替嫁
那年,二姐订婚又悔婚,娘急得哭了三天三夜,眼睛肿得像两个桃子。
我站在王家门前,对着面色铁青的二姐夫说:"我嫁给你。"
他当场愣住了,眼神如同冬日的枯井,深不见底。
那是1985年的夏天,我们生活的小县城还未被改革开放的浪潮完全席卷,街头偶尔能看见几个喇叭裤和喇叭袖,却仍是稀罕物事。
家里五口人挤在一间县棉纺厂分的筒子楼里,两室一厅,总共四十多平方,我和二姐共一间卧室,常为谁先用小方桌学习而拌嘴。
爹在县棉纺厂当修理工,一个月四十八块钱工资,加上偶尔的加班费,总收入不超过六十。
娘在街道办的缝纫组做零活,收入不稳定,好月份能挣二十多,差的时候只有几块钱。
供我和二姐读书已经捉襟见肘,每到发工资那天,爹总要把钱摊在桌上,一沓票子分成几堆,揣摩着怎么花才够用。
二姐比我大三岁,是县里有名的才女,初中时参加文艺汇演唱了一首《绒花》,惊艳了全场,校长亲自上台握她的手,说她是县一中的骄傲。
她嗓音甜美,弹得一手好琴,梦想着有朝一日能像邓丽君那样唱歌给人听。
我偷听过她在后院里对着半轮明月唱《甜蜜蜜》,声音婉转得像春风拂过山涧。
她与王明订婚是父母之命,两家从小就认识,王家爷爷和我爷爷是战友,有段时间住在一个大院里。
王明比二姐大六岁,在棉纺厂机修车间做技术员,是厂里有名的能手,月工资比爹还高五块钱。
订婚那天,王明送了一对玉镯子给二姐,我记得那镯子青白通透,套在二姐细腕上,衬得她肌肤如雪。
可在婚期将近时,二姐却收拾行李南下广州,只留下一封信:"我要追求自己的音乐梦想,不想过平凡的日子,请原谅我的任性。"
"你这是糊涂啊!"娘坐在家门口的板凳上,手里的毛巾拧得变了形,"咱家跟王家是世交,这下老脸往哪儿搁?"
爹沉默不语,只是抽烟的频率比往常快了许多,烟灰缸里的烟头堆成了小山。
"这孩子,咋就这么不懂事呢?"娘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王家多好的条件,小明多老实的孩子,她咋就看不上呢?"
那些日子,邻居们的窃窃私语如同蚂蚁爬过我的脊背,刺痒难耐。
"听说了吗?张家二闺女跑了,订了婚的人跑了!"
"嗐,这年头的姑娘,眼高手低,嫌王家小子没出息呗!"
"可不咋地,人家好歹是技术员,多少姑娘想嫁都嫁不上!"
我高中毕业,本想考大学,却因家里实在困难,只得放弃。
在爹的介绍下,我也进了棉纺厂,当了学徒工,每月工资二十三块五,比同期招的工友多了五毛,因为我识字多。
王明是厂里的技术骨干,二十七岁,比我大九岁。
他为人踏实,不善言辞,一双手却灵巧得很,厂里那台德国进口的大型织布机坏了,外地来的专家束手无策,愣是被他修好了。
二姐逃婚后,王家人自然对我家有了看法,王妈妈见了我娘就变了脸色,曾经串门时的热络荡然无存。
可王明却不同,他仍悄悄送来粮票和布票,托人放在我家门口。
有一次我早班回来,正好看见他把一袋面粉靠在我家门口,想转身离开。
"王大哥!"我叫住了他。
他回头,有些尴尬地笑了笑:"你爹最近加班多,想着补贴点。"
"谢谢,可是这不合适,二姐的事让你们家......"
"别提那事了,"他打断我,"两家世交几十年,这点事算啥。"
这句话让我鼻子一酸,心里的某处被轻轻碰了一下。
"我去替二姐嫁给他。"这个想法在我脑海中盘旋了整整一周。
我知道这主意听起来荒唐,可我十八岁的心里,却觉得这是最好的解决方案。
二姐伤了王家的心,我来补偿;家里生活艰难,我嫁到条件好的王家,也能减轻父母负担。
更何况,王明这个人,我打心眼里敬重。
"你疯了吧?"我把想法告诉小姐妹桂花时,她吓得瞪大了眼睛,"你这不是自己给自己挖坑吗?"
"我考虑清楚了,"我说,"王大哥是个好人,日子肯定不会差。"
"可你不喜欢他啊!"桂花急得直跺脚,"你这不是糟蹋自己吗?"
"现在不喜欢,不代表以后不喜欢,"我倔强地说,"再说了,我们这种人家,哪有那么多喜不喜欢,过日子才是正经事。"
桂花还想劝,被我挥手打断:"甭说了,我主意已定。"
七月的一个傍晚,我在厂门口堵住了下班的王明。
"王大哥,我有话跟你说。"
他点点头,跟我走到厂后的小树林。
夕阳透过梧桐叶子,在地上洒下斑驳的光影。
我深吸一口气,鼓足勇气说出了那句让我自己都惊讶的话:"我去替二姐嫁给你。"
王明听完我的提议,沉默良久,说:"小丫头,婚姻不是儿戏。"
"我知道,但我是认真的。"我抬起头,直视他的眼睛,"你是好人,我愿意。"
他转过身,背影在夕阳下显得格外孤单:"你才十八岁,有大把好日子过,何必跟我这老大不小的人绑一起?"
"我早就不是小孩子了,"我坚定地说,"再说,我爹娘的脸面,也得靠我来挽回啊。"
"这事回去再想想,别冲动。"王明说完,大步走开了。
风言风语像秋天的落叶,纷纷扬扬。
有人说我贪图王家条件好,有人说我不要脸抢姐姐的未婚夫,还有人说王家是瞎了眼,捡了个姐姐不要的剩饭。
这些话传到我耳朵里,像刀子一样扎在心上,可我咬紧牙关,一声不吭。
爹娘起初也反对,娘甚至哭着说:"闺女,你这是何苦呢?咱宁可穷点,也不能让你受这委屈啊!"
爹抽着烟,眼圈红红的:"闺女,爹对不起你,让你跟着操心。"
我跪在地上,抱住他们的腿:"爹,娘,我不委屈,真的不委屈,王大哥是好人,他会待我好的。"
后来见我主意已定,加上王明登门正式提亲,表示愿意娶我,两老只得默许。
婚礼很简单,就在厂里的食堂办了十桌酒席,两家人在场,外加一些厂里的同事。
我穿着二姐留下的那件红色旗袍,头上别着娘的一支银簪子,手腕上套着二姐退回的那对玉镯,忐忑地站在王明身边。
有人在背后窃窃私语:"新娘子比姐姐差远了,又黑又瘦的,王明是倒了八辈子霉。"
王明似乎听见了,轻轻握了握我的手,小声说:"别怕,有我在。"
那一刻,我心里涌起一股暖流,觉得自己的选择也许并不算错。
婚后的日子如同一条缓缓流淌的小河。
王家给我们在厂西边的新楼分了两室一厅的房子,比我家那间筒子楼敞亮许多。
我的心事却始终没放下,总怕王明心里惦记着二姐,每晚睡觉都背对着他,留下一段小心翼翼的距离。
王明从不提二姐,每天早出晚归,回家便钻进堆满零件的小屋捣鼓他的发明。
我学着煮饭做菜,打理家务,两人之间隔着一层薄如蝉翼的生疏。
婚后第三个月,王明出差去省城参加技术培训,我一个人在家,翻出了他抽屉里的一叠信纸。
那是他写给二姐的信,却从未寄出。
信里字迹工整,内容却让我心如刀绞:"...我尊重你的选择,祝你前程似锦,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
最后一句话是:"我会好好照顾你妹妹,不会让她受半点委屈。"
我泪如雨下,原来我在他心里,只是一个需要照顾的责任。
春去秋来,我们的生活逐渐有了温度。
八六年厂里开始不景气,传言要裁员,工人们人心惶惶。
我负责车间的计件统计,听说自己名列裁员名单,回家后郁郁寡欢。
王明看出我的不对劲,却没多问,只是第二天主动请缨,带领几个工友修好了一台报废的织布机。
那台机器起死回生,为厂里创造了不少效益,厂长拍着他的肩膀说:"好小子,有出息!"
因为这功劳,不仅保住了他的工作,连我的名字也从裁员名单上划掉了。
那天晚上,他回家时眼里有光,嘴角上扬。
我第一次发现,原来他笑起来这么好看,像冬日里难得的暖阳。
"咱们要不要自己开个修理铺?"他突然问我,"厂里这情况,指不定哪天就真的不行了,咱得有条后路。"
"好啊。"我毫不犹豫地回答,心里却在想,他终于开始跟我商量未来了。
我们在街角租了个小铺面,铺子不大,只有十几平方米,门口挂了块木牌,上面写着"万能修理铺"。
开业第一天,只来了三个顾客,一个是修自行车,一个是修收音机,还有一个是补锅。
王明技术好,三样都修得妥妥当当,顾客满意而归,还带来了口碑。
慢慢地,生意越来越好,铺子也渐渐有了名气。
我在一旁打下手,学着记账、招呼客人,偶尔也能修点简单的东西,像是换电灯泡、缝衣服扣子之类的。
就这样,我们从一台旧缝纫机开始,修自行车、缝纫机,后来连电风扇、收音机都能修。
小院里堆满了零件,却堆满了我们共同的期望。
第一次分红时,我们赚了一百二十块钱,王明把钱分成两份,推给我一半:"这是你的。"
我惊讶地看着他:"我做得少,帮不上什么忙,怎么能分这么多?"
"你是我搭档,"他认真地说,"没有你帮我记账、打理杂事,我一个人忙不过来。"
那一刻,我心里的某处开始融化,像是春风吹化了冰雪。
八七年年底,铺子生意红火,我们的小日子过得有声有色。
王明给我买了一块上海产的手表,是我一直想要的那种,带日历功能,表带是金属的,戴在手上沉甸甸的。
"大冬天的,你就不能好好走路?"那年冬天,我不小心在结冰的路上滑倒,崴了脚。
王明二话不说,背着我去了街道医务室,路上絮絮叨叨:"你呀,风风火火的,走路不看脚下。"
他背着我在大街上走,引得路人纷纷侧目,我羞得把脸埋在他肩膀上。
那是我第一次这么近距离地感受他的体温,他的后背宽厚结实,像座小山,让人有安全感。
回家后,他煮了姜汤给我喝,又用热毛巾敷我的脚踝,动作笨拙却认真。
"疼不疼?"他小心翼翼地问。
我摇摇头,眼眶却不知为何湿润了。
"哭啥子嘛,"他手忙脚乱地找纸巾,"医生说没伤到骨头,养几天就好了。"
"我不是因为疼,"我抽噎着说,"我是觉得...觉得..."
"觉得啥?"他疑惑地问。
我没说完,因为我自己也说不清楚,那种感觉太复杂了。
那晚,我做了个梦,梦见二姐回来了,站在我家门口,问我过得好不好。
我想说很好,却发现自己说不出话来。
醒来后,我发现王明的手臂搭在我肩上,呼吸均匀,睡得正香。
我轻轻转过身,第一次仔细端详他的睡颜:眉头微蹙,似乎连睡梦中也在思考问题;嘴唇抿成一条线,固执而倔强;脸颊上有一道浅浅的疤,是小时候摔伤留下的。
这个男人,我的丈夫,竟然在不知不觉中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
五年后的一个雨天,铺子刚打烊,一个熟悉又陌生的身影出现在门口。
二姐回来了。
她站在我们店门口,黑色雨衣下露出一角红色旗袍,头发剪短了,烫成了当下最流行的"爆炸头",脸上多了几分沧桑。
"小妹,"她轻声唤道,声音里有几分试探,"是我。"
我愣在原地,手中的抹布掉在了地上。
王明比我先反应过来,招呼她进屋避雨:"快进来,外面雨大。"
"对不起。"二姐进门后,站在檐下,水珠从她发梢滴落,她却像没感觉到似的,只是直直地看着我,嗓音不再清脆如从前。
我请她进屋,泡了杯茶。
王明识趣地去了后院,说要整理一下工具,把空间留给我们姐妹。
"你过得怎么样?"我问,声音比我想象的要平静。
"不好,"二姐苦笑,"我没能成为歌手,在广州餐馆洗了三年盘子,后来做过服务员、导购,换了好几份工作。"
二姐的眼圈红了,抿了抿嘴:"我听说你们过得不错。"
我沉默了一会,倒了杯热茶给她:"县里文工团在招人,你嗓子那么好,可以去试试。"
二姐惊讶地抬头:"你...你不恨我吗?"
"恨过,"我坦言,"但现在不恨了。"
我想起了那些日子,想起了我如何因为她的任性而被迫做出选择,想起了邻居们的闲言碎语,想起了我刚嫁给王明时的委屈和无助。
可我也想起了这五年来,王明对我的好,那些在风雨中并肩同行的日子,那些从陌生到熟悉的点滴温暖。
"你知道吗,"我端起茶杯,"我曾经以为自己是在替你还债,现在才发现,其实是我欠了你一份情。"
二姐疑惑地看着我。
"如果不是你逃婚,我也不会嫁给王明,不会有今天的生活,"我微微一笑,"所以,我该谢谢你才对。"
那晚,我们姐妹聊到很晚,从天南聊到地北,仿佛要把这五年的空白一次填满。
第二天,我陪她去了文工团。
文工团团长认出了二姐,说当年看过她在县一中的表演,一直惋惜这么好的苗子没能继续发展。
二姐如愿应聘成功,在县里安了家,后来还嫁给了团里的小提琴手,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我和王明的生活也在不断变化。
九十年代初,改革开放的浪潮席卷全国,人们的生活水平逐渐提高,对家电的需求也越来越大。
我们的修理铺转型升级,专攻家电维修,从收音机、电风扇到彩电、冰箱,样样精通。
王明还参加了省里的技能培训,拿到了国家级维修证书,成了方圆百里有名的"电器王"。
"咱们要不要开家电器商店?"一次,我提议道,"现在大家生活好了,都想买新电器,咱们只修不卖,是不是亏了?"
王明惊讶地看着我:"你这主意不错,就是资金..."
"我有钱,"我得意地说,"这些年我省吃俭用,存了一笔钱,够开个小店了。"
于是,在修理铺旁边,我们又开了一家小小的家电商店,主要卖一些国产小家电,生意出奇地好。
十年匆匆而过。
如今,我和王明的修理铺已经变成了一家小有名气的家电维修店,同时经营着家电销售业务,每年的营业额都在上升。
我们还在县城买了一套商品房,七十多平米,虽不算大,却是我们的安乐窝。
二姐在文工团当了声乐老师,桃李满天下,过年时常带着她教的学生来我家表演,热闹非凡。
爹娘也搬来和我们同住,老两口的身体还硬朗,每天都到小区的花园里打太极拳,日子过得舒坦。
那年春节,全家聚在一起吃团圆饭。
酒过三巡,王明站起身来,端起酒杯:"我敬小芳一杯。"
他很少在人前这样正式地称呼我,我有些意外地看着他。
"谢谢你当年的选择,"他目光炯炯地看着我,"是你让我明白,人生有时候错过了一段姻缘,却可能收获另一段更好的缘分。"
我微微低头,掩饰眼中的湿润。
二姐笑着插话:"妹夫,你这话说得太文绉绉了,一看就是最近看了那个什么电视剧。"
大家都笑了起来,气氛轻松而温馨。
酒足饭饱后,我站在阳台上看夜景,王明悄悄走到我身边,递给我一个小盒子。
"啥东西?"我疑惑地问。
"打开看看。"他说。
盒子里是一对玉镯,青白通透,和当年二姐退回的那对一模一样。
"当年那对玉镯,你一直锁在柜子里,说是不吉利,"王明轻声说,"我想,咱们都这么多年了,该有一对属于我们自己的了。"
我鼻子一酸,眼泪不争气地流了下来。
"怎么又哭了?"他手忙脚乱地掏手帕,"不喜欢啊?"
"喜欢,"我擦擦眼泪,"我太喜欢了。"
他小心翼翼地把玉镯戴在我手腕上,严肃地说:"从今往后,你就是我王明明媒正娶的媳妇,谁也不能说三道四。"
我笑了,心想:人生就像一台旧机器,需要不断修理调整,才能找到最适合的运转方式。
而我们,终究修好了彼此的人生。
夜空中,烟花绽放,照亮了这个普通又特别的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