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筹集经费，她与丈夫卖掉6个月大的儿子，人们从悼词中才知此事

　　1935年，对于党组织来说是最艰难的一年，大部队在长征途中被国军围追堵截，险象环生；留在根据地打游击的同志们被白色恐怖笼罩，艰难求生；而在白区做地下工作的同志们，也是困难重重。

　　1935年2月，上海中央局遭到破坏，以书记黄文杰为首的30多名同志被捕，损失惨重，3月，以刘仲华、贺昌之、浦化人为首的三人团组成组成上海临时中央局，可惜的是，7月，中央局再次遭到破坏，不仅40余人被捕，就连一些组织机构、人员情况、联络地址等重要文件被敌人搜去，上海临时中央局结束。

　　上海中央局的破坏，也让很多同志与组织失去了联系，负责直隶、山西、山东、河南、内蒙古、满洲等地地下工作的北方局便是如此。

　　更不凑巧的是，当时的华北遭遇大旱，赤地千里，与组织失去联系，没了经费来源，让当地同志陷入困境，其中压力最大的，就是时任北方局局长兼河北省委书记的高文华和他的爱人贾琏。

　　当时，贾琏负责省委财政工作，组织活动要经费，交通员出差要出差费，房东又催缴房租，虽然高文华想方设法联系其他地下组织，也曾带着同志下乡斗地主、吃大户，但在天灾面前，地主家也无余粮，此举收效甚微，有同志甚至被饿的提不起步子。

　　长期的劳心劳力，也让高文华患上肺结核，经常吐血，没钱买药只能喝盐水消炎，他们的两个年幼的女儿，也常常吃不饱肚子。

　　一次，两个女儿饿得实在受不了了，便偷偷在外面捉蝗虫吃，就因为这，高文华一气之下，动手打了两个女儿，原因无他，他们的公开身份是商人，有钱人家的孩子怎么会吃蝗虫？这样可能会暴露身份。

　　见丈夫日渐消瘦，贾琏心疼不已，决定把挂在门口充门面的腊肉取下给丈夫补身体，但却被高文华制止，因为这块肉，是他们用来充门面的。

　　苦苦思索，却寻不到经费来源，贾琏想起了自己的三个孩子，当时，高文华和贾琏的两个女儿，一个11岁，一个8岁，而他们的儿子才6个月。

　　在旧社会，女孩儿被卖，命运大多凄苦，而儿子就不一样了，基本都是被买回家传宗接代，于是，夜间贾琏找丈夫商量此事儿。

　　这是高文华、贾琏夫妇唯一的儿子，白白胖胖甚是可爱，夫妻二人是百般不舍，可为了革命，为了组织，他们只能含泪将这个孩子卖掉。

　　几天之后，这个孩子被卖给了唐山一个女工，贾琏亲自在“卖后不相往来，不能探望”的契约上签上名字，作为母亲的她，当时她的心有多痛，可想而知。

　　这个儿子，被卖了50块大洋，就靠着这50块大洋和其他同志筹集来的一些钱，高文华、贾琏夫妇不仅维持了北方局半年的开支，而且在1935年12月，北方局和河北省委还指导了“一二九运动”，将中国人民抗日民主运动推向了高潮。

　　只是，除了少数几人，大家都不知道高文华和贾琏夫妇在这段时间付出了什么，当有人问起二人的儿子，贾琏总是沉默不语。

　　其实，这已不是高文华、贾琏夫妇为革命卖掉的第一个孩子。

　　高文华，原名廖剑凡，湖南益阳人，父亲是位文人，早年间参加同盟会，后在益阳县立国民小学教书。

　　因家境贫寒，高文华13岁便在一家豆豉坊当了学徒，后来又去杂货店当店员。

　　贾琏比高文华大2岁，高文华的父亲，与贾琏的父亲是至交好友，二人从小就定了娃娃亲，16岁时，贾琏的父亲病逝，家庭陷入困境，于是把贾琏送到廖家当童养媳。

　　对于贾琏，起初的高文华并不满意，一是抵触包办婚姻，二是贾琏的文化低，并不符合高文华的择偶标准。

　　初到廖家的贾琏，处境很不好，不仅高文华对她冷淡，就连婆婆也看不起她。

　　当高文华的父亲知道这件事儿后，把贾琏送到益阳县立女子学校学习，在这里，贾琏不仅学会了缝纫等生活技能，也接受了新思想，投身反帝爱国运动。

　　而高文华，则在14岁的时候，去了长沙一家电灯公司当工人，并在1922年，进入毛泽东、何叔衡创办的湖南长沙自修大学。

　　随着学识的不断提高，高文华也明白一个道理，包办婚姻是父母所为，贾琏没有错，她也是受害者之一，于是，离家几年的高文华第一次提笔给贾琏写信：“……过去我站在封建势力一边欺压你，实在是太不应该了……你要组织女同胞参加社会上的反封建活动……”。

　　一封信，让高文华和贾琏迅速拉近，此后，高文华又先后将《向导》、《先驱》、《新青年》等进步书刊寄给贾琏，贾琏的思想，迅速升华。

　　也是在这一年，17岁的高文华与19岁的贾琏结为夫妇，婚后，贾琏跟随高文华一起，展开革命斗争，这段时期，高文华给自己起了一个新名字“廖去恶”。

　　1923年6月，高文华因领导工人大罢工，返回益阳进入一家针织厂，继续做斗争。

　　1925年，高文华被组织送到广州，并进入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在此期间，高文华参加了著名的省港大罢工。

　　北伐前夕，高文华又接受组织指派，成为“湖南省农民运动特派员”，返回老家益阳组织农协会，开展农民运动。

　　在高文华的努力下，3000名群众参加了1926年的元宵节游行示威，除此之外，高文华还开办平民学校，平民工厂，使益阳群众的思想，得到大大提升。

　　1927年，马日事变爆发，高文华无奈离开益阳，到湖南石首避难，虽然当时的环境十分恶劣，但高文华并未因此退缩，反而历经千辛万苦到达上海，找到组织，先后在汉口、武汉、汉阳、上海、山东等地展开工作。

　　1932年，贾琏在为高文华生育两个女儿之后，又生下一个儿子。

　　当时的高文华，在上海中央组织部担任“内交科”科长，可当时的形势并不乐观，随着顾顺章的叛变，20多个秘密机关遭到破坏，恽代英、蔡和森等人相继被捕惨遭杀害。

　　在这样的环境下，担任内交科科长的高文华和夫人贾琏，先后掩护瞿秋白、鲁迅、夏姑娘等脱离险境。

　　如此情形，孩子的出生，必定会为革命工作造成困扰，高文华、贾琏夫妇商量之后，决定把出生仅3周的儿子卖到上海育婴堂。

　　不幸的是，这个孩子到育婴堂的第二天便夭折了，这也成为夫妻二人一生之痛，可这种痛苦，在1935年的时候，夫妻二人又经历了一次。

　　“一二九”之后，高文华、贾琏夫妇去了延安，抗战爆发后，又在组织的指派下，前往湖南、重庆等地工作。

　　抗战之后，紧接着解放战争爆发，忙于革命的二人，一直没有机会寻找孩子，直到新中国成立，夫妻二人这才有了空闲。

　　他们先是托人在唐山寻找，然后又委托河北公安局帮忙，最终得到的回复是，他们的孩子在八九岁时，因一场流行病，与养母双双离世。

　　听闻孩子已经离世，高文华、贾琏夫妇有多心痛，可想而知，但关于这个孩子，他们夫妇再未提起，独自忍受着这份痛苦。

　　建国后，高文华先后担任湖南省工业厅厅长、轻工业部副部长、水产部副部长等职，而贾琏，则担任湖南省委妇女委员会委员、北京电业局第一副局长、电力部监察司副司长、水电部水文局副局长等职。

　　虽然夫妻二人的职位并不高，但却在各自岗位上兢兢业业，为新中国做贡献，然而，当浩劫来临时，这对为革命奉献良多的夫妇，都没逃过悲惨命运。

　　高文华被关押在秦城监狱8年，而贾琏，也受到迫害，好在夫妻二人相扶相携，都从这段苦难中走了过来。

　　1981年，贾琏先一步离开人世，享年78岁，临终之前，贾琏还把生前省吃俭用攒下的1万块钱交给组织，作为最后一次党费。

　　在贾琏的追悼会上，悼词中，贾琏卖子换经费的事情，才再次被提及，被大众知晓。

　　1994年，高文华离开人世，享年90岁。

　　其实，在战争年代，像高文华、贾琏夫妇，为革命舍弃孩子的夫妻并不在少数，抗联第三军总指挥李兆鳞害怕孩子的哭声引来敌人，将孩子放到深山；地下党员卢志英，为掩护同志，把出生3个月的孩子挂在枣树上；坚守秘密，眼睁睁看着2岁儿子在自己面前惨死的朱舜华......

　　正是因为这些革命前辈无私付出，才换来今天的幸福生活，如今，他们的事迹，应该让更多人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