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01月09日22:05:33 情感 17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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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我的人生经历吧，虽不是一帆风顺，倒也没有太大的坎坷和波折，下乡插队时虽然吃了一些苦头，可和农民伯伯比起来，我吃的那点苦头根本就不值得一提。更何况下乡插队期间，我还遇上了一位淳朴善良又漂亮的民办小学老师，收获了幸福美满的婚姻。

我是1969年春天乘坐火车离开天津的，到达承德后，我们又乘坐汽车，来到了承德地区的石洞公社，我们七名天津知青被分派在好地大队第六生产小队插队落户，临时住在了队部大院的两间土坯房子里。三名女生住一间房子，我们四名男生住一间房子。因为我是高中生，也数我的个子最高，于队长就指派我担任了知青小组的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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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地大队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小山村，当年那里的贫穷与落后一般人是无法想象的。到了春天，乡亲们还穿着厚棉衣，不管是大人孩子，都是光着膀子穿棉袄。等到天暖和了，脱下棉衣直接穿单褂，整个生产队，就于队长有一件夹袄。

于队长很淳朴也很善良，我们天津知青来插队，最操心的还是于队长。因为那时乡亲们的生活都不富裕，大家对我们插队知青都有抵触情绪，都说我们是来跟他们争口粮的。于队长把乡亲们都召集到队部，给社员们反复讲解上级的政策，说知青是带着口粮来插队的，社员们才算接纳了我们。

刚来到好地大队那段时间，于队长给我们送菜送咸菜，帮我们挑水，还让他媳妇帮教我们做饭，队里不给记工分，属于义务帮忙。一直到了春耕春播生产开始以后，于队长的媳妇才不帮我们做饭了。

我们六队的耕地基本上都是山坡地，有的地块距离村子四五里路远，一上午只能往地里担三趟土杂肥。于队长走路快不偷懒，他一上午最多也就能担四趟土杂肥。

第三天往山坡地挑粪，我同学李玉静不小心崴了脚，不敢走路，两个人搀着她也不行。实在没办了，于队长就让我把李玉静从山坡上背下来，然后用队里唯一的一辆架子车把李玉静拉回了队部。李玉静在家歇了四天，红肿的脚踝才消肿。

就是因为我把李玉静从山坡上背了下来，李玉静总觉得不好意思，看到我就脸红。有时同学们说悄悄话，我就以为他们在议论我和李玉静，我就觉得不自在，就像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一位男同学还偷偷对我说：“张和平，你背了人家李玉静，以后就得娶人家。”那位同学为什么这么说，我一直想不明白。

李玉静和我是同班同学，上高一时我是班长，她是文娱委员兼课代表，我对她还是比较了解的。李玉静的父亲是区委干部，她母亲是街道主任，她算是干部子女，所以有点清高，和同学们的关系不是很好，因为她清高，同学们大都敬而远之。我虽然也不喜欢她清高自傲的性格，但我和她的关系还是比较好的，毕竟我俩都是班干部。

1970年秋天，好地小学总算复课了。当初公社教委说我们大队的学生少，想把我们大队的学生合并到别的小学去。因为学生家长都不满意，大队书记郭修礼也觉得不妥，一个大队连一所小学都没有，这也不体面呀。

大队书记找了公社干部，就说社员群众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去别的学校读书，公社书记一句话，好地小学也就正常复课了。但公社书记有要求，必须让文化程度高的插队知青去学校任教。

为了不让公社书记挑毛病，大队书记就让我去学校当民办教师。我就对郭书记说：“郭书记，我们知青点的李玉静也是高中生，她比我学习好，还会唱歌，就让她去学校教书吧。”郭书记听取了我的意见，李玉静成了好地小学的民办教师。因为这，李玉静非常感激我，还送给了我一个塑料皮的日记本和一支没用过的新钢笔。

从那以后，李玉静明显对我热情了，第一个月领到民办教师补贴，她买了三十个鸡蛋，请我们大家吃了煮鸡蛋，还利用星期天不上课的时间，跑到公社供销社买了一个手电筒和备用电池，谁用手电都行，就等于是公用手电筒。因为这件事，我们男知青和女知青对她的看法都有了改变，没人再说她清高自傲难相处了。

1972年秋后的一天，李玉静感冒发烧嗓子疼，不能给学生上课，我就替她去代课，让她休息。过了一个礼拜，李玉静感冒痊愈了，她才回学校教书。那个月领到民办教师补贴以后，李玉静塞给我两块钱。我能要她的钱吗，就把那两块钱还给了她。第二天，她塞给我一张纸条，上面工工整整写着一行字：我想永远和你在一起。

因为那时人们的思想还比较保守，男女之间很少有自由谈恋爱的，我一直没敢公开和她恋情，怕给她带来影响。可李玉静是个敢爱敢恨的人，她说两个人谈恋爱你情我愿，又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有什么可隐瞒的。没多久，社员们基本都知道了我们恋爱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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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秋天，我们大队得到了一个推荐上大学的名额，郭书记极力推荐我去上大学。我犹豫再三，还是把上大学的机会让给了李玉静。我觉得我不能把她扔下一走了之，毕竟我是男人。

李玉静回天津上大学的头一天傍晚，她拉着我来到村口的那棵老柳树下，深情地对我说：“张和平，我回天津等你，咱俩一辈子不离不弃。”

李玉静回天津读书后，我顶替她的位置，到学校当了一名民办小学老师。那时的好地小学已经开设了五年级的课程，教五年级学生的老师是一名女教师，她叫马秀芝，当年二十岁，初中毕业生，是大队会计家的女儿。我教四年级的学生，校长还让我教音乐课，因为李玉静是学校的音乐老师，她走了，就没人教学生唱歌了。

我虽然也会唱几首歌，可我唱歌不好听，有时还跑调。那天给五年级的学生上音乐课，马秀芝老师听到了我唱歌。下课后，她就告诉我，说我唱歌的节奏有点快，还有点跑调了，她还把那首歌给我唱了一遍。万万没想到，马秀芝老师的歌喉竟然那么好，她比李玉静唱歌还好听。我当即提出让她担任音乐老师，马老师没推辞，就痛快答应了。因为这件事，我从心里感激马老师。

两个月后，我接到了李玉静的来信，她说她父母不同意我俩谈恋爱，她实在是没有办法说服她父母，让我原谅她。言外之意，就是和我断绝了恋爱关系，还说希望我能找一个比她更好的对象。

虽然我也想过我和李玉静的感情问题，我也担心过她回城后会提出分手，但我还是心存侥幸的，因为李玉静回天津的时候，牵着我的手再次发下了爱的誓言。突然接到她的亲笔绝情信，我还真有点接受不了，一向坚强乐观的我还是没能控制住自己的眼泪。

马秀芝看我的眼睛红了，情绪明显低落，就问我是不是哪里不舒服。我没隐瞒她，直接把李玉静写给我的绝情信给她看了。马老师也不知道怎样安慰我，就让我回知青点休息，她说替我代课。

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接触了解，我发现马老师是一个很热情很善良的人，她处处都关心我，还从家里带来好吃的东西给我。

1977年春天，我俩一起去公社开教师大会，回来的路上，马老师说她父母又催着她订婚，她说她不太喜欢那个小伙子，那个小伙子家虽然很富裕，可他没读多少书。

听她这么一说，我心里突然有了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就像自己喜欢的人要被别人抢走似的。纠结了半天，我红着脸说：“马老师，你看我怎么样？”我好像是在开玩笑，其实那是我的真心话。要是非说是开玩笑的话，长到二十五岁，我那可是第一次和女生开这样的玩笑。当时我感觉脸上火辣辣的，都想找个地缝钻进去。

马老师笑了笑说：“张老师，说句心里话，我真的很喜欢你，只是一想到你是知青，是高中生，我就觉得配不上你，何况你早晚都会招工进城，我觉得咱俩不太可能……”

没有过多的语言，我俩就这样相爱了。

那年冬季，我得到了恢复高考的消息，我就鼓励马秀芝和我一起报名参加高考。起初她有顾虑，怕自己考不上别人会笑话她。在我的鼓励下，她决定报考师专，我俩就全力以赴复习功课，准备迎战高考。

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1978年春天，我俩几乎是同时接到了承德师范的录取通知书，我考上承德师范中文系（本科），马秀芝考上了承德师范专科班（中专），我俩在一所学校读书，只是学制不一样，她两年就毕业了。

马秀芝毕业后分配到公社中心小学任教，当了一名语文老师。我毕业后分配到县教育部门工作，成了国家干部。参加工作的第二年，我和马秀芝领取了结婚证，那年我二十九岁，马秀芝二十六岁。在好地大队，马秀芝是最晚结婚的女青年。

婚后的生活和睦幸福，马秀芝是一个贤惠勤劳的女性，家务活基本不用我过问，洗衣做饭基本不用我动手。当时我俩一个在县里工作，一个在乡里教书，但两地距离不到十里路，每天下班我都回到她教书的学校去住。后来我们在县城安了家，马秀芝就天天回县城，骑自行车二十多分钟，也不算多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