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崇桂：20世纪中国著名教会领袖

陈崇桂

Marcus Chen

1884  — 1963

二十世纪中国著名教会领袖，神学教育家，牧师；重庆神学院院长。

作者／李亚丁

来源／ 《华人基督教史人物辞典》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Chinese Christianity)

编辑排版／随手君（ID：suishouchuanfuyinjun）

陈崇桂于1884年出生于湖北荆州。6岁时进入教会学校读书，每天除了接受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外，还在宣教士老师的教导下，学习英文、数学、西洋史等。学生不仅仅学习文化知识，还要学习新、旧约圣经，参加学校的礼拜和聚会等活动。所以说，他从小就接触到基督教信仰。

1900年，当陈崇桂16岁时，正式受洗成为基督徒，并进入武昌博文书院（Wesleyan College and High School）读书。该书院于1885年由英国循道宗宣教士W. A. T. Barber所创办，以培训英语人材而闻名。其学生毕业后都有很好的出路，或继续升学深造，或服务于邮局、海关或洋行等机关。1904年，陈崇桂从博文毕业，但他却放弃了谋职高就的机会，转到圣经学校去教书。那时他虽然参与讲道，但据其自述，当时他在基督信仰上，并非十分清楚。

1906年10月，武昌教会邀请江苏的李叔青牧师前来布道三天。陈崇桂听他讲道，并亲自前去拜访他，听他劝勉之后大受感动，遂经历了悔改重生之经验，他一生的道路也随之发生改变。此后，他觉得读经甘之如饴，讲道大有能力，遂立志做一个专职传道人。1907年冬，他读过乔治·慕勒传记后，终于决定放下一切，奉献自己，专职传道。

1909年，瑞典行道会（Sweden Mission）在湖北荆州创办了神学院。陈崇桂应聘到这所神学院任教，担负起教学和行政双重责任。1920年，他暂别学校，远赴美国伊利诺斯州的惠顿学院（Wheaton College）深造，在圣经与神学等方面充实自己。1922年学成回国，仍回荆州神学院任教。

1925年，陈崇桂离开了他服务16年之久（1909－1925）的荆州神学院，应“基督将军”冯玉祥之聘请，北去张家口，到冯玉祥军中担任随军牧师，从事宣教工作，这在当时中国极为罕见。陈崇桂负责安排主日崇拜，向士兵传福音，讲解基督教教义，并且还在军中成立了“基督教青年会”，带领官兵过好宗教生活，把基督的博爱、牺牲、团结、服务精神贯彻在军队生活中，许多官兵受洗归主，使得冯玉祥所部获得“模范军队”的美誉。不幸的是，1925年底，直、奉两系军阀向冯玉祥军队开战。1927年，冯兵败后被迫赴苏游历，陈崇桂也只好离开冯系部队，远避内蒙古绥远的一个小镇达三个多月之久，期间他将自己每日读经、灵修和默想之所得记录下来，日后经整理后岀版，书名为“灵修日新”。

其后，陈崇桂辗转到上海，以行道会巡回布道牧师身分，从事布道与文字工作。1929年，他作为中国基督教界的代表之一，前往耶路撒冷参加世界宣教会议。返国后，他离沪赴湘，前往长沙主持并执教于湖南圣经学校（Hunan Bible Institute）。他在该校执教九年之久（1929－1937），除教学外，他常在寒、暑假期间应邀到全国各地布道，闻名遐尔。1934年，他曾与宋尚节博士一起同工，给长沙、衡阳等地教会带来灵性的大复兴。

陈崇桂（右坐）全家合影（1936年摄于长沙）

1937年抗战爆发，烽烟四起。在艰难的战争岁月，陈崇桂仍四处奔波布道，主领奋兴会，给各地教会带去信心与安慰，他的足迹遍及华中各省。1938年，应内地会华福兰主教（Bishop Houghton）之邀请，陈崇桂携家搬往四川，在滇、黔、川等地巡回布道，主领各种聚会。1941年，他应邀去新加坡布道，几天后，太平洋战争爆发，因日军侵占马来半岛，使陈崇桂无法返国，滞留新加坡约三年之久。

直到1943年，陈崇桂经泰国返回中国。不久，在华福兰主教的奔走与努力下，陈崇桂与内地会合作，于1943年9月，在重庆创建了重庆神学院。当年就有十几位中西老师到该校任教，有来自十七个省的50多位同学入学读书。此后，在陈崇桂的主持与带领下，重庆神学院为西南各省教会培养了大批的教牧人材。除了校务和教学外，他还恢复并主编其早年所创刊的《布道杂志》，而且几乎每周都应邀到各地教会讲道。从1943－1949年间，他就这样在教导、文宣与口传中忙碌度过。其信仰之纯正，布道之能力，神学之深厚，长者之风范，使他成为享誉全国的福音派领袖，为人所敬仰。

陈崇桂在文字宣教上也颇有贡献，一生中写作、翻译、编辑岀版书籍达四十馀种。除《灵修日新》外，他还著有《基督与我》、《各样的安慰》、《神的应许》、《个人布道研究》，以及他用英文撰写的自传《四十年来》等等。

1949年，陈崇桂偕夫人赴欧美访问，于八月途经香港返国。当时许多人为时局所忧，劝其不要回中国大陆。但他另有所见，执意返回重庆。1950年，中国基督教界发起“三自革新运动”，同年九月，“三自革新宣言”――“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发表，并在全国各地教会征集签名。陈崇桂是四十位发起人之一。1954年7月，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成立，吴耀宗为“三自”主席，陈崇桂为六位副主席中的一位。

自1949年到1957年间，从陈崇桂所发表的文章与讲话中不难看出，他拥护〇〇〇，靠拢政府，拥护三自爱国运动。在控诉运动中，他参与控诉包括王明道在内的其他教会领袖。在讲道中他亦紧跟政治形势，努力与当时的环境相适应。在1952年1月19日的《天风》杂志上，刊载了他的“我的政治思想是如何改变的”一文，文中他如此说：“我完全觉悟了，只有马〇〇、列〇及革命性的科学，才能使人类获得自由的工具……，我要从心里说我热爱共〇〇义，接受〇〇主义 ……的教训。” 其思想与信仰的变化从中可见一斑。

在1957年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治运动中，共〇〇号召人民帮助其整风，鼓励人民向〇提意见。于是，陈崇桂于1957年3月19日，在北京召开的第八届中国人民〇〇协商会议上，坦率提出了意见：“ ……在一座铁桥的落成典礼中，一位高级官员发表演讲说道：‘这座桥是人的努力做成，而不是所谓神的工作。’ 他随即又说：‘你们基督徒，快把你们的神丢到粪堆里去吧！’ 这样亵渎神，在我们基督徒心中比侮辱我们的母亲更可怕，这不是批评，而是侮辱宗教。” 陈崇桂因此被打成“右派份子”，遭到无情的控诉与批判。他晚年在重庆寂寂无闻度过馀生，于1964年逝世，享年80岁。

盖棺未定论

他的信仰纯正，热心爱主，在中国教会复兴时代的贡献是肯定的。他的足迹几遍全国，尤其他所著“灵修日新”更使全国信徒灵命上得到造就。在三十年代他是传福音和教会复兴的活跃人物。使人扼腕叹息的是他的后半生，他与无神论拥抱，以政治思想来谬解圣经，他参加控告陷害他的弟兄。虽然如此，他的良心仍得到神的光照。晚年他觉悟了，可看得出他是真的觉悟了，他指控一切的政治迫害行为“有甚于刨我们的祖坟”。无论如何，从他这一点道德勇气论，诚如查时杰先生对他的结论：“他人生最后的一段路程，颇有使徒彼得的遗风，令人对他有不尽的惋惜，但也有不尽的敬佩，他的及时回头，应是中国教会的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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