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53岁，大侄子结婚我随礼2000块，75岁老母亲嫌少，到处说我抠门

礼金风波

＂刘国庆，两千块是啥意思？你不知道今年彩礼行情？就这么抠？＂我七十五岁的老母亲声音不高，却让满桌宾客都听到了。

我的脸顿时火辣辣的，像是被人狠狠扇了一巴掌。

大侄子脸上的笑容也僵住了，悄悄伸手过来，想把我的红包塞回给我。

＂没事，小杰，＂我轻声对侄子说，＂叔给你的，是心意。＂

酒席上，我强撑着笑容，但每次与人碰杯，眼神都不自觉地往母亲那边瞟。

母亲坐在主桌上，背挺得笔直，嘴角紧抿，显然还在生气。

我叫刘国庆，今年五十三岁，是个普普通通的下岗职工。

八十年代末考上了县里纺织厂，成了一名机修工，那时候多吃光彩呐，整条街上的人都羡慕我爹娘。

＂庆子有出息，吃商品粮，拿固定工资，退休还有养老金呢！＂街坊们这样议论着，我爹娘走路都有风。

可好景不长，九十年代中后期，随着国企改革大潮，我们厂效益越来越差，发工资也变得拖拖拉拉。

九八年，厂里开始＂买断工龄＂，一次性给点补偿，从此自谋生路。

＂咋就你被买断了？张家李家的孩子不是都留下了？＂母亲一连数日不跟我说话，饭也吃不下，整日唉声叹气。

当时母亲的失望，像把刀子扎在我心上，可我又能怎么办？

厂里明确规定，机修车间只留三个人，我排第四，没法子。

拿着那两万多块钱的买断费，我在家楼下租了间小铺面，开了个自行车修理店。

那个年代，自行车还是大伙儿的主要交通工具，二八大杠、永久牌、飞鸽牌满街跑，靠修车能混口饭吃。

一年四季，我都守在这不到十平米的小修车铺里。

夏天，额头上的汗水像断了线的珠子，滴在滚烫的水泥地上＂嗤嗤＂作响；冬天，手指冻得发青，拧螺丝时疼得直掉眼泪。

记得那年冬天，刚下过一场大雪，气温骤降到零下十几度。

＂刘师傅，帮我看看，车链子怎么老是掉？＂一个送外卖的小伙子牵着车进来，鼻尖冻得通红。

我接过车子，低头摆弄起来。

＂真对不起啊，这大冷天还麻烦您。＂小伙子搓着手说。

＂不碍事，干我们这行的，冬天就这样。＂我笑着说，心里却在盘算着，这活计最多收他五块钱，意思意思就行。

这小伙子估计也不容易，大冷天的送外卖，跟我一样，都是靠力气吃饭的。

日子就这样过去了，当年改革大潮中被买断的工人，有的转行做生意发了财，有的进了民企当了工人，还有的就像我，靠着一技之长，勉强维持生计。

大侄子结婚这日，我穿了件洗到发白的衬衫，装了个红包，揣在怀里。

两千块，是我半个月的收入。

在修车铺，我得弯腰起身两百来回才能挣到这些钱。

从我家到酒店，坐公交车要转两趟，我没舍得打车，一大早就出发了。

走进酒店大堂，看到满屋子穿着讲究的亲戚，我才意识到自己这身打扮有多寒酸。

＂二叔来了！＂大侄子小杰迎上来，一脸喜色。

他是我大哥的儿子，从小就懂事，读书也用功，如今在县城医院当了医生，找了个护士做媳妇。

＂小杰，恭喜啊，叔没啥本事，这点心意你收下。＂我掏出红包，塞进侄子手里。

就在这时，我七十五岁的老母亲从旁边走过来，一把抓住我的手腕。

＂给我看看！＂她的声音因为激动而微微发抖。

我愣住了，周围的亲戚都望过来。

＂两千？＂母亲眉头皱得像个疙瘩，＂你二叔就给你两千块钱？＂

＂够了，够了，妈，二叔有心了。＂小杰连忙打圆场。

＂什么叫够了？你表哥结婚，李家出了一万呢！你三叔给了五千！就你二叔，抠门得很！＂母亲的声音越来越大。

我站在那里，手足无措。

母亲说我抠门，那是不知道长子家拖欠的房贷我帮还了多少，也不知道我每月给小弟治病的钱从哪来。

一九九九年，大哥下海做生意失败，欠了一屁股债，是我拿出全部积蓄帮他还上，才保住了他家的房子。

二〇〇五年，小弟查出肺癌，做手术、化疗，前前后后花了十几万，我东挪西借，连棺材本都掏了。

小弟临终前拉着我的手说：＂大哥，对不起，拖累你了。＂

我笑着说：＂说这个干啥，咱兄弟间还客气什么。＂

可我不擅言辞，更不愿对母亲顶嘴解释。

在她那个年代，儿子结婚是大事，礼金轻了，就是看轻了这门亲事。

我早些年也不是这般窘迫。

厂里效益好的时候，我月收入有四五百，算是＂万元户＂了，家里添置了不少电器。

最风光的一年，我买了台二十一寸的彩电，全家围着看，母亲喜滋滋地叫邻居们来＂参观＂，脸上写满了骄傲。

九十年代国企改革，厂里效益不好，我接受了买断工龄的安排。

彼时花甲之年的母亲满脸失望：＂怎么我儿子就这么没出息，人家张家李家都还在单位里坐着呢。＂

说这话时，她扭过头去，不愿看我。

那一刻，我心如刀绞。

我是家中老大，父亲早逝，我肩负着照顾母亲和两个弟弟的责任。

在母亲眼中，我永远比不上别人家的孩子。

＂人比人，气死人。＂这是母亲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后来，母亲住进我家。

每当她看见邻居老张家添了新冰箱，老李家换了彩电，眼中总闪过羡慕与责备。

我只能说：＂等过段时间吧。＂

可那＂段时间＂，好像总也等不到头。

记得有一年，母亲七十大寿，我省吃俭用，给她买了条金项链。

＂多少钱？＂她问。

＂不贵，一千多。＂我撒了谎，其实花了我三个月工钱。

＂李婶过寿，她儿子送的是三千多的。＂母亲低头看着项链，声音淡淡的。

那一刻，我的心凉了半截。

这些年，我早已习惯了母亲的数落和比较。

我知道她不是故意的，只是那个年代过来的人，总有股攀比的心理，总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出人头地，让她在老姐妹面前有面子。

去年冬天，母亲病倒了。

一场重感冒引发肺炎，老人家高烧不退，送进了医院。

我在医院守了七天七夜，熬得两眼通红。

期间，大哥来了一次，说厂里忙，待了半天就走了；小弟早已不在人世；大嫂带着孩子来过两次，说家里还有事要忙。

最后，还是我一人陪着母亲。

病房里的椅子硬邦邦的，我坐一宿腰就疼得直不起来。

可我不敢合眼，生怕母亲半夜有什么事叫不应。

晚上十一点，护士查完房走后，我悄悄从床底下摸出一个暖水袋，下楼打了热水，塞进母亲的被窝里。

＂冷不冷，妈？＂我问。

母亲摇摇头，眼中泛着泪光：＂庆子，亏了你了。＂

她第一次这样说，我心里酸酸的。

出院后，我每天四点起床，熬药、做饭、洗衣，然后赶去修车铺。

夜里十一点回家，还要给母亲翻身、擦背。

那段日子，我瘦了十几斤，眼睛布满血丝，邻居见了都说我像变了个人。

＂国庆，怎么又给我买这么贵的人参？＂母亲问过我。

＂不贵，便宜货。＂我笑着岔开话题。

其实那人参是县城最好的，花了我半月工钱。

即便如此，母亲在外人面前，依然会说我抠门。

＂庆子呀，就是太实在，不会来事，也不会花钱，这辈子怕是要打光棍了。＂每每说起我的婚事，母亲总是这样评价。

我确实没结婚。

年轻时忙着工作养家，等想起来这事时，已经三十多了。

后来经人介绍认识了一个女人，处了半年，就在谈婚论嫁的节骨眼上，她父母来我家＂考察＂，看到我那十来平米的修车铺，脸色立刻变了。

＂我闺女嫁过来能过什么日子啊？＂她妈当场就说。

女人走后，母亲埋怨了我好久：＂你看看人家李家儿子，都升到副科长了，分了两居室，媳妇是局长的女儿，多体面！＂

时间久了，我也就死了这条心。

有时候，一个人也挺好，至少不用担心连累别人跟着受苦。

在外人眼里，在母亲心里，我似乎永远是那个＂抠门＂的儿子，那个＂不成器＂的儿子。

我不善表达，只会用实际行动爱她。

每月发了工钱，先留出母亲的营养费，再拿出一部分给弟弟家，剩下的才是我的生活费。

有时候实在不够用，我就少吃一顿，或者馒头就咸菜凑合。

母亲不知道的是，我每月还会抽出一部分钱，资助邻居老赵的孙女小红。

那丫头聪明，考上了省城重点大学，可家里条件不好，老赵爷爷一人拉扯她长大，靠做些零工维持生计。

＂刘师傅，真是不好意思，又来麻烦你。＂记得第一次，老赵红着眼睛来找我。

＂赵叔，别这么说，小红是个好孩子，我帮忙是应该的。＂我从口袋里掏出八百块钱，塞给他。

＂这钱，我一定会还……＂老赵哽咽道。

＂不急，等小红毕业工作了再说。＂我拍了拍他的肩膀。

就这样，我每月都会抽出一部分钱给老赵，从来不曾间断。

除了小红，我还帮过其他几个孩子。

厂里老同事小李的儿子做手术，差两千块钱，我二话不说借给了他；街道困难户老王冬天交不起煤气费，我悄悄给他送去五百；还有社区几个贫困学生，我每学期都会给他们买些书本文具。

这些事，我从不张扬，也不曾对母亲提起。

有些善良，不需要宣扬；有些付出，只是源于本心。

直到有一天，邻居老赵找到母亲。

那是在大侄子婚礼后一周，我在修车铺忙活着，接到母亲电话，说家里水管坏了，让我赶紧回去。

回到家，我发现水管好好的，母亲坐在沙发上，旁边是老赵。

＂老嫂子，你知道你儿子每月给我孙女小红寄多少学费吗？八百！整整三年了，一次没少！那丫头上大学全靠你儿子啊！＂老赵激动地说。

母亲愣住了，不可置信地看着我。

＂赵叔，你咋来了？＂我尴尬地站在那里，＂那点小事，不值当提。＂

＂什幺小事！我那孙女能上大学，全靠你啊！她都跟我说了，毕业后第一个月工资要全部给你！＂老赵眼中闪着泪光。

当晚，母亲默默地吃完饭，回了自己房间。

她趁我睡熟，翻出了我藏在床底的账本。

那是个发黄的老笔记本，扉页上工工整整写着＂收支明细＂四个字，是我下岗那年开始记的。

里面密密麻麻记录着这些年的收支：五月十日，借给李师傅手术费两千元；七月二十日，资助老王煤气费五百元；九月一日，给小红学费八百元……

更让母亲震惊的是，在支出一栏的最上方，永远第一条写的是：＂母亲营养费：600元＂。

即使在最困难的月份，这一项从未减少过。

那晚，母亲哭了。

第二天早饭桌上，母亲红着眼睛对我说：＂儿啊，娘对不住你。＂

我摇摇头，只说：＂人这一辈子，能帮就帮，但得量力而行。＂

＂以前娘总说你抠，其实是娘不懂你。＂母亲的手轻轻抚上我布满老茧的手，＂你把好日子都让给了别人。＂

我笑了笑：＂妈，我过得挺好的。＂

母亲沉默片刻，突然问：＂你还记得你爹临走前跟你说的话吗？＂

我点点头。

父亲病重那年，拉着我的手说：＂庆子，爹就剩你小子了，以后家里就靠你了。你要记住，做人，第一要厚道，第二要本分。＂

厚道，本分。

这是父亲给我的人生信条，我一直铭记于心。

大侄子婚礼后一个月，母亲做了一桌好菜，叫来全家人。

＂今天，老婆子有话要说。＂母亲站起来，环视一圈，目光在每个人脸上停留，＂上次小杰结婚，我说了国庆不该说的话，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我要收回。＂

桌上一片寂静。

＂我儿子刘国庆，就是太实在，当着大家的面我还得说，这样的好人，咱们村里找不出第二个来。＂母亲的声音有些哽咽，＂他帮衬着这个家，照顾着我这个老婆子，还周济着街坊邻居，可从来不张扬。＂

大哥有些尴尬地低下头；大嫂的脸上浮现出一丝愧色；小杰和他媳妇对视一眼，眼中满是敬意。

＂妈，别说了。＂我打断母亲，＂都是一家人，说这些干啥。＂

＂不，今天必须说清楚。＂母亲坚持道，＂以前我总拿你跟别人家孩子比，现在我想明白了，真正的富有不是口袋里有多少钱，而是心里装着多少人。我儿子，心里装着整条街的人，他是最富有的。＂

饭桌上，我低着头，只觉得碗里的米饭，从未这般香甜过。

那晚，我又梦见了父亲。

他坐在修车铺门口的小板凳上，笑眯眯地看着我修车，时不时点点头，好像在说：＂庆子，你做得对。＂

醒来后，我第一次感到，这大半辈子的付出与辛苦，都是值得的。

如今，小红已经大学毕业，在省城一家医院工作，每逢节假日都会给我寄些土特产；老赵的腿脚利索了，天天在广场上跳着舞，见我就夸我是他的＂救命恩人＂；母亲的身体也好多了，不再动不动就拿我跟别人家比较。

有时候，她还会主动帮我收拾修车铺，或者提前做好饭菜等我回家。

＂庆子，你这手艺真不错，连县城里的人都专门来找你修车。＂一次，母亲站在铺子门口，看着我熟练地调整车闸，脸上满是骄傲。

＂还行吧，干了这么多年，有点经验了。＂我笑着回答。

＂比那些坐办公室的强多了，人家都说你诚实可靠，技术好。＂母亲接着说，＂你就是太老实，不会告诉别人你的好，以后妈帮你说！＂

这番话，让我心里暖烘烘的。

人生在世，不过是尽己所能，活出本心。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活法，不必攀比，不必张扬。

修好一辆自行车，帮助一个需要帮助的人，照顾好身边的亲人，这就是我的幸福。

生活不会因为你付出了多少而亏欠你什么，它只会在不经意间，把你的善良以另一种方式回馈给你。

就像那天，一位年轻人牵着车进铺子，二话不说付了双倍的修车费：＂刘师傅，听说您资助学生，我也想出一份力。＂

我愣住了，后来才知道，这是小红在医院里的同事。

善良，就是这样传递下去的。

此刻，坐在修车铺里，看着夕阳西下，街道上人来人往，我突然想明白了一件事。

人这一辈子，能帮就帮，但得量力而行。

财富有限，但爱无穷。

时间会告诉你，那些看似＂抠门＂的选择，或许正是人生最珍贵的馈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