧桐河
这以后，张锡蔚按刘德山的旨意，直奔梧桐河金矿伪警察分驻所而去。紧接着，便是一场致赵尚志于死命的恶战。
1942年2月12日（农历腊月二十七），凌晨。北方大地，朔风凛例，寒气逼人。
位于小兴安岭山区距梧桐河金矿伪警察所（在今鹤北林业局尚志林场施业区内）北方二公里有一被称作吕家菜园子的地方。
所谓吕家菜园子，是山间独立农家小屋，住着一户姓吕的人家。主人叫吕仙龄，吕氏一家四口以种田为生，因种植不少蔬菜，供梧桐河金矿的人食用，故此地被称作吕家菜园子。
晨1时半左右，吕家菜园子附近，响起了枪声。这枪声打破了沉寂的黑夜，一场激烈的战斗在这里进行。
就在这次战斗中，被敌特击伤、鲜血染红雪地的东北抗联将领赵尚志在重伤昏迷中被敌人俘获。
原来，自赵尚志率小部队向梧桐河金矿方向移动后，刘德山为伺机谋杀赵尚志就一直跟在他身边。
梧桐河金矿伪警察分所
当他们来到吕家菜园子时，走在赵尚志前面的刘德山认为时机已到，便狡诈地对大家说：“这里离分驻所不远啦，咱们到菜园子屋里暖和一下。”
又说，“你们先去，我去解手（小便）。”
说罢，他转身行至赵尚志身后，举起步枪便向赵尚志射击。由于近在咫尺，赵尚志后腰下部中弹，立仆在地。
此时，赵尚志对眼前突发的一切十分清醒，立刻意识到刘德山原来是敌特奸细。他强忍剧痛，镇定如初，操起手枪便向刘德山打去，刘头、腹部各中一弹，当即毙命。
自枪声响后，走在后面的姜立新急忙跑上前来。夜色能脉中依然口见起尚志腹部血流如注，鲜血浸透了衣裤。
赵尚志自知伤势不轻，难以继续行动，便命令姜立新及边某迅速离开。
跟随赵尚志多年的姜立新此时此刻万分懊悔，当初为何替刘说情！但一切都晚了。他急忙把负伤的赵尚志背进吕家菜园子小屋里。
姜立新
夜半时分，枪声已惊醒吕家菜园子主人，油灯厂下，见来人身着日本军装，负有重伤，十分恐惧。
赵尚志忙向主人解释说：“我们是抗联的，你们不要害怕，我们不会伤害你们。”并向昌大娘说：“大娘，你给我捂捂手吧。”
几句话说得吕家主人稍释惊恐，赶忙把他扶到炕上，让他躺在一块毯子上。
女主人在炕上用温暖的手捂着赵尚志的被冻得冰凉的手。同时，还与女儿吕振清用一把面糊在赵尚志伤口上，用布条缠了两圈，以止流血。
女婿孙克茂点着屋里的火炉，给赵尚志烧开水喝，以暖身体。
这时，姜立新想与吕家女婿孙克茂用院子柴门抬赵尚志走，赵尚志说：“不行、这次伤很重，走不出门了。”他把自己的文件包交给姜立新，再次命令他迅速离开。
刚从吕家菜园子附近与刘德山分手的特务张锡蔚，听到后面响起了枪声，急忙跑至梧桐河金矿伪警察分驻所。
他一踏进分驻所大门便冲岗哨喊：“谁的岗？刘炮与赵尚志打起来了！”
分驻所的伪警察闻声大惊失色，乱作一团。在梧桐河担任警戒任务的县伪警备队警长穴泽武夫和分驻所所长李树森于忙乱间临时召集十二名伪警察、警备队员组成一支“讨伐队”。
2时40分，“讨伐队”在特务张锡蔚引领下出发，奔向现场，将吕家菜园子包围起来，双方爆发了激烈的枪战。
在战斗中，赵尚志掩护姜立新携带他的装有秘密文件及活动经费的文件包转移，径去苏联。边某也逃离，此后下落不明。
而后，“讨伐队”进入吕家屋里，把吕氏一家人赶到外边，把重伤昏迷的赵尚志从炕上抬下，赵尚志与王永孝在重伤剧痛昏迷中被俘。
敌“讨伐队”经搜查，掳获了赵尚志印鉴一颗，任命状数张，三八式步枪二支，子弹二百三十发，美制克鲁特一号手枪一支，子弹十三发，日制九一式手榴弹十枚，日军军服一套。
之后，敌人派人从金矿局叫来两张爬犁，将身负重伤的赵尚志、王永孝及特务刘德山的尸体运到梧桐河金矿伪警察分驻所附近的一个“金支巴”（淘金工人住的工棚子）那里。
同时，把吕氏一家人带走，进行审问：“有抗联的人来，为什么不报告？”
虽然敌人进行逼供，吕氏一家人坚持说，不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没有向敌人透露真实情况。
赵尚志因伤势很重，一直处于昏迷中。当他醒来后，看着赶爬犁的伪警丁春生说：“只成想死在千军万马中，没想到死在刘炮手里。”丁用白面袋子将其伤口又稍作包扎。
赵尚志牺牲所在工棚旧照
赵尚志所受的是贯通伤，子弹从背后右下部打进，斜从外腹与胯间穿出，血流不止，伤势十分严重。
敌人为了了解抗联活动机密，得到口供，又鉴于赵尚志身负重伤，无法行动，便于现地对他进行了突击审讯。
毋庸讳言，赵尚志是受到敌人诱骗，中计负伤而被俘的。但是，他与敌人的最后斗争却异常英勇与坚强。
当日本人和伪警察拿饭给他吃时，他怒斥道；“我不吃你们满洲国的饭，你们离我远点儿，我闻你们腥。”
他还怒斥审讯的伪满警察：“你们和我不同样是中国人吗？你们却成为卖国贼，该杀！”
赵尚志以惊人的毅力抑制着难以忍受的伤痛。他见王永孝不时叫痛，便说：“你叫唤就不疼了？你叫唤还不得死吗？要有中国人的骨气！”
赵尚志受伤后仅活八个小时，2月12日晨9时左右，心脏停止了跳动，时年三十四岁。新入队不久的爱国青年王永孝受伤后活十一个小时，也牺牲了。
从现存的赵尚志遗容照片看，他牺牲时面部无痛苦表情，仪容威严，眉宇间显示出刚烈无畏的顽强精神。
特别是他的一双未曾闭合的眼腈，狠狠地向上直瞪着，可谓死不瞑目。
赵尚志是为民族解放事业而牺牲的。他在生命最后时刻强忍剧痛，坚持斗争，在残暴的敌人面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亡身殉国，表现出了一个革命者对祖国的无限忠诚。
俗话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赵尚志惨遭不幸，究其根由是既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因素的。
从客观原因上讲，日伪当局自从侦知赵尚志等在鹤立、汤原活动行踪后，即投入大批警力专事对赵尚志的搜捕，且诡计多端地利用汉奸特务，布下了难以逃脱的魔网。
从主观上讲，赵尚志欲发展队伍，开展活动之心过于急切，对突然出现的刘德山，过于听信了战友对他情况的介绍，致使敌人阴某得逞。应该说，这是赵尚志的最大失误。
同时，也不能不使人们想到，在中国绵长的历史上。每当民族矛盾上升，成为主要矛盾之时，总会出现一批丧失民族气节、为邀功请赏，不惜认贼作父的汉奸附逆分子。
他们背叛民族利益，或引狼入室，或为虎作伥，充当民族败类的角色。正是有这些令人所不齿的败类，才能作出敌人干不了的事，帮助外来之敌把同胞步步引向灾难的深渊。
田井久二郎见赵尚志果然中其所设之计，高兴异常。接着，他与特务主任东城政雄分别用电话与伪鹤立县警务科春日兵吉（警正）和特务股长尾崎义人（警佐）联络，告知赵尚志已被捕获并“绝命”的消息。
同时，田井久二郎立即起草关于赵尚志被射杀事给伪鹤立县警务科和伪三江省警务厅的报告。
在起草报告中，田井久二郎认为若如实把利用特务刘德山将赵尚志暗杀报告上去，显示不出日伪“讨伐队”的功绩。
于是他在报告中谎说赵尚志、王永孝都是被“讨伐队”在战斗中牺牲的。而将赵尚志强忍枪伤巨痛开枪击毙刘德山说成是刘在“讨伐”时因肉搏而死。
由于赵尚志、王永孝被说成是被“讨伐队”在战斗中打死，为此，在以后伪鹤立县警备队、兴山警察署获伪满警察最高奖，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及伪满治安部各给奖金一万元。
2月14日下午3时，敌人用马爬犁将赵尚志遗体从梧桐河金矿伪警察分驻所运到聚水桥（今尚志村），又从聚水桥用汽车运到伪兴山警察署。
敌人将赵尚志遗体从汽车上抬下来，东城政雄解开他的腰带，进行全身搜查，见到的是他瘦得只剩骨头的身体，两只眼睛睁着。而后由街上的照相馆照了遗体相。
开始时，敌人对死者究竟是不是赵尚志颇感疑惑。原来，带队讨伐的穴泽武夫平素爱占小便宜，加之日本当时已陷入困境，军需物资供应已十分困难，他看到赵尚志身上穿的日军服装已破烂，但脚上的牛皮靴子却是很好的，于是他便扒下来攫为己有。
宪兵队见运来的尸体没穿鞋，感到难以理解。“赵将军若是与前去‘讨伐’的穴泽警长交战过，他能不穿鞋吗？”
宪兵队认为穴泽武夫讲得不够实在，认为他是从山上拣来的尸首，为邀功请赏便说是赵尚志。
后来，穴泽武夫承认赵尚志穿的靴子是让他扒掉了，并把靴子拿了出来，宪兵队这才消释疑惑。
为了进一步证实这具尸体是否真是赵尚志，伪三江省警务厅事务官筱原胜清、伪鹤立县警务科警正春日兵吉找到认识赵尚志的抗联叛徒、原抗联第九军军长李华堂，辨认赵尚志遗体。
李华堂看见赵尚志的遗体说：“没有错。”并大叫一声：“司令！你到底怎么样了。”掉了几滴眼泪。
李华堂指出赵尚志左眼下有伤痕，证明的确是赵尚志，在场的十几个日本人立即欢呼起来。
当晚，来自伪江省警务厅、伪鹤立县警务科的官员和伪兴山警察署及“讨伐队“人员举行了“庆祝宴会”
2月15日，伪兴山警察署派特务主任东城政雄将冻得僵硬的赵尚志遗体，用汽车由兴山经鹤立运至佳木斯伪三江省警务厅。
在佳木斯，凶狠残暴的伪三江省警务厅长田中要次命令警备科警备员锯下赵尚志的头颅，将其遗体扔入松花江冰窟中，致其身首异处。
2月25日，伪三江省警务厅令伪兴山警察署特务主任东城政雄乘飞机将装人木箱的赵尚志遗首送往长春。
在机场，赵尚志遗首由前来迎接的日伪官员用汽车运到伪治安部，伪治安部大臣于芷山及日本关东军的一些头面人物都曾前来观看赵尚志遗首。
之后，又照例是举行宴会，“庆祝“一番，狂热欢呼“剿匪告捷”。
但是，日伪当局也不得不承认，赵尚志“在北满一带曾振奋猛威，过去历史上彼之威名，已被北满一带群众铭记心中。”
赵尚志的牺牲也引起日伪当局的恐惧。伪三江省警务厅下令，命令邻近各县加强警戒，特别是国境各县，对江岸要严加警备。
敌人害怕抗联部队再来梧桐河金矿活动，直接撤销金厂，拆毁工棚，搬迁设备，遣散工人，将伪警察分驻所移至聚水桥，之后，改名为梧桐河村（今尚志村）。原梧桐河金矿从此荒废消失。
当赵尚志牺牲的消息传到在苏联境内参加整训的抗联战士中时，开始人们不相信这是真实的消息。因为在敌人的宣传中，赵尚志已被击毙过多次了。
而当接受赵尚志命令逃出虎口的姜立新跑到苏联向战友们讲述了这一切经过后，人们才相信赵尚志确系离世而去了。
一些曾与他相处过的战友，有的无语哀戚，有的潸然涕下。他们追忆往事，对他的英雄业绩表示敬慕，对他的不幸深表同情。
那些与抗联将土共同学习、战斗的苏联红军官兵惊悉赵尚志牺牲的消息后也十分悲恸。
他们把赵尚志与苏俄国内战争的英雄夏伯阳（即恰巴耶夫1887—1919）相比，称赵尚志为“中国的夏伯阳”。这无疑是对他的高度评价和赞誉，自然这也是广大东北抗日联军将士的光荣。
历史的辩证法是无情的。侵略者无论如何疯狂，总是挽救不了他失败，灭亡的命运。
在赵尚志牺牲的当年，即自1942年下半年开始，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发生了好的转机，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开始走向衰败。
在赵尚志牺牲三年后，1945年8月，苏联对日宣战，苏军出兵东北，在苏整训的东北抗日联军与之相配合，向日本关东军发起最后的凌厉攻势，最终打败日本侵略者，推翻了伪满洲国。
不甘忍受日本侵略者压迫和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为了民族的生存，国土的完整，自1931年九一八后经过十四年的长期艰苦奋斗、终于争得了自由和光明。
东北光复，大好河山回到了祖国的怀抱。赵尚志不惜用生命为之奋斗的理想实现了。
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伪满洲国的垮台，那些穷凶极恶的日本侵略者被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
当年直接进行策划谋杀赵尚志的伪兴山警察署署长田井久一二郎和特务主任东城政雄都作为侵华战争罪犯被苏军逮捕。
1950年7月之后，他们被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中。1954年4月7日，东城政雄在中国政府对战争罪犯教育、改造、宽大政策的感召下，思想发生根本转变。
他首先交代了自己参与谋杀赵尚志的经过，承认罪责，同时揭发了田井久二郎的罪行。
两年后，田井久二郎于1956年6月23日也提交了《赵尚志将军谋杀事件供述书》，坦白交代了谋杀赵尚志的全部经过，承认自已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行。
田井久二郎在《供述书》中说；“谋杀赵尚志将军及王永孝的事件是我直接阴谋策划的，我命令东城以金钱诱惑刘德山张春玉（按，即张锡蔚），把他们作为谋略的工作员加以操纵，犯下了这个罪行。我作为制定这个阴谋的人犯有谋杀的罪行，负有本事件主犯的责任”。
参加“讨伐“捕捉赵尚志的梧桐河伪警察分驻所所长李树森在解放后被萝北县人民法院宣判死刑。
这里尚需提及的是，当年参加策划谋杀赵尚志，并亲自将其遗首送到长春的伪兴山警察署特务主任东城政雄，经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深刻反省，于1956年8月被释放回国。
东城政雄
他对中国政府宽大为怀，释放战犯。深表感恩。然而，这位认识到自己罪行，经过改造成为对中国人民存有友好之心的人，在回国之后竟被右翼势力视为是在中国被洗脑的“赤色分子”，长时期找不到正式工作。他当过农村雇工、看门人、果子工场的搬运工。
尽管如此，东城政雄毅然担任了“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编辑委员会委员。他还经常著文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说明侵略战争对中国人民犯下了罪行，谈自己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思想转变的过程，积极参与反战，维护和平，倡导中日友好活动。
他对自己参加谋杀赵尚志将军的罪行深感内疚，每当提起此事，便觉得当时为军国主义效劳，实在对不起中国人民。
他在《我参加了谋杀赵尚志将军》一文中曾说：“我参加谋杀赵将军这件事，不仅仅是对将军一个人，而是对当时东三省的三千万中国人民犯下的罪行，使他们因为失去了抗日斗争的领导人而沉浸于巨大的悲痛和愤怒之中。由于我的罪行，使东北人民抗日运动和民族独立解放运动的胜利大大地推迟了。越想这件事，我越感到自己犯下的罪行是不可饶恕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