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事变始末：经营云南18年，龙云何以被赶下台？矛盾因抗战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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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前十年，国民党中央政府竭尽财力，一心想扩大它的统治区域。到1937年，中国版图的一半已不同程度地受其领导。但是，每个省同重庆中央政府的关系各有特点。有些省，像贵州和浙江，是绝对服从重庆的。另外一些省，如广东，军事长官余汉谋的忠诚度则为重庆深信不疑的省主席李汉魂所弥补。云南则大不一样，很难说它属于这类关系中的哪一种。

1、龙云在云南的统治

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云南的军阀是龙云(1888―1962)。龙云出身于省内最大的少数民族之一的彝族，他很少涉足家乡云南境外。年轻的时候，他参加过活跃在云南的半公开的秘密会社。1910年，22岁的龙云投靠了云南省武备学堂校长唐继尧。唐收下他当了一名学生官，从那时一直到1927年，他们俩星月同升，交相辉映。这位乖巧的学生，终于在1927年发动了一场政变，赶走了恩师，取而代之当上了云南省主席。

到1945年被蒋介石拉下台来，龙云始终是云南政治中的土皇帝。

关于龙云的评价众说纷纭。在有些人看来，特别是国民党中央政府的走卒看来，龙云简直就是一个怙恶不悛的军阀和鸦片鬼。

除了自家和自省的私利外，他对什么都冷若冰霜，他的官僚衙门也是没落腐败的。实际上，如果按照那个时代的标准来看，龙云还算是一个克己奉公、进步廉洁的地方军阀。

他虽没能缔造一个繁荣昌盛的云南，但还是肃清了长期侵扰民生的匪患。虽然他自己无可挽回地沉溺于腾云驾雾之中，但在1934年11月明令取缔毒品种植和买卖后，禁烟获得了很大的成效。从1936年到1937年，云南省政府的财政收入，已经主要来自于矿山工厂，而不是鸦片。

除了现代化的企业外，龙云还对城市环境和公共卫生事业颇有建树。他在这方面获得了名符其实的荣誉。因此，在邻省四川，军阀的横征暴敛骇人听闻，在云南则鲜有所见。龙云似乎赢得了他的大多数人民的拥戴。

抗战以前，他的军队人数只有三四万，经济基础非常微弱。他必须在军阀当道的暗礁浅滩中，谨小慎微，匍匐前趋。小心谨慎，忍让为怀，好自为之，使邻省和他相安和睦，对他敬重有礼。

2、蒋介石对云南的经济渗透与控制

随着抗战爆发，国民党政府节节败退内地，云南和中央政府的关系也就发生了实质性的根本变化。在此之前，云南在中央政府日理万机的军政要务中只占墙头一角，南京也无须强求它对自己恭恭敬敬、俯首帖耳，如今则非同一般。云南是国民党统治区内最重要的省份之一，其地位仅次于四川，它是中央政府人力、财力和物力的关键产区。

因此，在国民党中央政府的眼里，当务之急就是如何稳住云南，使其顺从君命。但是到1939年中，云南同国民党中央的关系几乎接近决裂的程度了。

这种变化事出万端。例如，战争刚刚打响不久，云南就成了国民党统治区通向外部世界的主要门户。1938年，武汉和广州相继沦陷。

不幸中万幸的是，恰巧在这个时候缅甸公路通了车，而且其终点的一头就在昆明!这样才保证了外界的援助没有完全被堵死。不久，两条全天候航线把云南和四川又联结了起来。这样，战争期间，昆明机场简直是中国最忙碌的地方了。它主要应接来往于重庆、香港(直到1941年沦陷)和印度的各式航班，同时，也是美国空军飞越“驼峰”喜马拉雅山后的落脚之处。

在战前，全省唯一的一所大学是名不见经传的云南大学，可是，1938年，全国最出色的三所高等学府，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组成了西南联合大学，再加上其他几所残缺不全的学校，星罗棋布地散落在昆明城内外。一夜之差，昆明从文化沙漠脱胎成知识界、文化界和政界人士施展本领的中心。

自从1935年以来，云南已经跨入了最现代化的工业发展时期。但是，战争又把一批新的工厂安置在昆明城乡内外。负责发展国防工业和重工业的国家资源委员会特别看准了这块地方，它既便利于国民党就近缅甸公路，又远离前线战场。因此，在这儿先后盖起了中央机械厂和电器装配厂。前者于1940年初开始生产发动机和机床设备；后者则在1939年7月就出产铜芯、铁芯、电线、灯泡、电池以及电话。中国银行在昆明开办了棉纺织厂，军令部也设立了一家光学仪器厂。到1939年8月，共有49家企业从华东迁到了云南。

虽然中央政府在1935年11月颁发了币制改革命令，宣布法币(国民党政府发行的货币)是流通国内市场唯一合法的货币。可是，在云南主要使用的仍然是省政府自己开办的新富滇银行发行的钞票。1937年12月，中央银行在昆明开设了分行，业务经营也仅仅局限于办理个人存款和推销军费债券。这种活动很难插足新富滇银行对全省经济的操纵，所以，云南当局也并不把它放在眼里。

但是，到1938年，中央银行借手昆明分行开始发行法币，这就威胁到云南的地位了。于是，新富滇银行赶忙公布云南钞票和法币兑换率，想以此堵住法币的灌入。在1939年5月的几天里，云南方面甚至根本拒绝承认法币。在1939年中，云南钞票还能打些折扣用以结账，到1942年时，法币就支配一切了。

到1939年初，国民党的四大银行，包括中国银行在内，都在昆明和其他城市开办了银行业务。因此，中央政府各大银行的崛起，将无可挽回地削弱云南方面对省内经济的控制。

3、汪精卫叛逃带来的信任危机

正当同中国银行的斗争达到白热化时，1938年12月，汪精卫的叛逃更是火上浇油，加剧了昆明和重庆之间的猜忌。12月18日，汪精卫给自己赋予了和日本人谈判结束战争的使命，他脱离重庆的第一站就是昆明。龙云是一位众所周知的亲汪派人物，眼下，汪精卫当然希望能说服龙云和其他几位西南军事首领，像张发奎等，响应他的和平运动。12月19日，汪精卫同龙云在密室会谈中干了些什么不得而知。

事后，龙云声称他告诫汪说他的计划根本不合实际。可是，重庆却如坐针毡一般，因为在随后的几个月里，龙云的言行举止足以令人担忧他很可能参加了汪精卫的阴谋。例如，1939年1月10日，他竟然明目张胆地不参加在重庆召开的各省首脑会议。香港的一位汪派富翁，辗转送给昆明300万元，表面上说是支持滇省的财政改革计划。

终于，龙云在2月10日向报界发表了谈话，可是含糊其辞。他否认同汪精卫的和平运动有何联系，声称拥护中央政府继续抗击日本侵略的政策。同时，他又补充说如果日本人同意在民族平等的基础上对待中国，他也不反对和平运动。汪精卫去了河内，龙云也没有和他断绝来往。一直到5月2日，汪从河内潜回到国内日占区一个星期后龙云这才正式予以谴责。虽然汪精卫叛逃的闹剧很快就收了场，但是肯定留下了无穷的后患，它加剧了云南和中央政府势不两立的局面。

4、围绕经济控制权的斗争与谈判

为了争夺云南日益扩大的对外贸易控制权，一场新的冲突又爆发了。自从汉口和广州沦入敌手后，国民党统治区的对外贸易只能通过云南这条渠道。可是云南省府竟然公开与中央当局作梗，向来往货物征收类似厘金的过路税，还美其名曰特别损耗税，这成了云南数量最大的单项财政收入。

此外，云南还自行其是，出口了大批的茶叶、生丝、桐油、各式皮毛和猪鬃。锡是云南主要的出口商品，是省府税收的摇钱树，也是新富滇银行大宗资金的财源。因此，云南方面对此讳莫如深，并且在1938年10月定下规矩，垄断所有锡的出口。结果，在中央政府想统管所有金属物资之前，云南已经捷足先登了。

1939年初，中央政府开始逼近了。2月，国家对外贸易委员会在昆明成立办事处，跟着交通部通知省府除锡之外，它将对云南所有出口物资执行检查。到4月，重庆明令禁止地方政府对其他各省路经云南出口的商品征收特别损耗税。

但是龙云规定任何云南产品，没有领到新富滇银行贸易许可证的，一律禁止出口。这样，只要滇省银行拒绝发放许可证，云南这条出口渠道也就彻底被卡死了。于是，双方在重庆摆开了一轮马拉松式的谈判。昆明来的代表决意要解决的不仅仅是有关对外贸易和锡的争吵，还包括中央政府和省之间一揽子的问题。这时双方的关系像是绷紧了的弦，一拉就断。结果，在四个月里，没有一两锡或任何云南物资运出云南境外。

云南的第二批谈判代表前往重庆后，双方终于在1939年10月12日达成协议。从此以后，云南省全部出口贸易都由国家对外贸易委员会昆明办事处掌握，但是，办事处必须由双方派出的代表联合组成。锡、桐油、茶叶和猪鬃的出口由中央政府垄断：作为赔偿，中央每年付给云南省政府160万元的补贴费。这笔数目也许大大超过了云南方面因为放弃出口权益而牺牲的代价。

5、伴随而来的军警宪特的进入云南

1939年9月，中央政府就决心要勒紧套在各省脖子上的绳索。结果，四川省主席王赞绪被奉派军职出省作战，由蒋介石亲自代理省主席职务。10月，中央又命令云南调遣两个军的兵力去湖南前线；与此同时，中央军却奉旨进驻云南境内。

这项命令直接威胁到了龙云对云南的控制。然而，龙云毕竟是胳膊拧不过大腿，迟至1940年初，中央军的第一个师终于获准在云南驻防，算是一种让步，蒋介石又将龙云晋升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滇黔行营主任。这是一个有职无权的虚位，除了每月取10万元的开办费外，不负任何军事上的责任。

重庆的一只脚已经伸进了门槛，当然要把另一只脚也带过来。到1941年的后半年，中央军已经遍布整个云南，到1943年3月，他们在数量上也大于滇军，占四比一的优势。

1939年9月，三青团在云南建立了支团筹备会。可是，龙云在第二年就禁止他们再去中山大学开展组织分团的活动。他甚至下令逮捕了三青团的几个负责干部，一直到重庆出面交涉后，才释放了他们。确实，龙云和三青团的关系非常糟糕，结果，在1940年4月，一名狂妄的三青团员竟然竭力怂龙云的一位厨师在饭中下毒。

龙云要把国民党中央的特务驱赶出云南，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几乎所有中央政府的企业、军事机构或者党部组织都附带有“统计调查”的业务。他们在省内刺探情报，甚至在滇军内部煽风点火，只是不敢过分出格。

6、不能容忍的知识分子的自由之地

在中央当局的高压迫害下，特别是在1941年香港沦陷，不再是一个政治避难所之后，昆明却成了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伊甸园。曾任西南联大教授和国民参政会会员的罗隆基，抗战期间对国民党政府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以致重庆在1941年恼羞成怒地下令解除了他上述的两个职务。但是，罗隆基反而受到了龙云的礼遇。

194年，当国民党政府坚持要把他驱逐出云南时，龙云一口回绝，并不软不硬地回答说他会严密监视罗隆基的。

罗隆基是1941年成立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领导人之一。事实上，正因为同盟的宗旨是反对国民党的专制独裁，所以龙云才和他一拍即合，交了朋友。此外，一般人都知道，龙云在昆明的公馆有一半充作了西南联大的宿舍。能在这里享受衣食住行照顾的，不是中央政府派来的党徒，而是一些自由主义习气很浓的教授学子。

在云南，更多的政治自由体现在当地的报纸杂志拥有相当的发言权。西南联大的师生们出版了许多小型的刊物，譬如《学生报》，《民主周刊》等等。这些东西，不管在重庆还是在西安，即使他们的政治评论客观、公道、不露锋芒，也休想活过一个星期。除此之外，由省府官办的《云南日报》，有时也是旗开一面，对中央政府的政策予以辛辣的抨击。

熟知龙云的人谁也不会相信他的这种自由开放，除了逢场作戏，给自己捞取一个政治上主动有利的面具之外，还会有什么他念。在云南，对龙云自身的批评不能得到宽容。尽管如此，在八年抗战中，如果不算桂林的话，在国民党统治区内，昆明还是要比其他大城市享有更多的政治自由。国民党当局对龙云的最大的怨恨之一，就是他“窝藏左倾分子，结果把昆明变成了共产主义的温床”。

7、最后的决裂——昆明事变

早在1945年4月，蒋介石已经决定要把龙云从云南撵走。就目前所知道的情况来看，他的第一步棋是把杜聿明将军召回了重庆。杜聿明当时任昆明警备司令部司令，是蒋介石的亲信将领之一。

要不是日本人突然投降，蒋介石的这场驱龙政变大概早在8月中旬就见报了。5月，蒋介石召见了祖籍云南但是属于CC系骨干的李宗黄，叫他准备就任云南省主席的职位。8月9日，杜聿明又一次返回重庆和蒋介石面谈，大概是接受了发动政变的最后一道金牌。但是，恰好在这个时候，蒋介石得知日本人已经决定投降。这样，政变也就推迟了6个星期。

在这段时间中，各种小道消息已经绘声绘色地传播开来，说蒋介石正准备解除龙云的云南省主席职务。确实，龙云也在8月份对一个美国人说，如果重庆想逼他下台的话，只需要发一纸命令就行了，大可不必搞得神乎其神，因为他根本无力抗命。

正是由于这种听天由命的态度，使龙云一头栽进了蒋介石的诡计之中，得不到有效的军事支援。也许他早已从各方面的暗示中了解到了蒋介石的意图，于是他请求重庆派他的4个师的部队，由他的亲信助手卢汉指挥，去印度支那接受日本人的投降。9月中旬，在这批部队出发之后，龙云也就完全失去了自己的军事后盾。这时，连正规军加县保安队，龙云一共只有9000人的兵力可以护驾。

到10月初，戏终于开了场。10月2日，在夕阳西照的时刻，李宗黄和一批经过筛选的大小官员带着蒋介石的手谕飞临昆明。杜聿明将手谕转交给了龙云，并且宣布撤除他在云南的所有党、军职务，调任军事参议院议长。

同时，杜聿明还向龙云传达了另一项命令，即由他来接管所有的滇军部队。3日凌晨四五点，龙云突然被一阵阵枪声惊醒。他迅速穿好衣服，起床一看，这才发现中央军的精锐部队第5军已经把他的住宅包围得水泄不通。

在无可奈何之下，他只好和两名警卫化装成平民百姓，从一所边门偷偷地溜了出去，潜逃到半里开外由工事和重兵把守的滇军司令部。

在一天激战之后，龙云已经寡不敌众，他唯一的希望就是能够获得外界的增援。于是，他打电话给附近各县的县长，要他们向昆明进军。同时，龙云的儿子也带着一旅的部队从二百里外的昭通火速撤回昆明。在这些增援部队赶到之前，龙云使用了缓兵之计。他告诉进攻者，他愿意去重庆，但他希望能够等卢汉将军从河内回来，接替他的主席职务。

但是，龙云的拖延引起了蒋介石的不满，他害怕抵抗再持续下去的话，就会刺激其他各省的首领。因此，蒋介石限定10月5日是龙云到重庆的最后期限。与此同时，龙云期望的增援部队并没有到达。因为杜聿明已经切断了所有的电话线路。龙云的儿子也在离昆明四十里外的地方遭到了中央军的围歼。了解到上述情况后，特别是通过同宋子文和何应钦的谈判，龙云只好束手投降。因为何应钦曾经告诉他，蒋介石的忍耐是很有限的。10月6日下午，龙云飞往重庆。

8、昆明事变的后遗症

1945年11月，当国共谈判出现了明显的破裂时，昆明的师生员工开始抗议示威，反对内战。他们非常嫉恨国民党大权独揽；此外，经过长期的战乱之后，他们又非常渴望有一个和平、安定的生活环境。因此，他们对重庆政府的指责要远远超过共产党。

中央政府的打手们对这些抗议和随之而来的示威，自有一套高压手段。在著名的“一二·一“事件中，特务们用手榴弹炸死了四名学生，用匕首刺杀了另一名，还伤害了无数同学。七个月后，民盟的领导人李公朴、闻一多又惨遭暗杀(1946年6月)。

过不了多久，逼走龙云的后遗症在东北也显露了出来。在1945年8月被派往印度支那的云南部队很快发现，他们上了中央政府的当。因为把他们调出云南，只是为搬走龙云扫清道路。而现在，在国民党政府的眼里，这批五万云南子弟兵已是无家可归，他们誓死效忠的司令长官已在重庆受到监禁。因此，当他们完成了在印度支那的使命后，不是凯旋回到故乡，却被发配到东北同共产党打内战。

在东北，共产党利用了云南部队的这种怨恨情绪，不厌其烦地对云南人说，蒋介石不怀好意，把他们当炮灰，而云南却在中央政府的统治下民生凋敝，以致他们的父老乡亲“都不堪忍受”。这些宣传是卓有成效的。1946年3月，云南部队第60军第184师全部奔向了共产党。从此以后，国民党将领就对第60军剩下的官兵心怀敌意，在各部队中派了特务，还把他们和国民党的嫡系师混编在一起。

尽管如此，1948年10月长春战役中，第60军又大批哗变，投降了共产党。

这支部队的长官曾泽生将军就在投降通电中公开声明说：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设下骗局，借口接受日本人的投降，把我们全军派到了河内，而他趁机发动昆明事变，为了清除他的政敌可以不惜牺牲云南的百姓。"

到了内战的最后一刻，当国民党土崩瓦解时，云南的主要首领完全站到了共产党而不是国民党一边。1948年12月，龙云在度过三年的荣华富贵后，神秘而奇迹般地从南京逃往了香港。接着，他又于1950年来到了北京，担任国家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从1945年12月到1949年，卢汉担任了云南省主席和省警备司令的职务，表面上看，他对国民党政府是竭力取媚讨好。可是，当1949年底，蒋介石准备在西南建立最后一个反共基地时，卢汉却拒绝合作。

结果，蒋介石不得不放弃他在大陆的最后一个落脚点，退居台湾。共产党夺取胜利后，卢汉留在了大陆，和其他英雄一样，他被授予一级解放勋章，作为他对中国革命所作贡献的奖励。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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