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逼疯”马斯克，特朗普用谁？

特朗普和马斯克这两位“盟友”间的冲突，呈现出急剧扩大的态势。

据媒体报道，当地时间6月5日，在美国总统特朗普与马斯克开始公开骂战后，马斯克又在社交媒体上公开表态，认为特朗普应该被弹劾。马斯克还爆料称，特朗普在爱泼斯坦文件中，他不敢公开有关材料。

特朗普则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称，马斯克已开始“失去耐性”。特朗普称他要求马斯克离开，并撤销了马斯克强推的电动汽车“强制令”，结果“马斯克疯了”。

两天前，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主导的标志性税收与支出法案，马斯克直言“厌恶”，并抨击这项法案“令人作呕”。

5月下旬，美国国会众议院以微弱优势通过全面税收和支出法案。这项法案计划兑现特朗普的诸多竞选承诺，例如在小费和汽车贷款领域推出新的税收减免，并增加军事和边境执法方面的支出等。

5月31日，马斯克结束了在特朗普政府的任期。不过，特朗普当时并未表现出要和这位盟友“断交”的意思。他表示，马斯克将永远与我们同在，“一路提供帮助”。

在2024年的总统选举中，马斯克一路支持特朗普，捐款数亿美元。特朗普今年1月再度执政后，马斯克牵头组建政府效率部（doge），致力于精简联邦政府机构，削减政府成本。

特朗普和马斯克此番分歧公开化的背后，是其经济团队内部暗流涌动的派系斗争，也体现出特朗普执政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一场围绕权力、信任与政策取向的博弈，正在牵动美国经济政策的神经。

这种混乱和震荡更直接的表现是，美国政府在不到百天里对外掀起大规模关税风暴，打出了一套设计粗糙、目标模糊、节奏混乱的关税乱拳，引发国内外剧烈震荡。

5月3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右）和政府效率部负责人马斯克在白宫举行新闻发布会。图/视觉中国

关税政策突变背后的权力博弈

特朗普政府将关税问题作为其对外经济政策的重心和主战场，对主要贸易伙伴发起轮番攻击，试图颠覆美国对外贸易乃至全球自由贸易体系的底层逻辑。然而，其一系列政策在设计上粗制滥造，在执行、暂缓、恢复的循环中来回横跳，混乱程度令人叹为观止。

例如，1月26日，以哥伦比亚拒绝接收被遣返移民为由，美国宣布对所有从哥伦比亚进口的商品加征25%关税，但该决定仅维持了几个小时便被撤销。2月1日，美国宣布对加拿大和墨西哥进口商品加征25%关税。然而，仅过了不到24小时，就将该征税措施暂缓执行30天。在30天到期后，美国又给予两国进口汽车一个月的关税豁免。3月11日，美国以报复加拿大对美国北部三州加征电力关税为由，将对加拿大钢铁和铝产品的关税提高至50%，但不久后该措施被撤回。3月26日，美国宣布对所有进口汽车征收25%关税，但符合《美墨加协定》的整车和零部件则分别在4月2日和5月3日被豁免加征关税。

4月2日，特朗普政府抛出的“对等关税”计划，成为其政策混乱的集中体现。当日，特朗普宣布美国对贸易伙伴设立10%的“最低基准关税”，并对某些贸易伙伴征收更高关税。该计划以各国对美贸易逆差占其出口总额的比例为基准，简单粗暴地划定关税税率，完全忽视不同国家的产业结构差异和全球供应链的复杂性。

更滑稽的是，就连印度洋上无人居住的赫德岛和麦克唐纳群岛也被纳入征税名单，还有不少美国拥有贸易顺差的国家也被征税，这种“拍脑袋”的做法招致外界对特朗普政府政策专业性的严重质疑。

在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多日大幅震荡下行的情况下，特朗普于4月9日突然收回成命，宣布对“未采取报复行动的国家”暂停实施“对等关税”90天。这种巨大的反转，使全球各国对美国非理性关税政策的担忧不减反增。

自2月以来，美国还巧立名目多次对中国进口商品征税且不断报复性加码，对华关税税率一度高达145%，个别商品被征税率累计近250%。如此离谱的关税政策，显然也没有经过充分的论证。就在对华“对等关税”生效后的4月11日，特朗普就签署备忘录将智能手机、笔记本电脑、半导体制造设备等20类电子产品排除在征税商品类别之外。

在中美经贸团队于5月10日在瑞士进行谈判前夕，特朗普政府官员多次放话称对华税率不会大幅削减，特朗普更表示80%左右比较合适，但美方最终同意将125%的对等关税骤降至10%，令外界感到意外。

特朗普政府在关税问题上的反复横跳，看起来并不是其刻意为之，更像是战略摇摆与政策失灵的必然结果，实则是其经济团队权力博弈的外在表现。自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白宫内部就关税政策分裂为两大阵营，分别是以财政部长贝森特、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哈塞特为代表的温和派与以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商务部长卢特尼克、贸易代表格里尔为代表的强硬派。两股力量明争暗斗，试图争夺特朗普的信任及经贸决策影响力。

温和派对市场反应更敏感，强调将关税作为谈判杠杆而非终极目标，主张根据各国贸易行为的不公平程度，按计划、以不同程度征收关税，并给企业和供应链留出调整时间，其代表人物贝森特也被称作“渐进式关税主义者”。强硬派则坚持全面高关税战略，反对任何形式的豁免，哪怕可能付出经济代价，认为通过实施普遍高关税可以减少美国的贸易逆差，将制造业带回来，其代表人物纳瓦罗被视为关税政策的理论设计师。

而亿万富翁马斯克属于两大阵营之外的“第三方力量”，公开反对关税政策，呼吁美国和欧洲之间实行“零关税”。这引发纳瓦罗的激烈抨击，称马斯克为依赖进口零部件的“汽车组装商”，马斯克则回骂纳瓦罗“蠢得不如一袋子砖头”。

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左）与财政部长贝森特。图/视觉中国

温和派站上前台

从特朗普政府关税政策的演变过程看，其经济团队的权力博弈至少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从1月20日至4月2日。在这一阶段，两大阵营均处于就职之后的角色适应期，双方分歧尚未激化，但立场已有明显分野，强硬派来势汹汹。除了针对个别国家和行业领域的关税政策外，纳瓦罗和卢特尼克极力游说特朗普推出针对所有国家的高关税政策，贝森特等温和派则忙于为特朗普发出的各项关税威胁背书。

不过，就在特朗普多次表示计划于4月2日征收“对等关税”的情况下，贝森特也试图发出相对和缓的声音，表示各国关税数字各异，一些关税可能不会继续征收。这与强硬派寸步不让的姿态有显著差别。但正如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所形容的那样，贝森特就像“被绑住手脚的消防员，眼睁睁看着火烧起来”。

在4月2日“对等关税”方案出台前夕，特朗普曾在普遍关税和对等关税之间摇摆不定，最终选择了两者并行的混合关税政策，但针对世界大部分国家和地区的对等关税税率远高于10%的普遍关税。这表明强硬派总体更占上风。

第二个阶段是从4月2日至9日。“对等关税”政策出台后，在美国国内外引发轩然大波，尤其是金融和债券市场的剧烈震荡，表明华尔街对该政策的不满乃至否定态度。作为华尔街出身的政府官员，贝森特第一时间感受到这个重要信号。在公开场合，他为关税政策辩护，但私下迅速行动，试图推动政策转圜。

4月6日，贝森特飞抵佛罗里达州，当面劝说特朗普调整政策，将重点转向与主要贸易伙伴谈判贸易协议，以防止市场崩盘。9日，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临时会见贝森特、哈塞特和卢特尼克。这场会议成为经济团队权力格局变化的重要分水岭。

据多家美媒披露，贝森特拉拢卢特尼克，伺机进入椭圆形办公室，成功说服特朗普暂停征收部分关税，并通过社交媒体当场发出相关贴文。而彼时纳瓦罗正忙于其他事务，格里尔正在众议院就关税问题接受听证。格里尔与在场议员一同获悉关税政策调整的消息，尴尬处境引发议员现场嘲讽，称他“被人从脚下抽走了地毯”。

这一重大转变表明，贝森特成为特朗普眼里有能力安抚金融界的关键人物。纳瓦罗为首的强硬派则由于打法过于激进而遭受反噬，内部更出现分裂，纳瓦罗本人的影响力也显著受挫。在这一回合中，温和派走上前台，这固然有贝森特等人的功劳，更代表了市场的选择。

第三个阶段是从4月9日后至今。“对等关税”进入90天暂停阶段后，美国迅速开展与主要贸易伙伴的双边谈判，特朗普政府的关税决策格局趋于明朗：贝森特总揽谈判大权并主抓对华谈判，卢特尼克负责与其他国家的具体谈判，格里尔成为谈判助手，纳瓦罗则有点销声匿迹，似乎沦为可有可无的技术顾问。迄今为止，这一权力格局暂未发生实质性变化。

人事即政策

特朗普政府经济团队的分裂，并非始于政策博弈，而是早在权力格局形成初期便已埋下伏笔。纳瓦罗和卢特尼克都是特朗普的坚定盟友。纳瓦罗因拒绝配合对国会山骚乱事件的调查，被定罪藐视国会并服刑四个月。出狱当日，他立刻飞往密尔沃基，站上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的讲台，为特朗普竞选造势。他对特朗普的支持者高呼：“他们可以囚禁我的身体，却无法动摇我的信念。”这种近乎献祭式的忠诚，为他赢得重返核心权力圈的通行证，也巩固了他在关税强硬派中的象征地位。

不过，纳瓦罗最大的问题在于自视甚高，认为其关税理论无懈可击，必然能让对手快速缴械投降，一劳永逸实现胜利。但他低估了现实世界的复杂性和世界各国反抗胁迫的韧性，低估了这种关税打法对美国的巨大自伤，更忽视了特朗普第二任期执政的复杂心态。简单来说，如果美国对外征收关税过高，导致对外贸易大幅下降或直接归零，那么美国就什么也得不到。这是特朗普不愿意看到的，也是他愿意回到谈判桌的重要原因。但纳瓦罗显然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之中，抓不住特朗普“既要又要”的实用主义心理。

与纳瓦罗的“忠诚换权”不同，卢特尼克与特朗普有着多年私交。他曾亮相特朗普的真人秀节目《学徒》，捐赠近1亿美元助力特朗普当选后跻身总统高级顾问和忠诚信徒行列。早在特朗普过渡团队时期，卢特尼克作为过渡团队联席主席就表现十分强势，不断插手新政府人事安排。在财政部长人选问题上，他试图打压贝森特的上位机会，不断攻击其与极左翼金融大亨索罗斯的过往联系，质疑贝森特突然皈依“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经济理念，贬低其对冲基金的历史回报率，企图将其排除在核心团队之外。

然而，卢特尼克的这一波政治攻势未能如愿。随着特朗普扩大财政部长人选的审查范围，卢特尼克影响力迅速下滑，最终仅被提名为商务部长。美媒称，卢特尼克“想成为迷你版特朗普，却没明白只有特朗普才能成为特朗普”。

华尔街出身的卢特尼克，本应属传统上倾向自由贸易的群体，却在关税议题上与强硬派结盟。这导致他左右不逢源，关税支持者认为卢特尼克在意识形态上不如纳瓦罗和格里尔纯粹，华尔街认为卢特尼克在经济事务上不如贝森特专业。这种身份错位让卢特尼克在关税政策的博弈中处境尴尬，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何他虽与纳瓦罗同属关税强硬派，但又与贝森特一同“孤立”纳瓦罗，劝说特朗普调整关税政策。

这一轮人事动荡中，贝森特的权力上升更显独特。在特朗普内阁中，贝森特可谓最不像maga理念代言人的官员。他曾是民主党人、公开出柜的同性恋人士，为亿万富翁、极左翼人士乔治·索罗斯工作近20年，主导20世纪90年代的英镑投机交易为索罗斯获利超10亿美元，并在索罗斯支持下于2015年创建个人对冲基金。他的政治捐款记录也颇具戏剧性，2012年支持奥巴马，2016年同时向特朗普和希拉里捐款。

在此背景下，贝森特能对特朗普产生影响力，关键在于特朗普清楚认识到他能够安抚华尔街情绪。贝森特与华尔街的深厚联系、对投资者心理和市场情绪的精准把握，成为其影响政策走向的重要筹码。贝森特对劝说策略也拿捏得当，不是直接指出特朗普的错误，而是向他说明存在更好的方式实现目标。

此外，贝森特此前与政府效率部负责人马斯克之间围绕国税局人事安排展开的角力，也凸显了他在政府决策中话语权的上升。马斯克在未经贝森特同意的情况下，提议任命加里·沙普利为美国国税局代理局长。贝森特则成功游说特朗普撤销这一任命，并以自己青睐的候选人、财政部副部长迈克尔·福肯德取而代之。

临时“胜利者”

特朗普经济团队当前的权力重组，呈现出“温和派主导台面、强硬派退居幕后”的特征，但特朗普的个人意志仍是决定内部格局的终极变量。正如美国财政部前高级官员马克·索贝尔所言：“特朗普在任何一天说出的话，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最后与谁交谈。今天他听贝森特的，明天也可能听纳瓦罗的。”只要特朗普仍是这场政策博弈的唯一裁决者，每一次关税的加征或撤回，每一次经济团队要员的地位上升或出局，仍将更多取决于“他今天的心情”和“他最后听谁说话”。

贝森特目前正占据关税政策舞台中央，但这种地位能持续多久，仍是未知数。因为其角色本质上并非源自制度性授权，而是建立在特朗普个人“信任”与“需求”的不稳定基石之上。这种影响力本质上是一种交易性的亲近，完全依赖特朗普的短期需求，即当市场波动加剧时，贝森特可以成为安抚华尔街的“救火队长”；当特朗普认为政策风险短期可控、赌徒心理上升，贝森特的地位可能就迅速被纳瓦罗等强硬派取代。

这种权力依附关系，也使得整个经济团队都始终处于不确定性之中。一方面，贝森特与特朗普在沟通上的错位已经出现。在5月初的一次国会听证会上，贝森特公开“拆台”特朗普，坦言“美中之间目前并没有进行任何形式的贸易谈判”。而此前，特朗普在多个场合不断释放美中正在谈判的模糊信号。另一方面，纳瓦罗等强硬派虽然暂时被边缘化，但没有完全出局，仍控制着贸易代表办公室等关键机构。他们对特朗普的忠诚以及在部分选民中的影响力，可能使他们在合适的时机卷土重来。

美国媒体报道指出，若就关税谈判问题询问纳瓦罗、贝森特、卢特尼克和哈塞特，将得到四种截然不同的答复。特朗普非常清楚团队内部存在的分歧，但并未做过多协调和干预，而是让各方“各说各话”，他最终来选定最优方案。因此，无论贝森特，还是纳瓦罗，抑或是卢特尼克与格里尔，都只是某种时刻的临时“胜利者”。而不变的，只有特朗普的不可预测性。

（张腾军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聂未希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实习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