桥梁专家茅以升：原配抑郁而亡，6个子女无一送终，至死不被原谅

他是出身名门世家的翩翩才子，却放弃奢侈生活投身救国事业。

他在抗日战争中立下汗马功劳，更是带头设计、建造了我国第一座现代化大桥——钱塘江大桥，为我国桥梁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祖国巨星，晚年的家庭生活却狼狈不堪。

原配妻子抑郁而亡，在悲痛中离世，自己临终前6个子女无一送终，至死都不被原谅。

他叫茅以升，我国著名的桥梁专家。

他的婚姻生活，就像曾经为之骄傲的钱塘江大桥，付出无数汗水设计建造，却又亲手毁于一旦。

而这一切，都要从他的理想，与原配妻子的结合说起。

才华横溢的君子，走廊与桥墩

按照现在的说法，茅以升确实是个才华横溢的富二代。

1896年1月，茅以升出生在1896年1月，茅以升出生在江苏镇江的一个书香家庭，他的祖父曾考上举人，创办了《南洋官报》，是镇江家喻户晓的名士。

茅以升出生不久后，父亲就带着一家人搬迁到南京定居，在那座历史悠久的古城中，他度过了快乐而短暂的童年时光。

得益于优良的家风，父母对茅以升的要求很是严格，当同龄人还在无忧无虑玩耍时，他就已经拿着《子弟规》在学习了。

高高厚厚的墙内，经常能听到茅以升稚嫩的读书声：“弟子规，圣人训，首孝悌，次谨信，泛爱众，而亲仁，有余力，则学文…”。

在父母的精心教导下，茅以升的学习天赋早早就被挖掘出来。

在用一年时间完成私塾的学业后，7岁的茅以升，被安排到当时国内第一所新式小学——思益学堂读书，两年后，他又成功进入了江南商业学堂。

显赫的家世没让茅以升沾染上半点不良风气，反而有着优秀的修养，许多长辈都称他是翩翩君子，性格温润如玉。

那时，官途已经明显没落，父母希望茅以升能从商，可善于独立思考的他，却隐约感觉到这条路不适合自己。

不喜从商的茅以升，虽然拒绝了父母的要求，但也不清楚自己的目标在何处，直到10岁那年，一场意外的发生，才让他确定了自己的人生目标。

这一年的端午节，人们纷纷站在河边的桥上看龙舟比赛，结果站在桥上的人太多，导致桥梁被压塌，许多人因此丧命，而茅以升因身体不舒服就没去，幸运地躲过了一劫。

得知这件事后，他在庆幸之余却又倍感沉重：“为什么我们自己的桥梁质量会那么差？”

满怀志气的茅以升，因为这件事，暗暗发誓一定要造出最结实的桥，从那天开始，他就开始有意收集书上桥梁的图片，将它们保存起来，作为借鉴。

学习的日子枯燥无味，但茅以升却乐在其中，他始终没有忘记那场“断桥悲剧”，化悲痛为动力，一点一滴地学习着桥梁知识。

茅以升读的书越来越多，成绩也越来越好，就连珍藏的桥梁照片，也从最初的几张、几十张，慢慢积累成厚厚的一本。

时间无情，转眼间，茅以升已经是17岁的俊俏小伙，俗话说“先成家后立业”，看着日渐长大的儿子，茅以升的母亲着急不已，开始帮他四处张罗婚事。

1912年，在姨母的撮合下，茅以升与大自己一岁的戴传蕙见了面，谁都没有想到，两人居然一见钟情。

和茅以升的出身相似，戴传蕙的家庭背景并不差，其本人也是有名的大家闺秀，不仅才貌双全，更是识大体，孝顺长辈。

两人第一次见面时，身材高挑，气质优雅的戴传蕙，给茅以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相亲”结束后，父亲问他对女方的感觉怎样，茅以升有些腼腆，红着脸说：“我感觉她还不错，就是不知道她如何看我。”

“之子莫如父”，茅以升的心思，父母都看在了眼中，自然也乐见其成，同年，在茅戴两家的商议下，17岁的茅以升和18岁的戴传蕙，踏进了婚姻的殿堂。

尽管这场婚事属于包办婚姻，但茅以升和戴传蕙对此却并不反感，两人婚后的生活和谐幸福，1913年更是生下了第一个孩子茅于越。

而戴传蕙也无愧于大家闺秀的称呼，照顾长辈，体恤丈夫，都挑不出半点不足，甚至就连家里大大小小的活，她都自己动手完成。

茅以升曾对朋友说：“倘若我是桥梁上的走廊，那么传蕙就是桥下的石墩，没有她，也就没有我。”

悲苦的婚姻生活，看不见的桥墩

茅以升并不知道，埋藏在水下的桥墩，有时候所受的困难，桥上的走廊不一定看得到。

戴传蕙心里全是茅以升，而在茅以升眼里，妻子和事业各占一半，有时还是后者居多。

一心求学的茅以升，对家里很多事都无暇顾及，得益于妻子的贤惠，他才能有一个安稳学习的环境。

1916年，从西南交通大学毕业的茅以升，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获得美国留学的机会，在到达美国的第一年，他就成功拿到了康乃尔大学桥梁专业硕士学位，两年后又获得了卡耐基梅隆大学的博士学位，成为该校第一名理工博士。

茅以升3年来的成就，戴传蕙都看在眼里，欣喜万分，可对丈夫的思念，却又让她饱受折磨。

不知道戴传蕙经历了怎样的孤独，才能熬过那几年孤身一人的苦楚，但可以确定的是，这不过是她一生悲剧的开始，此后几十年，她一直饱受对丈夫担忧的痛苦生活。

茅以升把“报效国家”视为己任，这本是一件好事，可对于肩负着家庭责任的男人而言，一旦因此忽略了家人，势必会酿成悲剧。

尽管能和丈夫住在一起，可对于戴传蕙而言，这样的日子备受煎熬，她每天忙完家务，剩下的时间就是不断祈求上天，保佑丈夫平安归来。

桥梁修建工作带着极大的危险性，尤其是茅以升“毫不顾忌”的性格下，危险更是被无限拉大。

茅以升担任江苏省水利局局长期间，有一年就曾发生洪灾，导致几万人流离失所，而作为水利局局长的他，身先士卒冲在了灾区前线，好几次因此差点回不来。

戴传蕙对茅以升的爱有多深，内心的担忧就有多大，她知道自己劝阻不了丈夫，只能默默独自承受着巨大的痛苦。

茅以升没有发现，妻子的头上多了几丝白发，眼角也有着挥之不去的忧愁，压在她身上的重担，除了家庭以外，还有对丈夫工作深深的担忧。

戴传蕙身上不堪重负的压力，在茅以升主持建造钱塘江大桥期间，爆发了。

1934年，接到修建钱塘江大桥任务的茅以升，开始早出晚归，就算回家吃饭，也是匆匆扒了两口就出门。

那个年代，我国尚未有过成功的现代化大桥修建经验，而作为首例的钱塘江大桥，其困难和危险程度之大是难以想象的，可以说，茅以升背负着极大的压力。

看着魂不守舍，满脑子都是修桥的丈夫，戴传蕙更加担心了，打听丈夫消息成了她每天必做的一件事，生怕发生意外，有时候茅以升晚上没回家，戴传蕙就彻夜睡不着，整个人处在失眠焦虑的状态。

尤其是在听到丈夫立下“军令状”，修不好桥就要投江殉职的消息后，戴传蕙简直一只脚踏进了绝望，因此患上了精神分裂，几度写下遗书，想要自杀。

茅以升就像桥上的走廊，只看见了露出水面的部分桥墩，看见自己回家时妻子欣喜的笑容，却对这笑容背后的苦难，一无所知。

奢求的阳光，甘为石墩

人生最卑微的爱情，莫过于我愿化身桥墩，助你登上辉煌，却别无所求。

在漫长而艰苦的折磨中，戴传蕙崩溃了，被送到医院治疗，她像暴风雨中瑟瑟发抖的小鸟，等待着丈夫的慰籍。

听说妻子病倒的茅以升，连夜赶回家中，看着眼前消瘦的佳人，他突然感觉自己就像一个过客，采收了戴传蕙这朵花的全部精华，却对她不管不顾。

茅以升想留下来好好陪伴妻子，但建桥工作的进程，却又在不断催促他离开，两难之中，他只好选择更为重要的事情，在医院停留几天后，忍痛离开。

戴传蕙满心的期待，总算是换来了丈夫的一丝希望，顽强生长的野草，凭借着一缕阳光，成功熬过了漫长的冬天。

钱塘江大桥建成不久后，戴传蕙的病就痊愈了，因为完成工作的茅以升回家了，她不需要再为丈夫而担心。

这短暂而温馨的日子，成为戴传蕙人生最幸福的时光，此后随之而来的抗日战争，又让一家人的生活回到原点。

战争时期的修桥工作比平时更艰难，钱塘江大桥更是成为了重要的战略点，兵家必争之地，为了不让日寇使用，这座桥仅仅投入使用三个月后，就被炸掉。

而炸桥的人，就是一手建造这座桥的茅以升。

把自己引以为傲的作品摧毁掉，这对于茅以升来说，无疑是一种痛苦，但为了国家，他还是毫不犹豫地做了。

因为这件事，茅以升还大病一场，看着躺在床上痛苦万分的丈夫，戴传蕙内心焦急不已。

她明白：桥就是丈夫的命，无论如何都不能阻止丈夫修桥，自己唯一能做的就是成为丈夫事业的桥墩。

而事实上，戴传蕙也确确实实做到了“桥墩”的责任。

与茅以升携手生活的56年里，她不但为丈夫生下6个子女，而且还将他们培养成才。

茅以升常年在外工作，少有回家，在缺席了妻子生活的同时，也缺席孩子们的童年，但戴传蕙对此却无怨无悔，甚至还告诫孩子：“不要埋怨你们父亲，他是在为国家做贡献。”

得益于戴传蕙的良苦用心，这个简陋的家庭，在她的缝缝补补中，度过了一年又一年，相安无事。

戴传蕙想着，熬一熬就过去，等到丈夫年老的时候，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四处奔波了。

她坚信，自己与丈夫的幸福生活，终有一天会到来。

可有时候，一厢情愿的期盼，换来的却是等同的绝望。

绝望，悔恨一生的错误

茅以升一生极少犯错，但有一个错误，却让他悔恨终身。

那是1946年，因为工作需要，茅以升被调到上海，而戴传蕙和孩子则留在了南京老家。

或许是失去了妻子的陪伴，内心感到空虚，又或是抗拒一成不变的生活，以往神采奕奕的茅以升，这一次却显得有些心不在焉。

朋友担心他不适应当地的生活，于是便介绍了权桂云给茅以升认识，那时，茅以升已经50岁了，而权桂云只有21岁。

朋友的初衷是好的，他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让茅以升多一个可以说话的人，解解闷。

然而，当一个远离妻子，内心孤独的男人，碰上一个对自己仰慕已久的年轻女子时，纯洁的友谊很容易就变了味。

相比于“人老珠黄”的戴传蕙，正值年轻的权桂云不但风华正茂，而且说话也温声细语，她就像一阵风，吹进了茅以升的心，让其久久无法平静。

最终，在日复一日的相处下，茅以升短暂地忘记了远在南京的妻儿，和权桂云同居到了一起。

两人在上海建立了一个“小家”，让茅以升在这个陌生的城市里，感受到久违的家庭温暖，尤其是在权桂云为其生下一个小女儿后，他更是一度把整颗心投入其中。

但“名不正，言不顺”的日子，终究难以过得安稳，时间一久，茅以升就开始担心起来：如果妻子戴传蕙知道了，该有多么痛苦。

于是，他只能更加小心翼翼地将自己与权桂云的恋情藏起来，像玩捉迷藏的孩子，祈求不被妻子发现。

戴传蕙确实没能发现丈夫的异常，她对茅以升无比放心，甚至放心到曾说：“嫁给他最大的好处，就是不用担心他会沾花惹草。”

那几年，戴传蕙依旧生活在对丈夫的担心中，而茅以升也在提心吊胆里的日子里艰难度日。

戴传蕙心里依旧全是茅以升，而茅以升的严重，除了事业和妻子之外，却多了一个无法告人的“小家”。

两条相交的线条，一旦其中一条改变了轨迹，就注定无法再回到交点。

抑郁而终，悲凉晚年

纸终究包不住火，天底下没有不漏风的墙，内心的负罪感，最终还是让茅以升难以承受。

解放后，全国实行一夫一妻制，而深知瞒不了多久的茅以升，最终决定向妻子坦白，但考虑到戴传蕙的身体，他只能慢慢寻找着机会。

终于，机会来了。

一天，茅以升的一位朋友因为养外室的事情曝光，被刊登在报纸上，他决定用这件事试一下妻子的态度。

从未想过这种事会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戴传蕙，秉承着所学过的传统知识，下意识和丈夫说：“应该是外室的问题，或者说妻子逼得太紧了。”

听到这句话的茅以升，认为妻子能够接受这种事，于是把自己的事情全盘托出，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听完后的戴传蕙，彻底呆住了。

刚结婚时的甜言蜜语，丈夫犹在耳边的誓言，几十年来的辛苦付出，这些美好的事物，在“养外室”面前，却成了莫大的嘲讽。

戴传蕙觉得自己像是一个跳梁小丑，被丈夫戏弄，她满腔怒火，可多年来的教养却不允许她对丈夫大吼大叫。

戴传蕙疲惫不堪地说：“我像一棵拼命往上长的树，渴望见到阳光，虽然长得慢，但总归有希望，可现在我的根却烂了，再也爬不了了。”

她没有对丈夫说出一句责怪的话，就一直安静地坐着，任由绝望和悲伤将自己吞噬。

从那天起，戴传蕙的病情更加重了，精神分裂也日益严重，头发像失去生机的野草，大把大把往下掉。

这场婚姻里的背叛，成为压垮戴传蕙人生的最后一根稻草，在爱恨交加中度过了余生。

每天早上，她照常送丈夫到门口，目送他离开，眼里满是不舍，她害怕茅以升工作会出意外，更害怕丈夫在外有了家庭，会舍弃这个最初的家。

多年的辛苦操劳，加之孕育6个孩子的损失，让这个一生悲幸参半的女人，痛苦不堪。

1968年的一天，戴传蕙如往常般睡下，隔天早上，茅以升喊妻子起床，却发现年迈的妻子，早已悄然走向了人生的终点。

为家庭累垮身体，为丈夫担心一辈子的戴传蕙，带着对茅以升的失望，抑郁而终。

而这，也是茅以升悲凉晚年的开始。

父子反目，遗憾收场

戴传蕙的去世，成了茅以升的心病，怀着对妻子的愧疚，他编写了《蕙君年谱》，将自己与妻子的一生都记录进去。

于此同时，无边无际的愧疚感，让茅以升开始反思，认为自己已经对不起戴传蕙了，不能再对不起权桂云，于是，他决定弥补这对母女。

但让茅以升没有想到的是，做得多错得多，正是这个弥补，让他与原配妻子的6个子女，彻底决裂。

茅以升和6个孩子说自己想要续娶，子女们听完也表示支持，可一说到对方的名字，却纷纷表示不同意。

“权桂云”这个名字，已然成为了6个孩子心头的刺，在他们看来，倘若同意父亲和她们在一起，那便是对母亲的不忠。

遗憾的是，茅以升听不进去孩子们的意见，满心愧疚的他，最终还是把权桂云母子接到了身边，而这也导致了他与6个孩子再无往来。

茅以升犯下的种种过错，或许戴传蕙能够不去计较，可孩子们却始终无法释怀。

大儿子茅于越更是愤怒喊道：“你要是敢接她们母女过来，我就敢和你断绝关系。”

愤怒的嘶吼，像无助的野兽，吼出了母亲一生的心酸，吼出了父亲的失职。

茅于越对父亲的埋怨由来已久，出生时茅以升不在身边，之后又缺席了成长的岁月，种种父爱的缺失，让他早已心怀不满。

而戴传蕙去世时，茅于越又因为在国外，没能送母亲最后一程，更是因此将对母亲的遗憾，化为怒火发泄在父亲身上。

而另一边，权桂云朝思暮想的“正室生活”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美好，大半辈子存活在茅以升庇护下的她，却始终弥补不了丈夫的遗憾，这让她的内心痛苦不已。

她始终是个局外人，融入不了茅以升与戴传蕙的爱情中。

1975年，权桂云也带着遗憾离开了人生，留下女儿茅于麟独在人间。

三个人，两个家庭，最终遗憾散场告终。

人生如桥，余留空谈

茅以升弥留之际，曾最后一次登上钱塘江大桥，满脸愁容地望着桥上的风景。

这座举世闻名的桥梁，贯穿了他整个人生，亲手建造，又亲手摧毁，之后又再一次修复，但他的婚姻却并未像这座桥，毁而复修。

或许他内心也有感慨：建桥这么难的工作，都让自己做到了，爱情和亲情这么简单的事情，却被自己毁的一干二净。

在长子的影响下，戴传蕙6个孩子纷纷与茅以升断绝往来，茅于越更是远走美国，定居海外，就算回到家乡，他也未曾踏进家门，而是选择住在宾馆。

茅于越淡淡地说：“我已经没有家了。”

1989年11月12日，北京的一家医院中，93岁的茅以升正安静地躺在病床上，呼吸薄弱。

寒风呼啸的冬天，是老人们最难熬的季节，亦如埋藏在地下的种子，要么冻死，要么熬到来年的春天。

看着病床上奄奄一息的老人，人们心里隐隐明白，这一关，怕是很难熬过去了。

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茅以升依旧频繁地望着病房的门口，不停地念叨着大儿子的名字，期待6个子女的到来。

只是，茅以升的期盼落空了，他至死没能得到6个孩子的原谅。

一旁的小女儿忍不住流下了泪水。逝者为大，她不忍心看着父亲带着遗憾离世，终于，小女儿掏出那张事先伪造好的谅解书，递到他的面前。

茅以升仔细地看着纸上的内容，泪水就像失控的水龙头，一直往下流，不久后，他闭上了双眼，走向生命的终点。

没有人知道，茅以升是否清楚那封谅解书是假的，但对于他来说，这场闹剧算是落幕了。

是非过错，终究随着岁月化为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