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一说古代书生与百姓

古代书生不是一般老百姓，一般老百姓都是农民，要耕地谋生，而书生要读书求取功名，无论是目的还是追求目的的手段都不同，却有着天然的联系。

书生脱胎于老百姓，或者说是老百姓中的一员。在古代很多朝代，官本位思想盛行。老百姓人数居多，大多以种地为生。商业不发达，商人也不多。最为成功的典型就是官员，而做官的主要途径就是参加科举考试。在隋唐以前，士族阶层世代做官，民间知识精英并不能顺利进入官场。以至于士族阶层腐朽奢靡，最终被推翻。到了唐代，实行科举制度的同时，实行推荐制，算是给士族阶层的遗民们留下了一些好处，也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阶级矛盾。书生写诗、写文章之后，可以投递给王公大臣，以期获得推荐。当然，大部分书生还是要参加科举考试做官的。到了宋代，推荐做官的制度就没有了，只有通过科举考试做官的途径，当然有开国皇帝要赐给有功勋的大臣后代以官职的情况，却不耽误科举考试的正式实行。

考试制度确立起来以后，就会按照这种制度实行。老百姓看到官员们的特权以及福利待遇，知道做官的好处，就要让儿子做书生。一般来说，农民要经过三代以上的积累才能供养一个书生，而书生要考中就会难上加难。全天下的书生多如牛毛，考中的凤毛麟角。做书生不是太难，难的是考中。只有考中了才会获得权力系统的认可，才能获得老百姓的认可。于是，官本位思想流行，以至于人们认为只有考中了，做官了才算是人生最大的成功，不然一切都是庸庸碌碌。

书生也有这种看法，读书的目的就是要考中，要做官。虽然带有赤裸裸的功利属性，但他们还是孜孜以求，要“汲汲于富贵”————有了功名也就有富贵了。做了官之后，书生们迅速丢掉以前修齐治平的政治理想，学会站队，站在政治势力比较强大的一方，同时要按照惯例行事，在过年过节的时候，给上级官员送礼物和银子，同是要拼命搜刮，私自加税、卖官鬻爵，吃了原告吃被告，不然没办法获得银子，也就没办法打点上级了。给上级送银子有好处，就是在出事的时候，上级可以提供有效庇护，而不至于甩手不管。官员们的心思大多用在这些方面，也就和当初做书生时不一样了，尤其是理想和信念不一样，产生了不同的人生轨迹，也产生了不同的生活以及奋斗目标。

即便有为国事操劳的官员也大多没有太大的建树，而是被淹没在官场的迎来送往之中，被淹没在文山会海之中，甚至只是做做样子，例行公事，却不具备净化封建体制的能力，也不具备挽大厦将倾的能力。他们写诗作文都要避讳一些权力因素，不能被皇帝和同僚抓住把柄，也就只能写春花秋月、离情别绪了，不敢随便议论朝政，也不敢为老百姓说句话了。他们嘴里的老百姓只是一个群体概念，并不是指个体，也不是真的老百姓。往往老百姓成了他们借以说事的工具，而不是服务对象。

官员们自动脱离老百姓，民间的书生们也好不到哪里去。他们只是追求功名富贵，却也脱离了老百姓。毕竟，他们属于有知识有文化的一群人，满嘴之乎者也，和老百姓说不到一块去。老百姓没什么文化，不读书，也不识字，要是和书生们说话，就不知道说什么好。书生们读圣贤书，还要背诵，写作，已经完全进入圣贤书的语境之内，还要整天说话带有“子曰诗云”、“之乎者也”，算是学习日常化，甚至走火入魔了，哪里还能和老百姓用同样的语言交流？他们只会和老师和同学用同样的语言交流，甚至和官员也能对上话，说一套官话，算是交流过了，而老百姓根本听不懂官话，也就只能敬而远之了。

即便有书生要为民请命，也不会获得老百姓的理解和同情。“哭庙案”中金圣叹等人要状告知县任维初的贪酷，却被诬陷，斩首一百二十一人。明明是为民请命，却不一定获得理解。老百姓已经习惯了强权的压榨，认为为民请命的书生们是拿鸡蛋碰石头，自寻死路，是不是有些读书读傻了的意思？自古以来就有“民不与官斗”的传统，要是经常干这些事，是不是与官斗落不得好结果？

即便有维新六君子，有辛亥革命，也大多是知识分子发起的社会运动，但并没有发动人民群众，也不会获得老百姓的理解和支持。一般来说，知识分子是社会的精英，却自视甚高，往往跑得过快，和群众产生了一种脱离，或者说不会贴近人民群众，只把群众看成一个整体，就像官员嘴里的老百姓一样，是一个群体概念，或者说只是为了自己的事业寻找一个支点，寻找一个服务的对象，却不会发动人民群众，以至于和群众脱节。

只有广泛发动人民群众，带领他们革命才会取得成功。只是凭借书生改革或者革命，却往往势单力孤，难以成功。其实，书生是从百姓中脱胎而来，没必要被圣贤书洗脑，也没必要自视甚高，应该有“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理念，为民做事很好，但前提是贴近老百姓，真的和他们一起劳动，一起生活，才知道他们真正的疾苦和诉求，也知道能为他们做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