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摔了胳膊，我得回去看看。＂我电话那头的沉默让我心里打起了鼓。
＂你回来谁照顾我妈？给五千块得了，别回来了。＂妻子冷冰冰的话像一把生锈的钝刀，慢慢地割着我的心。
窗外的春雨淅淅沥沥下个不停，电风扇＂吱呀吱呀＂地转着，墙上的挂钟指向下午四点整。
距离上次回老家，已经整整三年了，一千多个日夜的分离，让我和杜丽之间横着一条看不见的鸿沟。
1993年的春天，我在东北那家国营机械厂当工人已经十五个年头，从学徒熬到了技术骨干。
那时候国企改革的浪潮刚刚掀起，机械厂这艘大船也摇摇晃晃，一个月的工资到手只有三分之一，剩下的都拖着。
＂老杨，去趟办公室。＂正在车间忙活的我放下手中的活计，把棉纱手套搭在机床上，抹了把脸上的油污，跟着车间主任刘长河走出了嘈杂的车间。
刘长河是个实在人，满脸的沟壑里刻着东北汉子的耿直，话不多但办事靠谱。
一进门，他递给我一支＂大前门＂，自己也点上一支，深深地吸了一口，眯着眼睛看着我。
＂老杨，有个事跟你说说。＂办公室的日光灯闪了几下，照出他眼里的犹豫，＂厂里形势不好，要精简人员。你工龄够了，厂里给你办提前退休，每月有六百块退休金。＂
我愣住了，手中的烟灰掉在磨得发白的工装裤上，烫出一个小洞。
＂刘主任，我才四十出头啊，正是使劲干的时候，还能干十年八年的。＂我声音里有些不自然的颤抖。
＂这不是我说了算的，上面定的。＂刘主任叹了口气，＂再说了，你老家不是来信了吗？你妈年纪大了，一个人在家不方便。这不是正好回去照顾老人吗？＂
我沉默了，思绪飘向千里之外的皖北老家。
母亲今年七十有五，自从父亲去世后，一直一个人住在老家的平房里，烧柴火，挑水吃，冬天晚上炕上就她一个人。
前些日子，村里王大爷给我捎信来说母亲身体不太好，望眼欲穿地盼着我能回去看看。
＂行吧，我考虑考虑。＂我掐灭了烟头，把椅子推回原位。
回到家，妻子杜丽正在厨房忙活，锅里的白菜炖豆腐香气四溢。
十七岁的女儿小雨坐在桌前写作业，圆珠笔在作业本上＂沙沙＂作响。
一家三口挤在厂里分的四十平米的筒子楼里，虽然拥挤但也温馨。
小雨见我回来，赶紧给我倒了杯热水：＂爸，今天回来早啊。＂
＂回来啦？今天有排骨汤。＂杜丽端着碗走出来，看到我的表情，停下了脚步，＂出啥事了？＂
我把厂里的事情和母亲的情况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她。
杜丽的脸色变了，筷子重重地放在搪瓷碗上，发出＂哐＂的一声。
＂你的意思是要回老家？那我和小雨怎么办？厂里的房子说是要收回的，小雨明年就高考了，换学校多耽误事！＂
＂我也是没办法啊，厂里不要人了，再说妈一个人在老家也不行啊。＂我端起茶缸猛灌了一口水，烫得舌头发麻。
＂那你自己回去呗，我和小雨留在这里。＂杜丽的语气冷了下来，眼神飘向窗外。
＂这...＂我看了看低头不语的女儿，一时语塞。
就这样，我们商定我先一个人回老家，待女儿高考完后，杜丽再考虑是否跟我一起回去。
1993年冬天，我带着简单的行李，一台十四英寸的半导体黑白电视和积蓄，坐了三十六个小时的硬座，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家乡——安徽皖北的一个小村庄。
下了火车，又坐了两个小时的班车，再步行半小时的土路，当我看到村口那棵熟悉的老槐树时，鼻子一酸，差点落下泪来。
母亲听说我回来了，拄着拐杖站在门口翘首以盼。
见到我，她满是皱纹的脸上绽放出菊花般的笑容。
她比我记忆中又矮了一截，背驼得厉害，整个人佝偻着，头发全白了，像朵蒲公英，一阵风就能吹散。
＂娃回来了？＂母亲颤抖着手摸着我的脸，眼里闪烁着泪光。
＂回来了，妈。以后我在家陪您。＂我哽咽着说，一把抱住了母亲干瘦的身子。
老家的房子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建的土坯房，经过岁月的侵蚀，墙皮剥落，露出赤裸的红砖，房梁上爬满了蜘蛛网，门窗破旧得像风一吹就能散架。
院子里杂草丛生，角落里堆着一些破旧的农具，一口水缸裂了道缝，漏水。
当年我离开家乡去东北时，信誓旦旦要出人头地，要让母亲过上好日子。
如今折返回来，却是这样一副凄凉光景，不由得一阵羞愧。
＂妈，您怎么不在屋里生炉子？这么冷的天！＂我看着母亲通红的手，心疼不已。
＂省点煤，晚上睡觉前再生。＂母亲搓着手，笑着说，＂你看，你王婶给我送了两个红薯，热乎着呢，你吃！＂
我接过烫手的红薯，咬了一口，粉糯香甜，眼泪却不争气地流了下来。
＂傻孩子，哭啥？娘不是好好的吗？＂母亲拍着我的背，轻声说。
＂妈，我回来了，以后再也不离开您了。＂我擦了擦眼泪，下定决心要让母亲的晚年过得好一些。
我开始收拾房子，补了墙，换了几块破损的瓦片，修补了门窗，刷了白灰。
找来砖头和木板，在院子里搭了个简易灶台，省得母亲蹲在地上烧火做饭腰疼。
生活渐渐步入正轨，母亲的身体也好了一些。
村里人见我回来，时常来串门，一边咂着老旱烟，一边打听外面的世界。
＂老杨家的回来了啊，这么多年在外面，攒了不少钱吧？＂村里的李大爷咧着只剩三颗牙的嘴笑着问。
＂哪有啊，就是攒了点辛苦钱。＂我不好意思地挠挠头。
＂那也比我们强啊，咱种地的一年到头也挣不了几个钱。＂李大爷叹了口气。
日子虽然清苦，但也过得平静充实。
每月的退休金寄回一部分给杜丽和女儿，剩下的勉强够我和母亲生活。
我在村里租了两亩地，种了点蔬菜和粮食，养了几只鸡，倒也自给自足。
母亲虽然年迈，却还是每天坚持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活，像捡柴火、喂鸡、洗衣服，说是不能让手闲着。
＂儿啊，你媳妇和闺女啥时候过来啊？＂母亲一边择菜一边问。
＂等小雨高考完，她们就过来。＂我故作轻松地回答，心里却没了底。
转眼到了1994年夏天，女儿高考结束。
星期天一大早，我骑着自行车去镇上邮电所打电话。
＂喂，是我。＂我对着话筒大声说，生怕对方听不清。
＂听得见，别喊。＂杜丽的声音从话筒里传来，＂小雨考得不错，估计能上省城师范学院。＂
＂真的？太好了！那你们什么时候过来？＂我期待地问，手心都冒了汗。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杜丽的声音有些迟疑：＂老杨，我和小雨商量过了，我们不过去了。＂
＂为啥？＂我声音提高了八度，引得邮电所里几个人都转头看我。
＂厂里给我安排了食堂的工作，小雨在省城上学，我得照顾她。再说，我妈也在这边，身体一直不好...＂
＂那你们是不打算来了？＂我咬着牙问。
＂先这样吧，等小雨毕业再说。＂杜丽轻声说，话筒里传来断线的嘟嘟声。
我放下电话，像霜打的茄子一样蔫了，拖着脚步走出邮电所。
回家路上，过了大队部，路边摆着露天理发摊，手摇理发推子＂咔嚓咔嚓＂的声音飘了过来。
村口的大喇叭正在播放《东方红》，几个孩子在土路上追逐打闹，溅起一片尘土。
挂了电话，我坐在院子里的老槐树下发呆。
记得当年，这棵槐树还没这么高，我和杜丽就曾经在树下约会，她害羞地低着头，手指绞着衣角。
如今物是人非，我们之间却隔了千山万水。
＂儿啊，喝水。＂母亲端着一碗刚从井里提上来的凉水，看着我的表情，什么也没问，只是把碗放在我旁边的石凳上，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
＂小雨考上了省师院。＂我接过水，一饮而尽。
＂好啊，有出息！＂母亲高兴地说，＂她们啥时候来？＂
我看着母亲期待的眼神，不忍心说出真相，只好含糊其辞：＂等安顿好了再说吧。＂
母亲点点头，脸上的皱纹舒展开来：＂好啊，我得把院子收拾收拾，咱家闺女就要回来了。＂
看着母亲忙碌的身影，我的心像被大石头压着，喘不过气来。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转眼到了1996年。
那年土地承包到户，我分到了五亩田，种了麦子和棉花，还养了两头猪，日子比刚回来时富裕了一些。
我和杜丽的联系越来越少，每次通话都是简短的几句问候，然后无话可说。
女儿小雨倒是经常给我写信，信里洋洋洒洒地讲述她在大学的见闻和感受。
我也会回信，但总是寥寥数语，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有时候，我会从女儿的信中得知她和杜丽的生活，杜丽在厂里食堂当了小组长，工资涨了一些。
女儿寒暑假在书店打工，自己挣零花钱，减轻家里负担。
我总是在回信时叮嘱女儿：＂有什么需要尽管说，爸虽然在乡下，但不会让你受苦的。＂
那年冬天特别冷，北风呼啸，雪花纷飞。
一天晚上，母亲突然咳嗽不止，额头烫得像火炭。
我连忙骑着自行车去镇上请医生，当时已是半夜，镇医院的医生刚值完夜班要回家。
＂大夫，我妈病得厉害，您跟我去看看吧！＂我几乎要跪下来求他。
＂这么大的雪，咋去啊？＂医生看着窗外的鹅毛大雪，为难地说。
＂我背您去！＂我二话不说，蹲下身子让医生上背。
回来时，雪已经没过了膝盖，自行车推不动，只能背着医生步行回家。
＂小伙子，你咋这么倔呢？＂医生被我的执着感动，＂你妈有你这样的儿子，值了！＂
医生诊断是重感冒引起的肺炎，需要住院治疗。
我二话不说，用门板做了个简易担架，和邻居一起把母亲送到了镇医院。
医院的条件简陋，但总比在家好。
我在母亲床边守了三天三夜，终于退了烧。
＂儿啊，别折腾了，回家吧。＂母亲虚弱地说，看着我布满血丝的眼睛。
＂不行，医生说再观察两天。＂我坚持道，给母亲掖了掖被角。
＂你媳妇那边怎么说？＂母亲突然问，眼睛直盯着我的脸。
我一愣，支支吾吾地说：＂挺好的，小雨学习也不错。＂
母亲叹了口气：＂儿啊，娘不是不懂事的人。你这些年为了照顾我，撇下媳妇孩子，娘心里过意不去啊。＂
我握着母亲粗糙的手，心中一阵酸楚：＂妈，您别这么说。您养我这么大，我照顾您是应该的。＂
＂娘老了，不中用了，成了你的负担。＂母亲眼里闪着泪光，＂要不，你回东北吧，和媳妇孩子团聚。娘一个人能行。＂
＂不行！＂我几乎是喊出来的，引得隔壁病床的病人侧目而视，＂我不会丢下您不管的！＂
＂傻孩子。＂母亲拍拍我的手，眼神中满是慈爱，＂你爸临走时，就怕我一个人，现在你回来了，我心里踏实多了。＂
出院后，母亲的身体渐渐好转，但我还是不放心。
每天早上五点就起床，先去镇上买最新鲜的菜，回来给母亲做稀饭，熬中药。
晚上，我会坐在母亲床边，给她读报纸，讲外面的新鲜事，逗她开心。
1997年春节，我鼓起勇气，给杜丽打电话，希望她和女儿能回来过年。
＂喂，是我，老杨。＂我对着话筒大声说，生怕对方听不清。
＂嗯，听得见。＂杜丽的声音依然是那么平静。
＂今年...你们能回来过年吗？＂我鼓起勇气问道，心跳如鼓。
杜丽沉默了片刻，终于说：＂行吧，小雨也想你了。＂
我激动得差点跳起来，连声道谢：＂太好了，太好了！我去火车站接你们！＂
回家后，我喜滋滋地告诉母亲这个好消息。
母亲高兴得几夜睡不着，天天指挥我打扫院子，腌制咸菜，准备年货。
＂你媳妇爱吃啥？＂母亲问我。
＂她爱吃红烧肉，还有糖醋鱼。＂我回忆道，那是我们结婚时的菜。
＂好，今年咱多杀两只鸡，再去镇上买条鱼，好好过个团圆年！＂母亲干劲十足地说。
当杜丽和小雨走进院子时，我的心情无比激动。
女儿长高了，也变漂亮了，一身时髦的打扮，戴着一副金丝眼镜，手里拿着一个＂大哥大＂，活脱脱一个城里姑娘。
杜丽也变了，头发染成了栗色，穿着入时，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许多。
母亲见到孙女，激动得老泪纵横，拉着小雨的手，上下打量，不停地说：＂长这么高了，真俊啊！＂
小雨有些拘谨地喊了声＂奶奶＂，然后就躲到一边玩＂大哥大＂去了。
杜丽放下行李，环顾四周，眉头微微皱起。
＂屋里太潮了，墙上都是霉斑。＂她小声对我说，神情中带着嫌弃。
＂嗯，等开春了我再修修。＂我不好意思地回答，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又酸又涩。
晚上，我特意杀了只鸡，炖了母亲最拿手的红烧肉，摆了一桌丰盛的年夜饭。
饭桌上，气氛却不如我想象的那么融洽。
小雨低头扒饭，偶尔回答母亲的问题，杜丽则沉默不语，只是机械地吃着饭。
＂丽，多吃点肉，这是专门给你准备的。＂我夹了块红烧肉放在杜丽碗里。
杜丽面无表情地点点头，眼神却飘向远方。
＂小雨，学校里咋样？有没有交男朋友啊？＂母亲笑眯眯地问。
＂奶奶，您别瞎说。＂小雨红着脸，不好意思地低下头。
＂有对象是好事啊，趁年轻多谈谈。＂母亲慈祥地说，＂你看你爸妈当年，多般配啊！＂
我和杜丽同时尴尬地笑了笑，眼神却不敢相对。
饭后，母亲早早回房休息了。
我和杜丽坐在堂屋的炕上，四年未见，却不知从何说起。
＂家里...还习惯吗？＂杜丽终于开口，眼神飘向墙角。
＂还行，妈的身体比以前好多了。＂我点点头，手指不停地绞着衣角。
＂东北那边，厂里已经完全改制了，很多人下岗。我在食堂还算稳定。＂杜丽说着，目光终于落在我脸上，＂你...变老了。＂
＂是啊，农村生活，晒得黑，也累。＂我自嘲地笑笑，＂你倒是越来越年轻了。＂
＂小雨明年就毕业了，想考研。＂杜丽话锋一转。
＂考研好啊，有出息！＂我欣慰地说，心里却开始盘算经济问题。
＂嗯，但费用...＂杜丽欲言又止，手指绞着衣角，那是她紧张时的习惯。
＂我这几年存了点钱，不多，但供小雨读书应该够了。＂我掏出一个褪色的布袋子，里面装着几沓皱巴巴的钱，＂这是三千块，你拿着。＂
杜丽看着那沓钱，眼圈红了：＂老杨，你...＂
＂拿着吧，我还能种地，不会饿着的。＂我坚持道。
杜丽接过钱，小心翼翼地放进包里，眼神复杂地看着我。
那一刻，我仿佛看到了当年那个在槐树下害羞的姑娘，心里不由得一软。
春节的七天假期过得飞快。
临走前一晚，杜丽终于说出了她的想法。
＂老杨，我和小雨商量过了，我们还是回东北。＂她坐在炕沿上，手指不停地绞着衣角，＂你妈身体现在好多了，要不...你也回去？＂
我看着母亲房间的方向，摇了摇头：＂妈刚好一点，我不能丢下她。再说，我都离开东北这么多年了，回去能干什么？＂
＂那我们...就这样分居两地？＂杜丽的眼圈红了，＂老杨，我们成家二十年了，你舍得就这样？＂
我沉默了，不知该如何回答。
一方是养育我的母亲，一方是相守多年的妻子，我夹在中间，进退两难。
＂你就不能把你妈接到东北去？＂杜丽突然提议。
＂我想过，但妈不愿意。＂我叹了口气，＂她说老了，不想折腾，只想落叶归根。＂
＂那我们...＂杜丽声音哽咽。
＂先这样吧，等小雨毕业工作稳定了，看情况再说。＂我握住杜丽的手，感受着她手心的温度。
那天晚上，时隔多年，我和杜丽终于像真正的夫妻一样相拥而眠。
第二天，送走杜丽和小雨后，我坐在院子里发呆。
记得杜丽走时，在我耳边轻声说：＂我等你，但不会等太久。＂
母亲拄着拐杖走过来，轻声说：＂儿啊，你还是跟她们走吧。＂
＂妈，您别说这话。我不会丢下您的。＂我坚定地说，眼里却充满了犹豫。
＂我知道你为难，可你这样，对谁都不好。＂母亲叹了口气，眼神复杂地看着我，＂你爸当年就说，不能让儿女为难，咱老了，就该顺着他们。＂
我沉默了，心里的天平开始摇摆。
日子又恢复了往常的平静。
我每月给杜丽打电话，了解女儿的情况，寄去生活费。
女儿如愿考上了研究生，我高兴之余，却也为日益紧张的经济状况发愁。
为了多挣点钱，我白天种地，晚上到镇上的小饭馆帮工，洗碗刷锅，累得腰酸背痛，但想到能供女儿上学，心里就有了动力。
母亲看着我日渐消瘦的身影，心疼不已，每次都偷偷给我留着饭菜，自己却只喝稀粥就着咸菜。
＂妈，您别省了，我不缺这口吃的。＂我心疼地说。
＂我老了，吃不了多少。你干活累，得多补补。＂母亲摆摆手，眼神坚定。
2000年，东北那边传来一个消息：杜丽的母亲摔了一跤，左臂骨折。
杜丽打电话希望我能回去看看。
＂喂，老杨，是我。＂电话那头，杜丽的声音有些疲惫。
＂丽，啥事？你声音听着不对劲。＂我心里一紧。
＂我妈摔了一跤，左胳膊骨折了，医生说得静养至少三个月。＂杜丽的声音有些哽咽，＂我一个人忙不过来，你...能回来看看吗？＂
＂我...这...＂我看着坐在院子里择菜的母亲，一时语塞。
＂算了，当我没说。＂杜丽语气一冷，＂这些年你都没回来过，也不差这一次。＂
＂别，我回去，我马上安排，你别着急。＂我赶紧说，生怕杜丽再挂电话。
放下电话，我站在那里，心乱如麻。
该如何向母亲开口？我不能丢下她不管，但杜丽那边确实需要我。
＂妈，摔了胳膊，我得回去看看。＂我鼓起勇气，走到母亲面前。
母亲抬起头，眼神中闪过一丝了然，她点点头：＂去吧，你岳母也需要人照顾。＂
＂可是您一个人在家...＂我犹豫不决。
＂没事，隔壁王大娘会来照应。你岳母伤着了，你该回去看看。＂母亲坚持道，放下手中的菜篮子，拍了拍我的肩膀，＂去吧，别让你媳妇久等了。＂
母亲的宽容和理解让我既感动又愧疚。
第二天一早，我去镇上找了王大娘，托她照顾母亲，塞给她五十块钱作为酬谢。
＂老杨，你放心走吧，我会照顾好婶子的。＂王大娘拍着胸脯保证。
＂谢谢您了，大娘。我会尽快回来的。＂我感激地说。
就这样，时隔七年，我再次踏上了去东北的列车。
火车摇摇晃晃，窗外的景色从南方的绿意盎然变成了北方的苍凉辽阔。
我的心情既期待又忐忑，不知道等待我的会是怎样的重逢。
到站后，我拖着简单的行李直奔医院。
医院的走廊里消毒水的气味刺鼻，白炽灯发出刺眼的光。
杜丽正在病房里照顾她母亲。
七年未见，她的变化不大，只是眼角多了几道皱纹，显得更加成熟。
见到我，她愣了一下，眼里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
＂你来了。＂她声音平静，仿佛我只是出门买了包烟回来。
＂嗯，听说妈摔伤了，我来看看。＂我走到病床前，向岳母问好。
岳母看上去比我记忆中老了许多，左臂打着石膏，表情痛苦。
＂老杨，你还知道回来啊。＂岳母的语气中带着一丝埋怨。
我不知该如何回应，只能低声说：＂妈，您好好养伤，有什么需要尽管说。＂
那天晚上，我和杜丽回到了她在厂里新分的宿舍。
六十平米的空间，比我们以前住的地方宽敞了不少，家具也焕然一新：一台29英寸的彩电，一台双门冰箱，还有一套真皮沙发，显得很是气派。
＂你在这住吧，我去医院陪妈。＂杜丽收拾出一床被褥，放在客厅的沙发上。
＂我陪你去医院吧，你一个人照顾不过来。＂我提议道，生怕和她独处太尴尬。
杜丽犹豫了一下，点了点头，眼神复杂地看了我一眼。
接下来的日子里，我和杜丽轮流在医院照顾岳母。
白天我值班，晚上杜丽接班。
我给岳母端水送饭，帮她擦身，换尿布，虽然辛苦，但比种地要轻松多了。
两人虽然朝夕相处，却很少交流，仿佛是两条平行线，注定无法相交。
一周后，岳母的情况稳定了，医生说可以出院了，但需要有人长期照顾。
我和杜丽将岳母接回宿舍，开始了三人同住的日子。
晚饭后，岳母早早休息了。
我和杜丽坐在客厅里，电视里播放着《编辑部的故事》，谁都没有真正在看。
＂你...打算什么时候回去？＂杜丽突然问道，声音很轻，像是怕惊扰了什么。
＂我想等妈的伤好些再走。＂我回答，目光飘向窗外。
＂可你妈那边...＂杜丽话没说完，但我明白她的意思。
＂我托了隔壁王大娘照顾，应该没问题。＂我说着，心里却没底。
杜丽沉默了一会，突然说：＂老杨，这些年...你过得怎么样？＂
我愣了一下，不知如何回答。
过得怎么样？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照顾老母亲，种地干活，省吃俭用给女儿寄学费，孤独地数着日子...
＂还行吧，妈身体好多了。你呢？＂我反问道。
＂还可以，厂里现在效益好了点，我当上了食堂主任。＂杜丽勉强笑了笑，＂小雨常说想你。＂
＂我也想她。＂我的声音有些哽咽。
杜丽深吸一口气，像是下定了决心：＂老杨，我们...离婚吧。＂
我猛地抬起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什么？＂
＂这样下去对谁都不好。你和你妈在南方，我和我妈在北方，小雨也长大了。我们...已经不像夫妻了。＂杜丽的声音平静，却带着一丝哀伤。
＂就因为我回老家照顾妈？＂我的声音提高了，手紧握成拳。
＂不全是。＂杜丽摇摇头，眼神飘向远方，＂七年了，老杨，七年。我等了你七年，你知道这七年我是怎么过的吗？＂
我沉默了，说不出话来。
＂每天晚上，我看着空荡荡的床铺，想着你在千里之外，那种滋味，你懂吗？＂杜丽的眼圈红了，＂我理解你要照顾你妈，可你就不能想想办法？非得这样两头都不顾吗？＂
＂我...＂我张了张嘴，却无言以对。
＂算了，都过去这么多年了，说这些也没用。＂杜丽擦了擦眼角，＂明天我请个律师来，把离婚协议拟好。财产好分，东西少。你在老家的房子归你，我在这边的归我，钱平分。＂
＂给我一点时间考虑。＂我最终说道，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
第二天，我给家里打电话。
电话那头，王大娘告诉我母亲昨天摔了一跤，脚扭伤了，现在行动不便。
＂啥？我妈摔了？伤得严重不？＂我心急如焚，声音都变了调。
＂不太严重，就是脚踝肿了，走路不方便。我给她上了跌打药，你别担心。＂王大娘安慰我道。
＂大娘，麻烦您多照顾照顾我妈，我尽快回去。＂我急切地说。
放下电话，我立刻收拾行李，准备回家。
＂你要走？＂杜丽站在门口，看着我匆忙的背影。
＂妈摔了，脚扭伤了，我得回去。＂我头也不抬地说，把几件衣服塞进背包。
＂你岳母还躺在床上呢！＂杜丽声音提高了，眼里闪着怒火。
＂你不是有同事帮忙吗？再说你妈胳膊伤了，但能下地走动。我妈一个人在家，没人照顾，我不放心。＂我急切地解释。
杜丽冷笑一声：＂好啊，你就这么走了？那咱们还谈什么？离婚协议我会寄给你，你签了寄回来就行了。＂
＂丽，别这样。＂我停下手中的动作，走到杜丽面前，＂我不是不管你们，但我妈现在更需要我。＂
＂都这样了，还有什么好说的？＂杜丽转身走向卧室，＂你走吧，给你五千块，就当我们的分手费。＂
＂分手费？你...＂我气得说不出话来。
杜丽从抽屉里拿出一沓钱，重重地放在桌上：＂够了吧？当初我们结婚，彩礼才一千，这是五倍了。＂
我看着那沓钱，心里像刀割一样痛。
当年我们结婚，是两个穷工人，连像样的婚房都没有，挤在厂里的集体宿舍里，却也甜蜜幸福。
如今物质条件好了，感情却走到了尽头。
＂妈，摔了胳膊，我要回家。＂我最终下定决心，拎起背包就往外走。
杜丽在身后冷冷地说：＂你回来谁照顾我妈？给五千块得了，别回来了。＂
这句话像刀子一样扎进我心里。
我放下电话，窗外的春雨淅淅沥沥下个不停，挂钟的指针指向下午四点。
我站在窗前，看着远处模糊的厂房轮廓，突然意识到，我与这座城市、与我的家庭之间的联系，已经如此脆弱。
七年的时间，足够改变很多事情，包括两个人的感情。
我收拾好简单的行李，没有带走那五千块钱，而是留下了自己积攒的三千块，写了一张纸条放在桌上：＂给妈买营养品，小雨的学费我会继续寄。照顾好自己和妈。＂
没有告别，我悄悄离开了宿舍，踏上了南下的列车。
回到家时，母亲正坐在门口的小板凳上，手里拿着一双没缝完的鞋垫，一边听着收音机里的《梁祝》，一边摇头晃脑地跟着哼。
见到我回来，她惊讶地站起来，却因为脚伤踉跄了一下，差点摔倒。
我三步并作两步冲上前，扶住了母亲：＂妈，小心点！＂
＂儿啊，你怎么回来了？＂母亲抓住门框稳住身体，眼里满是惊喜。
＂我听说您摔了，就赶紧回来了。＂我搀扶着母亲进屋，看到她肿得老高的脚踝，心疼不已。
＂哎呀，不过是扭了下脚，用不着这么着急赶回来。＂母亲嗔怪道，却掩不住眼里的欣喜，＂你岳母还需要照顾呢。＂
＂您是我妈，我怎么能不回来？＂我帮母亲坐下，立刻动手准备热水泡脚。
＂出去这么长时间，家里都积了灰，我原想等脚好了再收拾，没想到你这么快就回来了。＂母亲絮絮叨叨地说，眼里的光彩一点点回来了。
那天晚上，我和母亲坐在灯下，母亲的脚泡在加了草药的热水里，脸上露出舒适的表情。
＂儿啊，你们那边怎么样？你岳母的伤好些了吗？＂母亲关切地问。
＂好多了，可以下地走动了。＂我低着头，不敢看母亲的眼睛。
＂你媳妇没说什么吗？你这么快就回来了。＂母亲敏锐地察觉到了异常。
我沉默了片刻，最终还是决定实话实说：＂妈，丽她...提出要离婚。＂
母亲的手停在半空中，脸上的笑容凝固了：＂为啥？就因为你回来照顾我？＂
＂不全是。＂我叹了口气，＂七年了，我们分居七年，感情已经...不像从前了。＂
母亲沉默了，眼里满是愧疚和自责：＂都是娘不好，拖累了你。要不是我，你和你媳妇也不会...＂
＂妈，别这么说，不是您的错。＂我握住母亲的手，＂是我自己的选择。我不后悔回来照顾您，只是没想到会这样。＂
＂儿啊，＂母亲叹了口气，眼里含着泪，＂你心里有没有怨过娘？＂
＂没有！妈，您别这么说。＂我坚定地摇头，＂您养我这么大，我照顾您是应该的。＂
＂娘看得明白，你们夫妻早就没有感情了。这些年，她没来看过你一次，连电话都少。你为了照顾我，耽误了自己的家庭，娘心里过意不去啊。＂母亲拉着我的手，眼里噙着泪水。
我沉默了，不知该如何回应。
＂娘老了，活不了几年了。你还年轻，应该有自己的生活。＂母亲轻声说，眼神中满是慈爱。
＂妈，别这么说。有您在，我就有家。＂我握紧母亲的手，突然感到一阵释然。
也许，杜丽提出离婚是对的。
七年的分离，已经让我们变成了陌生人。
与其这样互相折磨，不如放手，各自重新开始。
第二天，我用自行车带着母亲去镇医院检查。
医生说是轻微扭伤，开了些活血化瘀的药，嘱咐多休息。
回家路上，母亲坐在自行车后座上，像个小孩子一样好奇地东张西望。
她指着一家新开的商店说：＂儿啊，那家店卖啥呢？看着真气派！＂
＂那是电器店，卖电视机、收音机什么的。＂我回答。
＂咱家那台半导体黑白电视还能看吗？＂母亲问道。
＂早坏了，我一直想给您买台新的彩电，就是担心村里电压不稳，容易坏。＂我说，心里盘算着该怎么改善母亲的生活。
＂不用那么麻烦，一个老太婆，有个收音机听听戏就成了。＂母亲摆摆手。
＂妈，停一下，我想看看那条街。＂经过镇上的老街，母亲突然说。
我停下车，顺着母亲的视线望去。
那是一条老街，两旁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建的老房子，青砖黛瓦，古朴沧桑。
＂当年你爸带我来镇上赶集，就是走的这条街。＂母亲回忆道，眼神中闪烁着回忆的光芒，＂那时候街上热闹得很，小贩的吆喝声此起彼伏，你爸给我买了一把小花伞，可漂亮了。＂
我看着母亲脸上浮现的笑容，仿佛看到了几十年前那个年轻的姑娘，挽着心爱男子的手臂，在熙熙攘攘的集市上穿行。
＂妈，您想去走走吗？＂我问道，把自行车停在路边。
母亲点点头，我扶着她慢慢走在老街上。
街上的店铺大多已经翻新，卖着各种现代商品，但还保留着几家老字号：一家卖糕点的，一家卖布料的，还有一家中药铺。
＂儿啊，你闻闻，这熟悉的味道！＂母亲深吸一口气，脸上满是怀念，＂那家糕点铺，你爸常买豆沙包给我吃。＂
我们走到一家老茶馆前，母亲停下了脚步，眼里闪着泪光：＂当年你爸常带我来这喝茶，那时候茶才两分钱一杯。＂
＂妈，我们进去坐坐吧。＂我扶着母亲走进茶馆。
茶馆里几乎没什么顾客，一位老者坐在角落里摆弄着一架古旧的收音机，电波声＂沙沙＂作响。
我们要了两杯茶，坐在靠窗的位置。
阳光透过窗户洒进来，在地板上投下斑驳的光影，空气中弥漫着茶叶的清香。
＂儿啊，你知道吗，其实我一直有个心愿。＂母亲抿了一口茶，慢慢说道。
＂什么心愿，妈？＂我好奇地问。
＂我想再去一次县城，看看你爸以前工作的地方。＂母亲的眼神飘向远方，＂你爸去世前，一直惦记着要带我去看看他们单位的新厂房，可惜...没等到。＂
我握住母亲的手：＂妈，等您脚好了，我带您去。这事包在我身上！＂
母亲点点头，眼里闪烁着期待的光芒，像个孩子一样天真烂漫。
回到家后，我开始认真思考未来的路。
杜丽提出离婚的事一直萦绕在我心头，我知道这段婚姻可能已经无法挽回。
但我不想在母亲面前表现出任何不快，不想让她为我担心。
一周后，我收到了杜丽寄来的离婚协议书，上面写明了财产分割的条款：我们在东北的住房归她所有，我在老家的房子归我所有，存款平分。
看着这冰冷的文字，我心里五味杂陈，却也明白这是最好的结局。
我没有立即签字，而是将协议书放在了抽屉里，决定再考虑几天。
母亲的脚伤好了一些，能慢慢在院子里走动了。
我开始着手修缮房子，换了几块破损的瓦片，修补了墙上的裂缝，刷了新的白灰。
院子里，我种了几株月季和茉莉，母亲很喜欢那些花，常常坐在花前发呆，轻声念叨：＂要是你爸在，看到院子这么漂亮，该多高兴啊。＂
一天中午，我正在院子里给花浇水，远远看见邮递员骑着自行车过来。
他递给我一封信和一个包裹，是女儿小雨寄来的。
我迫不及待地拆开信，女儿在信中说她研究生快毕业了，成绩优异，已经找到了工作，是一所重点中学的语文老师。
她还说，她理解我这些年的选择，感谢我的付出，希望我能原谅她这些年的疏远。
信的最后，她说她很想我和奶奶，等有机会一定回来看我们。
包裹里是一台小型收音机和一盒录音带，都是女儿专门为母亲买的。
母亲很喜欢听戏，这是女儿记住的一个细节。
我把礼物交给母亲，她爱不释手地抚摸着收音机，眼里噙着泪水：＂好孩子，还记得奶奶爱听戏。＂
晚上，母亲坐在院子里，听着收音机里传来的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我坐在一旁，看着她平静的侧脸，内心突然变得异常平静。
第二天，我去镇上的邮局，寄出了签好字的离婚协议书。
回来的路上，我经过那条老街，突然想起母亲的心愿。
＂妈，后天是集市，我带您去县城，看看爸以前工作的地方，然后再去赶集，好吗？＂我对正在院子里晒太阳的母亲说。
母亲惊喜地看着我，眼里闪烁着光芒：＂真的？那太好了！我得准备准备！＂
看着母亲忙前忙后，收拾衣物，梳头打扮的样子，我的心里充满了温暖和满足。
我们简单收拾了一下，乘坐早班车去了县城。
父亲曾在县机械厂工作，那里现在已经改制成了一家民营企业，但大门口的那棵老槐树还在，只是比我记忆中更加高大挺拔。
母亲站在厂门口，仰望着那棵老树，眼神中充满了回忆：＂你爸常站在这棵树下等我，每次我来看他，远远地就能看到他高高的身影。＂
我们没有进厂区，只是在外面走了走。
随后，我带母亲去了县城最繁华的商业街，给她买了一条漂亮的围巾和一双舒适的布鞋。
＂儿啊，别乱花钱。＂母亲心疼地说，＂这围巾多贵啊，用不着这么好的。＂
＂妈，您就安心享受吧，这是我应该做的。＂我笑着回答，心里已经打定主意，要让母亲的晚年过得舒适一些。
回村的路上，母亲靠在车窗旁，看着窗外飞逝的景色，脸上带着满足的笑容。
我知道，这一天对她来说意义非凡。
晚上，母亲早早休息了。
我坐在院子里，看着满天繁星，想起了那些逝去的岁月：在东北的日子，和杜丽的相识相恋，女儿的出生和成长，父亲的去世，我的回乡...一幕幕如电影般在脑海中闪过。
我不后悔自己的选择。
虽然失去了妻子和东北的家，但我陪伴了最需要我的母亲，见证了她晚年的平静和快乐。
这些年来，我们相互依靠，共同走过了人生的一段旅程。
次日清晨，我被一阵敲门声惊醒。
是隔壁王大爷，他手里拿着一封电报：＂老杨，你女儿来电报了。＂
我接过电报，上面写着：＂爸，研究生答辩通过，想你和奶奶，下月回家看你们。＂
我激动地将这个消息告诉了母亲，她高兴得合不拢嘴：＂好啊好啊，孙女要回来了，我得准备准备！＂
接下来的日子里，母亲每天都忙前忙后，打扫房子，准备女儿爱吃的腌菜和点心，甚至让我帮她缝了一条新的围裙。
＂妈，您别太累着了。＂我看着母亲忙碌的身影，心疼地说。
＂不累不累，我高兴着呢！＂母亲眉飞色舞地说，＂多少年没见着孙女了，这回可得好好招待她。＂
离婚后，我和杜丽偶尔通电话，主要是谈论女儿的事情。
她的语气比以前缓和了许多，甚至会关心母亲的健康状况。
我想，或许离婚反而让我们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坦然。
一个月后，女儿如约而至。
她比我上次见到她时更加成熟稳重，举止言谈也更加得体。
身上的学生气褪去了不少，多了几分知识分子的气质，看上去像极了年轻时的杜丽。
母亲见到孙女，开心得像个孩子，拉着她的手不停地说话，摸摸她的脸，抚抚她的头发，仿佛要把这些年积攒的话一次说完。
＂我的乖孙女，这么漂亮，这么有出息！＂母亲眼里闪着泪光，＂有了你，我这辈子值了！＂
女儿给我们带了很多礼物：给母亲的保暖衣物和营养品，给我的烟酒和一双皮鞋。
她还带来了一台照相机，要给我和母亲拍照，留个纪念。
＂爸，这些年苦了你了。＂晚上，女儿和我单独聊天时说道，眼里满是愧疚。
我摇摇头：＂不苦，能陪着你奶奶，我很满足。＂
＂妈跟我说了你们的事。＂女儿低声说，＂我不怪你们，我知道你们都有难处。＂
我拍拍女儿的肩膀：＂你长大了，懂事了。爸很欣慰。＂
＂爸，我打算把你和奶奶接到县城住。＂女儿认真地说，眼里闪着坚定的光芒，＂我在那边找了工作，租了房子，够住三个人。＂
我有些惊讶：＂你刚工作，哪有钱租大房子？再说，你奶奶习惯了乡下的生活...＂
＂我和妈商量过了，她也会出一部分钱。＂女儿解释道，眼神坚定，＂而且县城环境好，医疗条件也好，对奶奶的健康有好处。＂
我沉默了，心中百感交集。
第二天，我把女儿的提议告诉了母亲。
出乎我的意料，母亲很快就同意了：＂去县城好啊，能天天见到孙女，还能让你少操些心。再说，我这把年纪了，也该享享清福了。＂
就这样，我们决定搬到县城去住。
临行前一晚，我和母亲坐在院子里，看着满天星斗，回忆着这些年的点点滴滴。
＂儿啊，这些年，多亏有你。＂母亲握着我的手，语气中充满感激。
＂妈，该说谢谢的是我。＂我轻声回答，眼眶有些湿润，＂是您给了我生命，教会我做人，支持我的每一个决定。我能陪您走过这段路，是我的福气。＂
母亲笑了，眼角的皱纹在月光下显得格外深邃：＂人这辈子啊，走过的路、经历的事，都是上天注定的。你为了我，放弃了东北的家，我心里一直过意不去。现在好了，有孙女照顾我们，你也能轻松些了。＂
＂妈，您记得那年我刚回来，您问我后不后悔吗？＂我突然问道。
母亲点点头，眼神中满是期待。
＂我现在可以肯定地告诉您，我从来没有后悔过。＂我坚定地说，＂有些事情，错过了就是一辈子。我不能让自己的母亲孤独终老，那样我一辈子都会内疚。＂
＂傻孩子。＂母亲轻轻拍着我的手背，眼里满是慈爱。
我看着母亲慈祥的脸庞，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人生路上，我们所做的每一个选择，无论是为了谁，最终都是为了内心的那份牵挂和责任。
七年前，我选择回到老家照顾母亲，失去了妻子和东北的家，但我收获了母亲晚年的笑容和内心的平静。
天空中，一颗流星划过夜空，在黑暗中留下一道短暂而耀眼的痕迹。
母亲指着那道痕迹，轻声说：＂许个愿吧。＂
我闭上眼睛，在心里默默许下心愿：愿母亲健康长寿，愿女儿前程似锦，愿我们的生活，如这夜空中的星光，平凡而温暖。
次日清晨，我们锁上院门，踏上了去县城的路。
车窗外，故乡的田野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仿佛在向我们道别。
母亲坐在我身边，安详地闭目养神，脸上带着淡淡的笑容。
女儿坐在对面，年轻的脸上写满了对未来的期待。
我知道，人生的旅途仍在继续，前方或许还有坎坷和挑战，但只要我们心中有爱，就能勇敢前行。
就像母亲常说的那句话：＂人活一世，不过是行走在时间的长街上，经过一个又一个人生的短巷。重要的不是你走了多远，而是在路上，你把心交给了谁。＂
而我，早已把心交给了这位养育我的老人，无怨无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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