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邓小平准备离开祖国前往法国勤工俭学的时候，面对的是一个充满未知的未来。
而他的父亲邓绍昌，为了凑足儿子出国留学的昂贵学费，不惜变卖家产，给他东拼西凑了三百元。
然而当年踏上旅法行程时，不满16岁的邓小平，可能根本想不到，这竟然是他与父亲的永别！
那么，邓小平和他的父亲邓绍昌之间，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感人往事？
在当时的环境下，邓绍昌为何要力排众议，变卖家产，送儿子到法国留学，这其中蕴含着一个父亲怎样的心灵寄托？
一 虽是望族，奈何家道中落
为何拿出300元，邓绍昌都要落到变卖家产的地步呢？难道邓家很穷吗？其实并不是这样的。
对于现代人来说，300元也许很不起眼，但这是我们有幸生长在一个伟大时代的缘故。
要知道，邓小平小时候生活的环境，那可是积贫积弱的旧中国。
在当时的旧中国，寻常人家的孩子，接受普通教育尚且困难，出国留学就更是可望不可及的梦想，甚至连头脑里闪过这个念头，都是一种奢望。
具体到当时旅法的邓小平身上，他要想到法国留学，家里至少要给他拿出300块银元——这就相当困难了。
因此，在得知邓绍昌要送儿子到法国留学，家里人大都是持反对的态度。
300块银元，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一大家子的吃喝拉撒，都可以维系好长时间了。再说了，为何非要把孩子送到外国去呢？
然而为了儿子能够到法国留学，邓绍昌咬咬牙，把家里的存粮卖了个七七八八。
然而钱还是差得太多，邓绍昌只好又打田产的主意——那可是他和父亲辛苦置办几十年才积攒下来的，对于中国传统农民来说，这几乎意味着比命根子还宝贵。
在变卖了一部分田产后，又找人借了一部分，七拼八凑之下，才把300元的学费送到了邓小平的手里。
之所以要这样大费周章，是因为那时的货币体系，银元太值钱了：以普通的5块银元而论，就能换回500斤大米、能买回一头牛......
这样换算下来，300块银元，对于普通人家来说，意味着多么巨大的财富，这也难怪邓小平的家人会持反对的态度了。
当然，从根本意义上来说，更是因为当时的中国太穷了。普通的中国人，根本拿不出这笔钱。
从邓氏家谱记载来看，邓小平出生在四川省广安县协兴乡牌坊村，说起来邓家在广安算得上是“名门望族”，怎么会拿不出区区300块大洋？
据家谱记载，邓小平的祖上，可以追溯到明朝洪武年间，当时正是开国皇帝朱元璋坐天下。
江西吉安府庐陵人邓鹤轩，到四川广安走马上任兵部员外郎之职，这在当时是从五品，这便是广安邓家的一世祖。
到清朝乾隆年间，邓家出了个邓时敏，官至大理寺卿，这相当于是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了，妥妥的高官。
但是到了近代，邓小平的曾祖父开始，人丁却不旺，到邓小平父亲邓绍昌，是标准的三代单传。
好在这一点，到了邓绍昌这一代开始有了转变。邓绍昌和夫人淡氏，育有3男2女，邓家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
凭借着吃苦耐劳，再加上头脑活络，靠着织布这个营生，邓家逐渐有了一些积蓄，接着就是买房置产。
清光绪12年，邓绍昌出生的时候，俨然算是一个坐拥40亩良田的小地主了。
邓绍昌先后在乡团总、县团练谋职，后来参加“保路运动”时，还成为了“哥老会”的“掌旗大爷”。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川东北起义军闻风而起，攻下了广安县城，邓绍昌担任了新军训练营营长。
虽然国民临时政府成立后，遣散了川东北起义军，但这段时间的经历，给邓小平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在他幼小的心灵里植入了革命的种子。
（辛亥革命的导火线——保路运动）
虽然当官时挣了不少钱，但邓绍昌是侠肝义胆的好汉，不愿意与那些为祸乡里的“乡匪”同流合污，很快便受到排挤和打击。
当时虽然很多人明面里都在赞成革命，但事实上又有多少人是各怀鬼胎，甚至想要从中混水摸鱼呢？
为了避祸，邓绍昌不得不远走他乡，邓家就此家道中落。邓小平记得，他到了上学的年龄，家里居然连学费都拿不出来。
在这种情况下，淡氏甚至不得不亲自养猪，来改善家人的生活条件。可想而知，300块大洋，对于邓绍昌来说，是多么庞大的一笔钱！
邓家的祖上确实曾经辉煌过，但当时的邓绍昌已经家道中落，更不要说当时正处于风雨飘摇的时代，谁的日子都不会好过。
对于处于落魄中的邓绍昌来说，难以拿出这么一笔钱，就毫不意外了。
可以说，如果没有邓绍昌当年的力排众议，就不可能有以后的邓小平。20世纪的中国伟人中，也许就会少了一个灿若星辰的名字。
二 言传身教，父爱不止于三百块大洋
对于邓绍昌力排众议，宁可变卖家产，也要送儿子到国外留学，当时的一众亲友可是为此吹胡子瞪眼的。
对于看不见的前程和读书而言，三百块在那个年代，足够一个普通家庭，安稳半辈子吃穿。
（邓小平广安故居）
这就是邓小平父亲邓绍昌的与众不同之处了。
邓小平的弟弟邓垦在谈到对父亲的感受时，用了一句非常复杂、甚至前后矛盾的话来形容：他是一个思想先进的旧社会人。
邓小平在回忆起父亲的时候，也称他是“进步党人”，这足以说明，邓小平的父亲邓绍昌，他的思想比当时绝大多数中国人都要开明的多。
那时候虽然已经是民国，但对于绝大多数的中国人，特别是内地的中国人来说，观念还是相当的保守，出国这种事想都不敢想。
但对于邓绍昌来说，这似乎就没有什么影响，相反他对此还是抱着欢迎的态度。
因为出生的时候，家里条件还算不错，这让邓绍昌比起很多同龄人来说，多了接受教育的机会。
在成都政法学校上学期间，邓绍昌接受到了新式教育，等机会来了的时候，他确实有送儿子到法国去的意愿。
在邓绍昌眼里，到欧洲去留学，同样是新式教育，当然起点也更高。
其次，就是邓绍昌把对儿子的爱，转化为对邓小平的刻意栽培。
邓绍昌对家中长子邓小平，寄予了很大的期望，刚出生的时候甚至给他起了“邓先圣”这样的名字，后来私塾先生觉得太过“如雷贯耳”，才改成了“邓希贤”。
仅从名字，就足以看出邓绍昌对儿子的器重程度。
邓绍昌在参加革命时，曾把家中长子的邓希贤带到军营，要他一同接受革命熏陶，那时的邓小平只有7岁。
再次，更重要的，是在父母的言传身教之下，邓小平所表现出来的潜质，让邓绍昌愿意在他身上付出甚至倾其所有。
邓小平从小表现出来的聪明好学，让他的父母感到特别的欣慰。
《三字经》、《百家姓》这些启蒙读物，年幼的邓小平很快就背得滚瓜烂熟，特别是一手漂亮的毛笔字，更是让人赞叹不已。
邓小平的母亲淡氏是一个生性善良的人，从来见不得别人受苦。曾经有次家里的佃户，想要出去自立门户，于是就闹着退佃。
佃户到外面闯荡一番，经历了社会毒打，没有办法又腆着脸求上门来。淡氏一句多余的话都不说，立马就腾出屋子，把他们重新安顿了下来。
（邓小平生母淡氏）
在这样一个家庭，耳濡目染下长大的邓小平，自然也继承了母亲与人为善的秉性。
有次邓绍昌忽然发现，家里少了5块银元——按照当时的物价，足以买500斤的大米，算得上是一笔不小的钱了。
邓绍昌怒不可遏，思前想后他觉得，这一定是“家贼”所为，于是便把全家人召集起来。
然而还没等他发话，邓小平就主动站出来“认罪”，说这钱是他偷偷拿走了，甘愿认打。
邓绍昌正在气头上，当即也不多说，把邓小平狠狠地揍了一顿。气消了以后，邓绍昌回过神来，他猛然想到，儿子从小在吃穿用度上特别的节俭，这次不会是无缘无故吧？
问过儿子以后，邓绍昌才知道，原来邓小平有位同窗的妹妹高烧不退，急需用钱治病。
如果没有钱的话，很有可能这位同窗的小妹妹，命就没了。邓小平想来想去，就私自从父亲那里拿了银元，让同窗拿去给妹妹治病。
虽然如同当时普遍中国人的父辈一样，邓绍昌在家里有着自己说一不二的威权，对子女的教育，从来都是打骂为主。
（邓小平和家人在一起）
但这不等于说，邓绍昌就是个不能通情达理的人。相反，他为人特别的急公好义，经常为穷人仗义执言，这也是他后来受“乡匪”报复的主要原因。
从邓小平那里得知实情后，邓绍昌又气又疼，他忍不住问，刚才打你的时候，你为什么不为自己辩解几句呢？
让他没想到的是，邓小平的话，直接把他给震住了——他对父亲说，不管怎么样，拿了家里的钱就是不对，自然就该受罚。
百感交集的邓绍昌，从此开始认识到，邓小平身上确实有一种与众不同的东西，值得他悉心地栽培。
因此，邓绍昌虽然奔走于重庆和广安两地，终日颠沛流离，但他把浓厚的家国情怀，寄托在了儿子邓小平的身上，对于他的教育，从来都特别的上心。
对于邓小平来说，如果母爱情深似海，那么父爱得深沉，便不止如山了。
就在这时，一个对于邓小平来说，改变命运的机会出现了......
三、送子留学，终生未曾相见
邓小平从县立广安中学毕业那年，只有14岁。接下来该把他送到哪里接受更好的教育，成为邓绍昌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在重庆期间，邓绍昌偶尔得知，大教育家吴玉章先生正在创办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他觉得这对于儿子来说，或许是一个深造的大好机会。
（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旧址）
于是他便征求邓小平的意见，问他是否愿意去这个学校。
收到父亲的信后，邓小平觉得这是一条很好的出路，无论是对于自己，还是为了将来报效国家，都是如此。
因为父亲在信中表明，在这个学校一年后，毕业后就可以去法国留学。
在当时的年轻人心中，出国留学是多么重要的事情，因为这几乎是他们所能想到的，走出一滩死水的唯一希望了！
邓绍昌和儿子对接下来的旅法勤工俭学，都抱着很积极的态度，但是邓小平的母亲淡氏在这件事上，却持反对的态度。
她和儿子朝夕相处了15年，眼下要把他送到远涉重洋、听都没听说过的法国，又怎能不让她牵肠挂肚呢？
淡氏隐隐觉得，如果她这次放儿子离开，只怕今生就再难有再见的机会了。
然而邓绍昌在这件事上，表现出了特别坚决的态度，任凭家里人反对，他依然力排众议，决定送儿子去法国。
邓小平特别的争气，顺利地考上了留学预备学校。但这时他才知道，赴法留学，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虽然父亲平素里不苟言笑，但这次他几乎倾家荡产的支持，让邓小平感受到了，父亲这是在他身上寄托了革命理想：新知识，新世界，新生活。
（《国民公报》关于重庆留法预备学校的报道）
邓小平乘坐“盎特莱蓬”号到了法国以后，很快结识了周恩来、聂荣臻等一批志同道合的同志，成为了有名的“油印博士”。
1922年，邓小平加入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这一年他才18岁。
从此，邓小平开始走上了他那波澜壮阔的革命一生，开始把他的所有精力，与中国劳苦大众的解放事业紧密相连。
回国后，邓小平不是没有寻找家人的机会，然而为家人的安全考虑，邓小平选择了革命大义为先，把对家人的思念之情，深深地埋在了心底。
然而这一切，对他寄予厚望的父亲邓绍昌，却永远看不到了。因为在他有生之年，再也没有与儿子相见。
朱自清的《背影》，描绘了一个老父亲那匆匆离去的背影，让人感受到了父爱，是那样的深沉，从来不曾言语，却是让人泪目的伟大！
在邓小平踏上赴法旅程时，他的父亲邓绍昌，站在身后默默的挥手作别，他没有给儿子留下一个值得毕生追忆的背影。
一百多年后，我们很难想得出，当年邓绍昌在送儿子离开时的复杂心情——也许，对于他来说，倾其所有、尽其所能，把儿子送到一个更光明的地方，他便已经足够了。
至于是否终生与儿子不得相见，邓绍昌是否想过呢？
现实之中，邓小平的父亲邓绍昌有着一个更为落寞的结局。
儿子远赴法国后，在广安的邓绍昌，只能靠着邓小平寄来的一些进步杂志和信件保持联系。令人遗憾的是，这些东西在那个动乱的年代，最终并没有保存下来。
1936年，一身侠肝义胆的邓绍昌，由重庆回广安的路上，在南充被人寻仇杀害。这一年的邓小平，正忙着为中国革命戎马倥偬、无瑕他顾。
此时的他，随中央红军结束长征到达陕北，这年5月担任了红一军团政治部副主任，后担任政治部主任。
一直到1945年，从千里迢迢找上门来的弟弟口中，邓小平才得知父亲早已去世，从此天人永隔，邓小平与父亲的最后一面，就是那个不太清晰的背影......
四、年少离家，原来近乡情怯
从1904年出生到1919年离开，广安始终是邓小平心中难舍的乡愁——这里不仅有他无忧无虑的童年记忆，而且承载了父母对孩子无尽的爱......
1927年，23岁的邓小平回到国内，首站便在西安播撒革命火种，后来到武汉担任中央秘书，积极参加“八七会议”的筹备工作。
值得一提的是，正是从那个时期开始，邓小平不再用原来的名字“邓希贤”，而改名“邓小平”。
革命战争年代风雨如晦，邓小平戎马倥偬，随时都面临着生存的考验，那时的他，没有回到家乡的条件。
新中国成立后，邓小平坐政重庆，主政西南长达3年的时间，这时候离广安不过150公里左右，可以说是近在咫尺，但让人感到奇怪的是，邓小平并没有回家看过。
非但主政3年没有回过家乡，直到邓小平离开人世，他都没有回过让他魂牵梦萦的故乡广安。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为何邓小平不在老年衣锦还乡？
那是因为邓小平之所以受到人民群众爱戴，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他特别的接地气，特别的愿意向人民展示他那普通而又平凡的一面。
邓小平对家庭特别的看重，在卓琳的眼里，他是一个不浪漫但真诚实在的好丈夫。
即便在困难时期，邓小平依然会努力维护全家老小的周全。为了伤残的邓朴方，从来不求人的邓小平，罕见地向毛主席写信，请求组织帮助解决儿子的治疗。
下放南昌时期，他在给汪东兴的信中，很少谈到对自己的要求，但对于家人的关爱，字里行间毫不掩饰。
已经卸任的邓小平，在南巡期间与人谈话时，出人意料地谈到了家庭问题，多次强调“家庭是个好东西。”
邓小平曾多次憧憬过退休后的生活，他最大的希望，“过一个真正的平民生活。”
更何况是邓小平这样一个有血有肉、魅力独具的政治家，就更让很多人感到匪夷所思了。
1986年，邓小平与亲戚在成都相见时谈到此事，已经年过八旬的老人动容不已，他怎么不想念自己的家乡呢？但他给出了不回家乡的原因，主要就是“害怕”，害怕故土带给自己的回忆。
这不仅是离家多年游子的“近乡情更怯”，而且是位居高堂的人民情怀，让他不敢惊动地方。
当然，在这位老人心里，可能也会怕睹物思人、空伤悲切吧！
新中国成立后，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到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先后有9次因工作原因，回到过四川，然而他一次都没有回过家乡广安。
1997年2月19日，在香港即将回归前夕，一颗伟大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他没有能够等到，他亲自倡导的“香港回归”。
从1919年离开家乡，到1997年与世长辞，邓小平78年从来没有再踏上过广安的土地。
退休后的邓小平，拒绝了很多外国政要见面的请求，他希望能够在家里，陪伴在家人的身边。对于看过最高山峰的邓小平来说，家庭才是让他宁静的港湾。
也许，终生未能与父亲相见，是邓小平只能深埋在心底、永远无法碰及的遗憾了。
在他逝世多年后，人们依然能够记得他说过的话：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深的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