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响应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跨过鸭绿江，与朝鲜人民军一起，同以美国为首、由16国军队组成的“联合国军”作战。
中国、朝鲜两国军队联合作战，怎样协调、统一指挥呢？
为了协调、统一指挥中朝军队作战，有效地打击共同的敌人，1950年12月，经中朝两国政府领导人会商，组成了以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中朝两军联合司令部。中朝联合司令部作为中朝军队的统帅部，它指挥百万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同“联合国军”进行了长达两年零9个月的艰苦卓绝的战争，最终迫使“联合国军”在停战协定上签字，为夺取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那么，中朝两军联合司令部是怎样组成的?它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发挥了哪些重要作用?
中朝两军统一指挥问题的提出和商谈
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和朝鲜人民军联合作战，面临一个十分重要的现实问题，就是如何协同、统一指挥的问题。
1950年10月上旬，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前，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共中央，赴苏联就抗美援朝有关问题与斯大林等苏联领导人进行会谈。在此期间，周恩来收到毛泽东关于中共中央政治局再次开会讨论出兵朝鲜问题的电报后，根据毛泽东电报内容，他向斯大林提出了八个请求答复问题，其中之一就是志愿军“进入朝鲜作战，当其与朝鲜人民军配合作战时，在双方指挥关系上应如何解决”。
斯大林当时没有答复这个问题。
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后，10月21日，彭德怀司令员与朝鲜首相金日成在平安北道的大洞会谈时，彭德怀提出，为协调中朝两军作战，希望金日成首相率人民军总司令部和志愿军司令部住在一起，以便随时协商处置重大问题。金日成表示还有许多问题亟待他去解决，派内务相朴一禹作为朝鲜代表住在志愿军司令部，重大问题可通过朴一禹协商解决。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后的作战行动，则请彭德怀指挥处置。
彭德怀与金日成在朝鲜前线（资料图）
通过与金日成会谈，彭德怀了解到：美国军队于9月仁川登陆后，朝鲜人民军的两个军团十几个师被隔断在“三八线”以南，处于腹背受敌的不利态势。北方仅有三个师又两个团的兵力，分散在各地。彭德怀此时感到，对付美国军队和南朝鲜军队的来势汹汹的攻势，
目前只有依靠他指挥的首批入朝的志愿军部队四个军20余万人了。
为了便于中朝两军的协调作战，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即将发布组成命令前，10月24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指出：
志愿军司令部除中国同志外，请与金日成同志商量，以一个朝鲜同志为副司令员兼副政委，或者以一人为副司令、一人为副政委
。
根据金日成关于派朴一禹作为朝鲜代表住在志愿军司令部、重大问题可以通过朴一禹协商解决的意见，10月25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志愿军领导机构设置和主要干部配备问题的电报中，任命朴一禹为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并为志愿军党委副书记。
中国人民志愿军进行的第二次战役，将“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驱逐至“三八线”以南，迫敌转入防御，基本扭转了朝鲜的战局。在此役中，被隔断在敌后的人民军两个军团与志愿军会师，加上人民军在北方的部队，此时能参加第一线作战的人民军已有三个军团共14个师，7.5万人。
这时，中朝两军如何协同作战问题日益突出。再加上苏联驻朝鲜军事顾问的干涉，更有必要解决两军统一指挥问题。
为使中朝军队能够协调一致，有效地配合作战，
在第二次战役期间，彭德怀曾向毛泽东主席和金日成首相提出中朝军队应实行统一领导和统一指挥问题
。
彭德怀提议，希望金日成首相和苏联驻朝鲜大使斯蒂科夫能常驻前方，并由金日成、斯蒂科夫和彭德怀组成党的三人小组，负责决定军事政策和与作战有关的许多现行政策，求得彼此意见一致，以利战争进行。
11月5日，就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战报的发表署名问题，毛泽东致电彭德怀指出：为了达到迷惑人的目的，目前还是不宜以联合司令部的名义发表战报，而应以人民军总司令部的名义发表战报，但在战报中应当有几句提到此次作战有中国人民抗美援朝保家卫国部队（简称志愿部队，对外不称志愿军，对内则称志愿军）参加，并且打得很勇敢。
为了有效解决朝鲜境内作战的统一指挥等重要问题，11月13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征求斯大林对这个问题的意见。电报转述了彭德怀关于朝鲜战况和中朝两军实行统一指挥的建议。
电报强调，
中朝两军现在迫切需要联合指挥，现在的重要问题是朝中苏三国在朝鲜的领导同志们能很好地团结，对各项军事政治政策能取得一致的意见
，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在作战上能有较好的配合，并能依照你的提议有相当数量的朝鲜军队和中国志愿军混合编制在一起(保存朝鲜军队的建制单位)，倘能如此，胜利是有把握的。
由于朝方和苏联驻朝鲜军事顾问瓦西列夫主张第二次战役志愿军应继续向清川江以南追击敌人，不同意后撤几十公里，彭德怀在经过与朝、苏方争论后，立即致电毛泽东主席，如实反映情况。
11月14日，中共中央特派高岗到志愿军司令部，准备与朝、苏方面讨论第二次战役作战方针和有关中朝两军联合作战问题。11月15日，金日成和苏联驻朝鲜大使斯蒂科夫，与彭德怀、高岗商谈第二次战役作战方针问题。斯蒂科夫在会上主张中、朝两军应统一指挥。但会谈对金日成、斯蒂科夫、彭德怀组成三人小组和中、朝两军统一指挥问题未达成协议。
11月16日，斯大林复电毛泽东，表示完全赞成由中国同志来统一指挥朝鲜境内的作战，并将同一电报发给朝鲜首相、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和苏联驻朝鲜特命全权大使斯蒂科夫。次日，毛泽东将致斯大林的电报和斯大林的复电转发给彭德怀和东北军区司令员高岗。
12月初，金日成应邀赴北京。3日，与毛泽东、周恩来就战争问题、政策问题、领导问题、统一指挥问题、军队问题、两党关系问题进行了会谈。关于统一指挥问题，
金日成说斯大林有电报指示中朝军队应统一指挥，因中国志愿军有经验，应由中国同志为正，朝鲜同志为副。朝鲜劳动党政治局会议对此已同意
。
关于中朝联合司令部的领导人，毛泽东告诉金日成，以彭德怀为中国方面推出的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金日成说朝鲜推金雄(时任朝鲜人民军前线司令部司令官)为副司令员，朴一禹为副政治委员，当即确定以后联合命令即由彭德怀、金日成、朴一禹三人署名，对志愿军单独命令仍照以前署名不变。联合司令部，待金日成回国后，与彭德怀商定后即可成立。
毛泽东与金日成在北京亲切会见（资料图）
会谈后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即电告彭德怀和高岗：“现金已回，请彭考虑在目前可否再约金及高至前方开会，并成立联合司令部，望告。”
中朝两军联合司令部正式组成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彭德怀约请金日成首相到志愿军司令部会商中朝联合司令部组成问题。12月6日，金日成电话通知彭德怀，当晚起程，7日拂晓前到大榆洞志愿军司令部，会谈组成中朝联合司令部和联司领导干部配备问题。
当日11时，彭德怀将此情况电告了毛泽东，并说：为便于今后指挥，志愿军司令部须南移至价川或德川以南。待东线战役结束后，请高岗再来前方一次，商谈联合司令部之组成及粮弹等问题。
12月6日22时，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并转金日成，建议金日成和联合司令部及志愿军司令部移至德川以南适当地点为宜，但必须注意隐蔽防空的条件，不可大意。在江界和定州地区的人民军两个军团，请金日成同志速令其接受彭德怀、金雄、朴一禹三同志的指挥，并随志愿军一起向平壤以南出动，配合志愿军作战。
12月7日，彭德怀同金日成在大榆洞就中、朝军队组成联合司令部具体问题进行会谈，根据毛泽东、金日成在北京会谈达成的原则，双方商定：
中朝联合司令部下辖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及朝鲜人民军司令部，但中朝联合司令部不对外公布。凡属作战范围及前线一切联合行动，均以中朝联军总司令部的名义下达之。并决定在数日内组成中朝联合司令部
。
会谈后，彭德怀立即电告毛泽东：本日与金日成会谈甚洽，金日成同意组成联合司令部。已商定人民军第三军团配合志愿军第九兵团作战，由宋时轮指挥。
12月上旬，
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联合司令部(简称中朝两军联合司令部或联司，亦称中朝联合指挥部)正式组成
，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金雄为副司令员，朴一禹为副政治委员。
1953年2月，朝鲜政府又任命崔庸健为副司令员。金雄副司令员作为朝鲜人民军前线司令官在前线指挥作战。朴一禹副政治委员住在中朝联合司令部，协调朝鲜人民军与中国人民志愿军联合作战。中朝联合司令部成立后，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部即派来了一个军事联络组，负责联络、协调人民军和志愿军协同作战有关问题。该联络组直接归朴一禹副政治委员领导。
关于中朝两军联合指挥部的权力和职责，1950年12月8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中朝两方关于成立中朝联合指挥部的协议》明确指出：“为更有效地打击共同敌人，中朝两方同意立即成立联合指挥部，统一指挥朝鲜境内一切作战及其有关事宜。”“朝鲜人民军及一切游击队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受联合指挥部统一指挥。”“联合指挥部有权指挥一切与作战有关之交通运输(公路、铁路、港口、机场、有线和无线的电话和电报等)、粮秣筹措、人力物力动员等事宜。”“凡属朝鲜后方的动员支前、补充训练及地方行政的恢复等工作，联合指挥部得根据实际情况和战争需要向朝鲜政府提出报告和建议。”“凡关作战的新闻报道，统一由联合指挥部指定机关负责编审，然后交朝鲜新闻机关以朝鲜人民军总司令部名义统一发布之。”
中朝联合司令部给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下达的一切命令，分别经朝鲜人民军总司令部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下达
。
金日成（左三）与中朝联合司令部成员彭德怀（左四）、金雄（左一）、
朴一禹（左二）等在一起的合影（资料图）
中朝联合司令部对外不公开。12月8日，中共中央复电彭德怀指出：只能在实际上组织起来。它对外既不公开，对内下达亦只限于军部及独立师师部，但有关作战各事须统一指挥。《中朝双方关于成立中朝联合指挥部的协议》进一步明确：“为保持机密起见，彭德怀、金雄、朴一禹三人署名的命令只限于发给朝鲜人民军总司令部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下达则只转述联合指挥部命令而不提及三人姓名。”
中朝联合司令部下辖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和朝鲜人民军总司令部。中朝联合司令部成立时，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下辖第38、第39、第40、第42、第50、第66军和第九兵团的第20军、第26军、第27军共九个军，以及志愿军炮兵司令部所属的三个炮兵师、工程兵指挥所所属的四个工程兵团，还有一个铁道兵师和四个后勤分部，共30多万人。
志愿军入朝参战兵力最多的时候为19个军，连同空军、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铁道兵等部队，共135万人。朝鲜人民军总司令部下辖第1、第2、第3、第5等四个军团(每个军团相当于一个军)，有三个军团参加第一线作战，一个军团担任平壤防卫任务。还有游击部队。
在中朝联合司令部下面还设有中朝空军联合司令部。为了更好地指挥中朝空军部队协同作战，
1951年3月，经中朝双方协商，成立了中朝空军联合司令部。该司令部隶属于中朝联合司令部，“归联司领导”
。
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司令员刘震任中朝空军联合司令部司令员，政治委员周赤萍(兼)，朝鲜航空局局长王琏、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副司令员常乾坤任副司令员，沈启贤任参谋长，李世安任政治部副主任。中朝空军联合司令部下设作战、侦察、通信、机要、管理5个处和军务、航行、领航、气象4个科。中朝空军联合司令部的主要任务是统一指挥中、朝空军与"联合国军"空军作战。
在朝鲜战场上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某部（资料图）
中朝联合司令部还领导有中朝联合铁道军事运输司令部。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中朝双方共同认为朝鲜铁路必须置于统一的军事管制之下。经过协商，决定在中朝联合司令部领导之下于沈阳设立中朝联合铁道军事运输司令部，“统一计划和指挥战时朝鲜铁路运输、修复与保护等事宜”。“在联合铁道军事运输司令部领导下，于朝鲜境内设立铁路军事管理总局，统一负责执行朝鲜铁道军事管理、运输、修复与保护等事宜”，“联合铁路军事运输司令员及政治委员，由中国同志担任，朝中各派一人至三人任副司令员及副政治委员。军事管理总局局长由中国同志担任，朝中各派一任副总局长”。中国铁道兵团及朝鲜铁道修复指挥机构所属部队统一归军事运输司令部和铁路军事管理总局管辖。
1951年5月，中、朝两国政府签署了《关于朝鲜铁路战时军事管制的协议》。8月，中朝联合铁道运输司令部正式成立
。贺晋年任司令员，张明远任政治委员，刘居英、李寿轩、叶林为中方副司令员，南学龙和另一人为朝方副司令员。
12月，在联合铁道运输司令部之下成立了前方运输司令部，刘居英兼任司令员。中朝联合铁道军事运输司令部下辖的铁路抢修部队有志愿军铁道兵团4个师另1个团，朝鲜1个铁道工程旅。中朝联合铁道军事运输司令部的成立，从根本上保障了中朝联合司令部对交通运输的统一指挥，扭转了战争初期运输被动的局面。
铁道运输司令部组织往前线运输物资（资料图）
为了加强朝鲜东、西海岸的防御，防止美军从侧后登陆，加强东、西海岸中朝军队的统一指挥，1951年9月，中朝联合指挥部分别在东海岸、西海岸成立了东海岸联合指挥所和西海岸联合指挥所。
东海岸联合指挥所由志愿军第九兵团领导机构兼任，宋时轮兼任司令员，朝鲜人民军第七军团军团长李法离兼任副司令员，统一指挥志愿军第九兵团第20军、第27军和第16军的第47师及朝鲜人民军第7军团。
西海岸联合指挥所，由志愿军副司令员韩先楚兼任司令员，朝鲜人民军第4军团军团长朴正德兼任副司令员。统一指挥志愿军第38、第39、第40、第50军和人民军第1、第4军团。东、西海岸联合指挥所成立后，部署海岸防御部队，积极做好反登陆的准备。
从1952年12月下旬起，为了加强反登陆作战的准备，中朝联合司令部进一步加强了东、西海岸的指挥机构
。东、西海岸指挥所改称指挥部，志愿军代理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邓华兼任西海岸联合指挥部司令员和政治委员，以梁兴初为副司令员，人民军军团长方虎山和志愿军第39军军长吴信泉亦为副司令员，杜平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王政柱为参谋长。
为协调指挥各特种兵的作战，西海岸联合指挥部下，设置了空军前方指挥所、海军作战办公室、装甲兵第二指挥所和炮兵主任办公室。东海岸联合指挥部，由志愿军第三兵团部兼任，王近山为代理司令员，中朝联合指挥部副司令员、朝鲜人民军前线司令部司令官金雄兼副司令员，杜义德兼副政治委员，王蕴瑞兼参谋长，刘有光兼政治部主任。
与此同时，中朝联合司令部全面调整了战场部署，进一步加强反登陆作战的力量。担任西海岸防御任务的有志愿军6个军、地面炮兵14个团另9个营、高射炮兵2个团又13个营、16个坦克团，人民军2个军团和1个旅。担任东海岸防御的有志愿军2个军又1个师、地面炮兵两个团另3个营、高射炮兵5个营、1个坦克团，人民军两个军团又2个旅。东、西海岸联合指挥部的成立，加强了反登陆的防御力量，粉碎了美军从侧后登陆的企图，中朝军队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
中朝联合司令部统一指挥中朝军队作战
中朝两军联合司令部成立后，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开始在其统一指挥下，与“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作战。
1950年12月31日，中朝联合司令部指挥志愿军六个军(第38、第39、第40、第50、第42军、第66军)和人民军三个军团(第1、第2、第5军团)30多万人分左、右两个纵队，
向西起临津江，沿汉滩川及“三八线”一带的“联合国军”阵地发起了猛烈进攻(即第三次战役)
。经过七昼夜的连续追击，突破了敌人在“三八线”的防御，歼敌1.9万余人，将敌驱逐至“三七线”南北地区。这是中朝两军联合司令部指挥的第一次战役，是一次比较成功的战役。
第三次战役结束后，中朝军队按照预定计划转入休整。为了统一思想，总结经验，在春季攻势作战中夺取更大的胜利，中朝联合司令部在成川郡君子里召开了中、朝军队高级干部会议。金日成首相出席会议并讲了话，彭德怀司令员作了报告。
中、朝两军部分高级将领在会上发了言。会议总结了前三次战役的经验，分析了形势，提出了下一步作战任务和作战方针。会议正在进行中，“联合国军”于1951年1月25日，在大量空军的支援下，以步兵、坦克组成的多路纵队，对中朝军队阵地进行了大规模反攻。
1月27日，中朝军队被迫停止休整，立即转入防御作战
。面对敌人的反攻，中朝联合司令部司令员彭德怀将中朝军队组成东、西、中三个作战集团，与“联合国军”进行第四次战役。在西线，由志愿军副司令员韩先楚指挥第38、第50军和人民军第1军团(简称韩集团)，抗击“联合国军”向汉城方向的进攻。
在东线，由志愿军副司令员邓华指挥第39、第40、第42、第66军(简称邓集团)，向原州、横城方向实施反击。由联合司令部副司令员、人民军前线指挥官金雄指挥人民军第2、第3、第5军团掩护邓集团集结，并以第3、第5军团在邓集团左翼，向横城东南方向反击。
中朝联合司令部领导中朝军队在第四次战役中，进行了坚守防御、战役反击和运动防御多种式样的作战，历时87天，歼敌7.8万人，胜利地完成了防御任务，赢得了时间，掩护了战略预备队的集结，为第五次战役创造了有利条件
。
1951年4月22日，中朝联合司令部为粉碎“联合国军”在朝鲜蜂腰部建立新防线的计划，指挥中朝军队发起了第五次战役。中朝联合司令部在此次战役中集中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朝鲜人民军15个军近百万大军分东、西两线向“联合国军”突然发起猛攻。中朝军队连续奋战50天，歼敌8.2万余人，粉碎了“联合国军”建立新防线的计划，摆脱了在第四次战役中所处的被动局面。同时，也经过这次战役的较量，迫使“联合国军”对中朝人民军队的力量重新作出估计，不得不转入战略防御并接受谈判。
第五次战役作战经过要图（资料图）
1951年6月以后，在朝鲜战场上，交战双方沿着“三八线”地区形成了相互对峙的局面，战争转入了相持阶段。在此阶段，中朝联合司令部指挥中朝军队先后进行了1951年夏秋季防御战役、反“绞杀战”和反细菌战、1952年秋季反击作战、1953年夏季反击作战等。
由于中朝军队的英勇作战，迫使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于1953年7月27日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
。
至此，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结束，中朝两军联合司令部也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