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杰出领导者周恩来同志，始终战斗在中华民族抵抗帝国主义压迫和侵略斗争的第一线，但是总理逝世后遗留的一张他亲手题字:“劳山遇险，仅存四人”的发黄照片，却把我们带回到1937年烽火连绵的抗日战争年代，周恩来同志在劳山遇险那惊心动魂的一幕。
周恩来总理
1936 年12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表面上收起了“剿共”屠刀，作出抗日的姿态。但是，他仇视共产党、消灭共产党的立场丝毫没有改变。国民党采取拉拢、武装等办法，收买不同社会层次的土匪。这些人被国民党特务收买后，将过去的打家劫舍、抢夺钱财的霸民欺世行为，变成了有目的的针对共产党、红军的破坏活动。他们暗中收集共产党和红军领导的情况交给军统特务，袭扰边区民主政府，策动红军人员叛变，拦路抢劫红军物资。
周恩来同志劳山遇险，就是受控于国民党甘泉县党部的一支政治土匪队伍所为。这股匪徒的头目叫李清伍，1935年红军占领万泉，李清伍股匪被收编，改编为万泉突击队，李被任命为指导员。在黄龙山金盆湾和黄泥湾一带驻防。但其匪性难改，吃喝嫖赌抽什么都干。1936年东北军奉蒋介石之命围攻陕北红军，他带人杀死甘泉县苏维埃政府主席，投奔国民党甘泉县党部帐下，成为一股地地道道受特务控制的政治匪帮。
1937年4月初周恩来返回延安，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汇报在西安、杭州与国民党和平谈判的情况。并出席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与蒋介石谈判经过和我党对各方面策略方针向共产国际的报告》，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与国民党谈判的主要代表，经常往返于西安和延安之间。这次回到延安，一连住了三个星期。在此期间，他出席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受中央委托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与蒋介石谈判经过和我党对各方面策略方针向共产国际的报告》。
周恩来原定4月24日启程返回西安，再南下庐山。为了周恩来此行安全，保卫处的周兴为处长、杜理卿(即许建国)副处长做了精心部署和准备。派出特务连一个排担任护卫，并分乘3辆汽车同行，护送周恩来。不料，还是引起了潜伏在延安的匪特冯长斗的注意。为了立功领赏的机会。于是迅速将消息送了出去。给周恩来此行西安预伏下危机。
4月24日清晨,根据中央保卫局的命令,特务排一行几十人,按照指定位置，登上了3辆卡车。已经过了预定出发的时间，周恩来、张云逸仍就国共合作新的一轮谈判中的一些问题，与毛泽东主席细心地商讨。见出发部队已等候多时了，周恩来、张云逸与毛泽东商量了一下，决定由特务排长带两个班护送2辆卡车先行。留下副排长陈国桥率一个班随周恩来第二天起程。送走了先行的2辆车，周恩来、张云逸在毛泽东的窑洞继续商谈，连中午饭也是送进去的。一直到午饭以后周恩来才休息。
张云逸大将
4月25日清晨，周恩来仍然神情十足地与送行的中央领导一-握手道别，登上了卡车的驾驶室启程了。周恩来的旁边坐着随从副官陈友才。卡车车箱上是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副参谋长张云逸，机要员管洪才，记者吴涛和4名警卫员等随行人员。临时调往红军驻西安办事处秘书的中央军委一局参谋孔石泉也搭车同往。除此之外就是副排长陈国桥率领的担负护卫任务的一班战士了。
孤车单行，又使这次行程增加了几分险情。周恩来乘坐的这辆敞篷卡车开出延安，司机老李眼睛紧盯路面，双手紧握方向盘，一会减油，一会加档，汽车急速而行又平稳地飞驶着。卡车过去了30里铺，进入了劳山。
劳山是黄龙山的一条支脉，绵延于陕北的黄土高原之上，山脊蜿蜒曲折横穿于延安、甘泉2县之间，沟壑纵横，满山都是梢林和齐人深的荒草，历来就成为兵家的用武之地。这时突然传来一声清脆的响声。“什么声音?”有人警惕地问了一声。“好象是鞭子声响。”刘久洲未假思索地说道。“鞭子声?这里人烟稀少，又不见有放牧的,哪来的鞭子响?”不知是谁疑惑地插了一句。话音未落，接着又是“砰砰”几声。是枪声。有着丰富阅历和战斗经验的周恩来，马上意识到这枪声决非偶然。他断定，遭到了敌人的伏击。周恩来于是命令司机老李，加大油门，快速前进，冲上坝梁，摆脱敌人。司机老李深知情况危急，加大了油门，准备向坝梁冲去。这时，坝梁上的敌人开火了，机关枪，步枪一齐向卡车射来，老李中弹，倒在了方向盘上，车轮随即被打瘪，卡车嗄地一声停了下来。周恩来简短有力地命令道:“下车，散开还击!”车上的人员迅速跳下卡车。（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