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来看一段振聋发聩的台词。
台词出自上豆瓣评分9.6的《初步举证》，发言的受害者名叫泰莎，曾是为性侵嫌疑人辩护的律师，如今站在证人席上，陈述自己遭遇性暴力，结果得到的却是要求自证与沉默。
醉酒后的侵/犯、清晨的呕吐、挣扎的无助，这些细节在被告律师的质询中，被逐一拆解为“自愿关系的延续”、“酒后失忆的臆想”。
法庭上，被告律师将她的职业素养，扭曲为“擅长编造故事”，将她的情感崩溃解读为“表演”。泰莎曾笃信的法律逻辑，此刻却成了绞杀真相的绳索。法官的判决落下：“证据不足，疑罪从无”。
这场官司的败诉，不仅是泰莎个人的溃败，更是法律系统对性别困境的冰冷注解。也是对女性主体性的消解，暴露出司法系统中根深蒂固的性别偏见。
戴锦华评价其为“一张战表”，恰因它撕开了法律中立面具下的权力结构：当女性试图用规则内的语言维权时，规则本身早已被男性的经验所定义。
《初步举证》以极致的戏剧张力，将性侵案件的核心矛盾具象化：泰莎的遭遇并非孤例，而是熟人关系中性侵定罪的普遍困境。
第一次自愿的亲密、后续约会中的酒精、私人空间中的暴力……这些模糊的边界，在司法框架下被切割为“无法证明的非自愿”。
正如影片所揭示的，法律体系依赖的“客观证据”：如伤痕、监控、第三方证词，在熟人犯罪中往往失效，而受害者的创伤记忆、情感波动却被视为“主观臆断”。
这种不对等，让法律成为一架天平，一端是冰冷的程序正义，另一端却是受害者被碾碎的血肉之躯。
泰莎的身份转换极具讽刺意味。
她曾是法律机器的熟练操盘手，擅长用逻辑为被告脱罪。
而当自己成为受害者时，她才发现，那些被她视为“职业技巧”的辩护策略，实则是系统性偏见的产物。
影片的高明之处，在于用独角戏形式，强化了窒息感。
朱迪·科默109分钟的独白与肢体演绎，将泰莎从精英律师，到破碎受害者的心理坍缩，层层剥开。
她时而冷笑嘲讽司法程序的荒诞，时而蜷缩在地重现被侵/犯的恐惧，甚至以近乎癫狂的状态质问观众：“如果连我都无法证明，还有谁能？”
这种表演不再是叙事工具，而成为一场直击灵魂的公共控诉。
舞台与银幕的界限被打破，观众被迫直面泰莎的每一寸痛苦，也映射出所有沉默受害者的集体创伤。
《初步举证》的深刻性，在于它并未停留于性别对立的表象。当泰莎败诉后喃喃自语“法律需要改变”时，影片真正叩问的是：我们如何在一个不完美的系统中寻找正义？
证据链的漏洞、权力关系的裹挟、人性的复杂幽微，这些交织的困境远非“男性压迫女性”的单一叙事所能涵盖。
正如影评人毛尖所说，这部电影应被纳入公共教育，它不仅关乎女性如何自处，更关乎所有人如何重构对“同意”与“暴力”的认知边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