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加索（pablo picasso）《戴淡紫色贝雷帽的女子》（1937）。资料图
我还没告诉你她长什么样子。
一张颁发于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十七日的国民证使我得以窥见她在山顶时的样子。那年她十七岁。不过，也许照片是更早的时候拍的，因为她看起来就像是个十四五岁的女孩。那个时候的她长得有点像二姐和妹妹。
这张黑白照上的女孩神情漠然，冷冷的，有一种不顾一切的倔强。她的上唇很薄，下唇格外饱满。眉毛弯弯的，不特别浓密，右眼比左眼小一点，是内双眼。鼻梁不高，但也不是塌鼻，鼻头圆圆的。那只鼻头随着年岁增长越来越大，是最令她满意的部位。她迷信面相学，相信鼻子的大小能预示一个人的成败与贫富。
“我的鼻子和成龙的一样！”她总这样说。
还有耳朵。耳朵的高低也能预示一个人的成败。耳垂肥厚能彰显福相。她喜欢看政治人士和明星的耳朵。
有一次，看电视新闻时，她凑上前去看槟城首席部长许子根的耳朵，发现他的耳朵果然很大，而且还是齐眉耳。
“看不到他的脚，他的脚一定也很大。”她还想看人家的脚！
还有一张黑白照。五个女孩坐在一座像是木板房的木结构建筑前面，那地方看起来像是一座楼房的天台。附近还站着五个人。除了一个穿白短裙的女孩，所有人都穿着深色喇叭裤。
女孩们惬意地坐在木地板上，附近的男孩女孩也随意地站着。没有人望向镜头，仿佛拍照的人是不动声色地捕捉这群人的。
这群人就像是轮船甲板上的旅人，正在等待抵达目的地。喇叭裤和披头士发型，放松、无拘无束的感觉，这一切使我想到了自由又快活的嬉皮士。多么年轻的女孩。
我看见一个很像二姨妈的短发女孩。我没有见到母亲。她是那个照相的人吗？
在另一张照片中，她和三个女朋友并排站在一辆轿车旁，淡淡地微笑着。她穿着露出半截大腿的深色短裙，双腿细长又光滑。我从未见她穿那么短的裙子。
她是最高大的女孩，和我一样，总是班里最高大的女孩。
在一张应该是在照相馆拍的彩色照中，她留着披头士发型，穿着紫色背心连衣裙和戴着一副茶色墨镜，翘着二郎腿，一副踌躇满志的样子。牙齿又白又整齐，双腿还是很修长。她变得壮实了一点，双腿的线条接近记忆中她的腿的线条。她右手的无名指上戴着一枚戒指。那是她的婚戒吗？她结婚了吗？我从来没有见过她的婚戒。现在她长得越来越像我的妈妈了。我能认出她来。
不像那张更年轻时的沙龙照。我不认得那个女孩。那是个还算秀气又标致的美人儿。
很快她和父亲的结婚照出现了。这张婚纱照把她的（还有他的）生活切割成两半了。
后来的照片中，她把头发剪得更短了。她还烫发了，是那种我们那里的妇女喜欢（她们真的喜欢吗？）的短卷发。
国民证上的女孩的那头长黑发消失了。不过她早就不留长发了。她说过有一次她上厕所时及腰的长发不小心沾到粪便，于是她把头发剪短，再也不留长发。
生下第四个孩子后，她开始戴眼镜了。她一直戴银框眼镜。在我们家，只有我和她是近视眼。四年级那年，是她带我到旁边的永明眼镜店配眼镜的。现在我的近视度数已经高达一千两百度。几年前她做了激光矫视手术，但当理发师叫她看镜子里的自己时，她说她看不清自己的脸。
尽管她不再戴眼镜，但姐姐和弟弟还是把她那副旧眼镜放进她的棺木了。
除了近视，她身体的毛病还真不少。肠胃不好，牙齿不好，心脏虚弱，脚底经常长鸡眼疮，后来还患有高血压。
“别吵了，我血压高，头疼！”
“他一直在身边吵，吵到我头痛，受不了！”父亲会为了钱在她面前一直闹。
一天晚上，整理她的抽屉时，我发现了我们姐弟妹五人刚出生时的健康卡和她的产检卡。在怀第五个孩子的产检卡上，医生说她贫血，叮嘱她每天吃动物心脏、红肉、鱼肉、豆制品或鸡蛋。那是一九九四年，我即将小学毕业。我完全不记得有这件事。
我记起来上高中时她突然入院的事。她感到不适，胸口闷得慌。也许还有其他不舒服的地方，只是我不知道。她在医院住了两晚。回到学校时，生物老师问我她是不是进入更年期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当时的我感伤又茫然。我还被那个词深深触动。menopause。生物老师是个马来女人，她是用英语表述“更年期”的。那是我刚认识的生词，那么新，对我来说还很陌生。我无法想象母亲已经进入更年期。她的衰老与死亡是我从来没有想过的。
那年她四十四岁。我也快迎来我的更年期了吗？
和那些卡片一起的还有她的护照。上面显示她的身高是168厘米。我一直以为她比我高一点点，或至少和我一样高。
一张摄于二十三年前的单人照。夏天她去台湾参加长女的毕业典礼。她的长女是这个家的第一个大学生，她自豪得很。她没有机会上大学，连中学都没得上，这是她这辈子的遗憾。我突然想到多年前她为了和朋友一起上夜校而买了一双白色的帆布鞋。当时的她也很兴奋。
照片中，她穿着女儿的学士袍，捧着女儿的白玫瑰花束，笑容满面地站在石栏边。仿佛她就是那个毕业的大学生。她戴着那副方形银框眼镜，样貌和我记忆中的一模一样。
然后她的样子变了。当我回到乌拉港时，她已经非常瘦了。才四十七公斤。那是费尽力气才积攒到的重量。维娜医生说她的体重必须达到四十七公斤才能开始化疗。她的乳房不见了，眼袋沉沉的，两只手像鸟爪子那样狰狞。不变的是那只大鼻头和薄薄的嘴唇。
第一次化疗时，她还能从容地对着镜头微笑。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第二次化疗时，她用一条薄毛巾盖在脸上。她在轻轻抽泣，不想看这个世界。我看不见她的脸。
最令人心碎的是夏木捕捉的那张脸。那是第三次化疗，也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她真实活着的脸。那是最最忧伤的一张脸。
从此她的脸变得不真实了。我在远方透过他人的双眼看她的脸。我看家人发来的照片，看从前我和夏木拍的照片，并将它们保存起来。
她瘦得厉害，干巴巴的。她比一个月前更幽怨和无助（她知道自己就快死了吗？）了。她的小腿和脚发黑、肿胀，那灰白、皲裂的皮肤使我想到多年前在北京动物园看到的那头庞大、衰颓的白犀牛。她常常垂头丧气，佝偻着坐着，让尤妮喂她吃饭。一个月前，她还有力量和心气独立进食，还能做不少事情。
但那时候她的双脚和腹部已经开始肿胀了。她的下体也因为频繁的腹泻和清洗越来越干燥。一天晚上，她叫我替她涂药膏。她背对着我，要我仔细察看她裸露的下身。一会儿她又转过身来。我照做了。我有点难堪，却又对眼前的一切充满好奇。
当她出门时，有人会盯着她看。父亲说她的模样会吓到人。
最后几日，她躺在床上的样子越来越像她母亲从前的样子。仿佛一只干瘦、瑟瑟发抖的老鼠被困在铁笼子里。
但我永远无法见到她未来的脸了。她永远停留在六十三岁。
我在她的葬礼看她最后的面容。姐姐为她选了粉紫色碎花寿衣，那是她喜欢的颜色。额带和翡翠项链使她看起来像个老太太。这是想制造寿终正寝的印象吗？
遗体接运工揭开棺木上的玻璃，入殓师让我摸她的脸。我把手放在她的左脸颊上，然后又放在她的胸口上。她硬得像一块冷冰冰的钢铁。但她的嘴唇红红的，和以前一样薄，眼睛轻轻地闭着，看起来甚至比从前睡得更沉，更安稳。
别再牵挂什么了。
现在，当我照镜子时，发现我的鼻头越来越圆了。有时候夏木会说我熟睡的样子有点像她。
当我久久地看着她的照片时，我感到很恍惚，因为照片中的她的脸和我记忆中的不一样。这真的是她吗？姐姐们和我都有一样的感觉。
奇妙的是，随着日子流逝，她的脸又回来了。不只是她的脸，她的声音也回来了。从前她在我的梦里是没有声音的，现在她能说话了。
没有人可以阻止她说话。
林雪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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