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陈平原（1954年1月-），广东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曾任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文学讲座教授。本文节选自“博士生导师的责任与边界”，首发于“中华读书报”，特此分享。（必记本）
商务印书馆出品《陈平原文集》精装24卷
我最想跟新聘博士生导师说的，就是首先要愿意为学生花时间。 什么叫“愿意为学生花时间”。对于受过良好训练且学有专长的教授、副教授来说，指导博士生不是一件难事，难在必须花不少时间。道理并不复杂，就说两件趣事，大家自己体会。
2018年10月，著名作家金庸先生去世，《明报月刊》准备出纪念专号，指定题目要我谈与金庸先生合招博士生的事。当初新浙江大学成立，请查良镛先生出任人文学院院长，既有减少四校合并中人事矛盾的考虑，也是借用其巨大名声，为新浙大造势。金庸先生不熟悉大学情况，对招收博士生提出不切实际的高标准，且定位不是很准确，因而引来学界一片嘘声。正是在此背景下，我在一次学术会议上提出，与其让金庸在历史系招收隋唐史或中西交通史方向的博士生，不如在中文系招收“历史和文学”方向的博士生。没想到浙大从善如流，与金庸先生一番协商后，真的打出招牌，让他和我合带博士生。
教书是一种职业，带博士生也没什么稀奇，只是有些技术性的关卡必须把握。外行人或许很难理解，晚年的金庸，在浙江犹如神一般的存在，一旦大驾光临，马上被政商各界重要人物包围。一般教授（包括我这个合作者），不是想见就能见的；更不要说他亲自指导的学生了。于是我向浙大建议：让这三个博士生以交换生的身份，到北大跟随我一年半载，一来调整研究思路，二来准备论文，三来摆脱媒体的纠缠。没想到此举被有心人解读为不信任浙大以及金庸的学术水平，害得我赶紧后撤（参见《很遗憾，没能补好台》，《明报》2015年8月1日；《重提与金庸先生合招博士生》，《明报月刊》2018年第12期）。 以我教书几十年的经验，指导博士生的第一要诀，就是愿意为他/她们花时间。再伟大的导师，也没有本事三言两语就让懵懂的学生长成参天大树——除非那人是天才，或已经是成熟学者。
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为我的《花开叶落中文系》增订版举办新书发布会提问环节上，有读者问及我的读博经历以及指导研究生细节，人文社剪辑成短视频，在网上广泛传播，推出十天，阅读量35.1万，转发量1.7万，大大出乎我和出版社的意料。还有人专门来电询问，你说你每周都跟自己指导的研究生吃一次饭，是真的吗？我告诉他已经二三十年了，只要在京，就坚持这么做。不过，不是在饭馆，而是在办公室，且各自打饭，主要目的是聊天。在我看来，专业问题，课堂上解决；私下闲聊，不设题目，上天入地，这才叫“熏陶”。学生天资、性情、机遇不同，无法保证每个人都成才；但当老师的，尽最大可能扶正祛邪，助力成长。这里没有一定之规，也不是理论问题，关键在愿不愿意花时间，能否设身处地，体贴但不纵容，跨越代际鸿沟，跟他们一起成长——这么说并非矫情，每代人都有自己的长处与局限；带学生起码使得我心态较为年轻，不怎么固步自封。
学生很忙，平日没事，不见得愿意跟你闲聊天；但你最好能提供固定的时间表，比如office hour，或我的午餐聚会，让他们不管是学术问题、生活问题还是心理问题，随时可以找你聊。新聘的博士生导师，正处在学术冲刺阶段，加上很可能“上有老下有小”，自己都忙得四脚朝天。可即便如此，给学生预留请教学问乃至必要的闲聊时间，我以为是当老师的职责。为什么把“必要的闲聊”也算进来，那是因为，今天的学生压力很大，一不小心就会出现心理问题。若问题严重，只能寻医就诊；但在最初阶段，好导师是能敏感意识到，且有能力帮助排忧解难的。这也是我跟学生聊天，并不总是很学术的缘故。（文末推荐多卷本《陈平原文集》签名版，陈先生的学问之道散布其中，极富学术分量）
《陈平原文集》总序
陈平原
有机会出版个人文集，而且是在举世闻名的商务印书馆，实在是幸运之至。我曾多次提及，作为七七级大学生，我们这代人的普遍状态是：道路曲折，前途光明；劳作勤奋，成绩有限。恰逢连续急转弯的大时代，个人无法遗世独立，“文革”中的蹉跎岁月，1980 年代的艰难崛起，1990年代的勇猛精进，以及新世纪的拓展与抗争，都只是努力顺应时势。静夜沉思，常常扪心有愧。但反过来想，换一个时代或国度，我就能做得更好吗？也实在不敢打包票。聊以自慰的是，从那么低的地方起步，紧赶慢赶，能有如此微薄成绩，已经很不容易了。收录于此的著作与文章，体例迥异，水平参差。读书多年，深知即便优秀学者，真能传下去的好文章也不会很多。刊行文集，主要意义在于保存雪泥鸿爪，证明自己曾经努力过。
本文集依题材及时间略为分类，大致是文学史（第1—5卷）、学术史（第6—10卷）、文化史（第11—15卷）、教育史（第16—20卷）， 最后 4 卷乃散文随笔。各卷分类其实有些勉强，只是立个题目，便于归拢而已。在一个“术业有专攻”的时代，力图兼及文学史、学术史、文化史与教育史，如此治学，必定不够专精。唯一的好处是，超越现有的学科边界，以“人文史”的视野，在某种意义上重新走向综合。
不仅后 4 卷，前面那 20 卷，其实也不全都是专业论文。坚持两手写作，兼及论文与随笔，是我治学的一大特点。论著不够专精，有个人能力问题，但更重要的是旨趣：早年强调“学者的人间情怀”，中间谈论“压在纸背的心情”，近年则发挥“两耳闻窗外事， 一心读圣贤书”。当然，因内外各方面的限制，我介入社会变革及思想文化建设的努力，很少有看得见摸得着的贡献，就因此类话题，属于“不说白不说，说了等于白说，白说也要说”。
多年前的著作，小修小补无济于事，重写又不可能—也没有意义。各书除了统一体例、补齐注释，内容一般不做改动。略感遗憾的是，不同专著中，当初因论题需要而互相征引，显得有些重复，如今为了著作的完整性，只好予以保留。至于若干尚未完成的课题，只收已刊篇章，算是立此存照，督促自己加倍努力，早日完稿单行。
已刊各书中，收录了若干合撰或对话。这回入集，不太重要的访谈删去，保留下来的，大都有其特殊意义（如与钱理群、黄子平的“三人谈”）。那些单独刊行的讲稿 / 对话 / 访谈录，如《京西答客问》（2012）、《讲台上的“学问”》（2016）、《阅读 · 大学 · 中文系》（2017）、《文学史的书写与教学》（2018）等，不收入本文集。
时过境迁，保留许多琐碎文章，除了敝帚自珍，还有就是记录时代风云以及个人学步的足迹。开篇“学术纪事”，收尾“编著目录”，也是这个意思。至于已刊文章目录及访谈资料等，参见王风、李浴洋编《陈平原研究资料》（云南人民出版社，2022年）。
时运不济，加上资质愚钝，一路走来，跌跌撞撞。之所以还能做出一点成绩，得益于改革开放的大环境，还有就是诸多师友的积极扶持，以及无数学生、读者和编辑的掌声鼓励。需要特别致谢的是，父亲陈北、母亲陈礼坚、妻子夏晓虹的精心呵护，以及硕士导师吴宏聪、陈则光、饶鸿竞和博士导师王瑶等先生在我学术起步阶段的悉心调教。
2022年4月17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